●  闫肖锋

　　审稿是总编最头疼的时候，而毙稿是他最威风的时刻。打工仔出身的《苹果日报》老板肥仔黎的毙稿方式很江湖，就是把稿子从屋里“飞”出来，每到此时，小编小记们会战战兢兢立于门外，等候发落。扔稿情景被编入台湾搞笑模仿秀节目《全民大闷锅》之“芒果乱报”。
　　当然，文化人是不会这般粗鲁的。《三联生活周刊》主编朱伟早晨散完步、溜完狗打开电子邮箱接收编好的稿件，邮箱设为自动回复，主编大人并不回复“好”或“不好”，更不提修改意见。三联人的“审判日”是每周二，到时才知道谁被毙了谁的稿子上了，被毙的人白辛苦。这同样逼得每个人战战兢兢地做好每一篇稿。以上描述除“溜狗”有演绎之嫌外，其他确实如此。杂志社只有一个编辑，那就是主编朱伟，他有权说谁上了，谁白干了。
　　主编大人是不会给毙稿费（kill fee）的，通常，国内只有广告界有毙稿费之说，杂志界基本没听说过，不用就是不用。逼得你要死劲揣摩主编的口味，亦即杂志的定位与品　　位。最安全的作法是搞定读者。用电话、MSN群、QQ群加一帮铁杆读者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而《新周刊》总编苦恼的是，通常无稿可毙，因为没有备稿。

　　如何讲好一个故事：新新闻与华尔街日报体

　　毙稿的原因之一就是文章过于空泛或呆板，找不到故事和主逻辑。通常这有两种情况，或者是操作者没有采到足够的料，或者是有料但做的东西不得要领，像个蹩脚的厨子。
　　《南方周末》文化版总监向阳常追问记者的一句话是：“你找到故事了吗？”但同样是故事却有不同版本之分，是《南方周末》版的，还是《知音》或《家庭》版的，亦或《时代》周刊或《新闻周刊》版的。
　　新闻史上最长的争论就是如何采编好新闻故事，两个极端理念分别为客观主义或新新闻主义。客观主义新闻被归结为“五个W”：发生了什么，何时，哪里，谁，产生什么效果或影响。现在又追加一个“H”——如何。
　　电台和电视最能胜任报道“五个W”，报纸和杂志被逼得没了活路。以传统客观新闻为主报道形式的纸媒大有沦为明日黄花之势。于是人们求助于新新闻。新新闻主义，旨在将文学写作的手法应用于新闻报道，重视对话、场景和心理描写，不遗余力地刻画细节。其发展的高峰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代表人物包括汤姆·沃尔夫、诺曼·梅勒、杜鲁门·卡珀帝和亨特·汤姆逊。这些人的作品主要发表在《纽约客》、《乡村之声》和《君子》等杂志上。
　　新闻不称新闻而叫故事。如今连电视新闻主播都习惯上说“Here are the main news and stories”。新闻报道为何用“stories”？显然，新闻被加入了演绎的成份。《光荣与梦想》作者就大量使用演绎。电影《臭名昭著》表现的《纽约客》著名写手卡波特更是不惜与冷血杀手卷入感情，这是大违传统新闻采写原则的。新新闻主义被看作是向文学传统的一个回归，在新闻报道中描述人的主观感受和心理活动，这在传统的新闻学中是最为忌讳的。
　　如何找到主故事、主逻辑又不失丰富的分枝细节，如何在客观与责任、严肃与趣味之间逶迤而行，“华尔街日报体”可谓在这两种取向中做到了较好的平衡。该体的程序是：
　　第一部分是个人轶事或场景设置，选择某个人物的一个有趣、生动的轶事开头，这一故事并非报道的主要事件，但与主要事件有内在联系，而且故事本身具有典型性、代表性。接着是主题陈述部分，然后是核心段落部分，穿插背景介绍及过渡段、段落群，最后是结尾，结尾通常会反照一下开始的轶事部分。
　　不管《华尔街日报》如何被尊为“金融《圣经》”，《〈华尔街日报〉是如何讲故事的》一书还是简洁地归结为——“给读者讲一个故事，并且看在老天爷的份上，让它有趣一点”。
　　所以，“傻瓜，故事才是最重要的！”这句话被印在好莱坞动画制作公司Pixa的墙上。就这么简单！至于是新新闻体还是华尔街日报体，要看题材的料适合做什么菜了。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客观新闻体一定不是未来杂志文体的走向。
　　新新闻主义最大的贡献是突破了既定场景的局限，将不同元素整合于一处以阐明问题，交叉创造价值。在这个全球化时代，万物因缘而动，需要跨界、跨域、打破时空，找到甲事与乙事之间的巧妙关联，发挥社会学想像力，联结小事件小人物与大背景以阐明观点，这正是杂志报道的长处，是电台、电视用话筒做不到的。当然电台、电视有自己擅长的“五个W”。直到网络新闻兴起，互联网方式——大规模协作的新闻写作——将终结所有传统媒体报道方式。

　　什么是好的文体：网络冲浪与文字复古

　　毙稿的另一个原因是文风太轻佻、太浮躁，文章沉不下去，太过无厘头和八卦。
　　新生代传媒人绝少不受网络文体轻浮之风影响的。所谓网络浅阅读，阅读趣味娱乐化、图像化、口语化、短句化、个性语言、火星文等等，已深入到当今传媒文风之中。被尊为“互联网先知”的麦克卢汉曾预见了网络语言格式，“打字机的节奏偏爱简短的句子，具有口头形式的句子。”
　　另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关于打腹稿。现在打腹稿写出的稿子越来越少，急就章、快餐化越来越多。新生代习惯趴在键盘上就敲，网文式写作迟早会断送杂志这个古老行当。无论前辈如何婆婆妈妈地要求往往都不奏效，新生代浸淫于网络文风之中。通常的告诫是，如果你对文章不自信，请念出来；如果仍然不自信，请念给哪怕看门阿伯听。文学史上，名作的第一位读者确实有某位老伯或老太。
　　如今，在人员频繁流动的杂志界要想维持一种经典风格何其困难。好传统一去不复返了。老辈人一篇文章反复改，一般先凉一凉，凉完再改。我们所知道的王小波的美文，那可是改过十几次的结果。随着老辈写作方式日薄西山，有人哀叹大师行将断档，“巴金逝世造成中国文学大师断档”。同样，社会学行尊费孝通堪称中国式研究流派的开山祖师，费的文章如行云流水却深含哲理。老辈都有打腹稿的写作习惯，字迹端庄工整，几乎一气呵成，涂改之处绝少。关于打腹稿，佛家云：“由戒而定，定能生慧。”儒家亦云：“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网络时代，汝能定否？
　　而新潮人士则大不以为然。什么是好的文体？适合的文体就是好的文体，什么样的杂志写什么风格的文章。写作要与时俱进。白话是古代人的大众话网络话语就不能吗？
　　而本文只能说，至少在网络终结传统媒体之前，人们还是喜好或怀念那些颇具古风的文章的。
　　无论推崇何种文风，有些深度报道的基本标准还是要遵守的，以《波士顿邮报》为例：
　　1.少用行话；
　　2.解释学术术语；
　　3.少用数据，显示所用数据的重要性；
　　4.把经济报道写得有人情味；
　　5.兼顾正反两方。

　　杂志就是要制造某种语势

　　杂志是讲究语势的。阅读时造就的某种流畅感，是编者与读者之间的默契，长久形成的共鸣。有缘的杂志如旧故，读来有某种阅读快感，如与老友倾谈。
　　阅读《光荣与梦想》即有某种快感，于是业内有所谓威廉·曼切斯特体，中国版的有凌志军体。曼切斯特的“美国社会实录”以人间喜剧式的宏大文本，教会了一代中国传媒人如何新闻写作。这当然要感谢董鼎山们译本的功底之深。曼切斯特的语势在中国大有模仿者。比如曼氏有关时代英雄的盘点：“自由主义的时代英雄，在三十年代是愤怒的青年工人，四十年代是美国大兵，五十年代是被母亲误解的青年人”，被凌志军转化为对民族主义的盘点：“民族主义不同年代代表不同含义，民族英雄也拥有不同身份：二十世纪第一个十年，是颠覆满清的海外留学生；30年代是强迫老蒋抗日的军阀；40年代是反对内战的文人；50年代是抗击美国的志愿军；60年代是红卫兵；70年代是独立自强的劳动模范；80年代是自卫反击战的战士；90年代是中国可以说不的几个年轻人”。
　　多年来，如果《新周刊》有传承，那就是它的语势。《新周刊》创造了某种杂志语言，被冠以“《新周刊》体”，由独有的标题、行文结构和句式构成。比如“十大”什么，“因为（无耻），所以（流行）”，“见过（拧巴的），没见过（这么拧巴的）”。就像其他媒体喜欢用“痛并什么着”，“当什么遇见什么”，“总有一种什么让你什么”，“什么向左，什么向右”，如此这般，构成了杂志的文本密码。
　　如果把《新周刊》比作一道菜，那一定是麻辣火锅，酣畅淋漓。这就是所谓杂志的阅读快感吧。这种快感在阅读老《新周刊》时你不难找到。彼时的《新周刊》贩卖社会情绪，“说不”、“愤怒”、“砸烂”、“批判”是它喷出的热词，有将什么都“进行到底”的气势。坦白地说，该语势源自“毛体”，“毛体”写就了那几代人思维方式和语言习惯的“源代码”，一度通天接地，震撼神州。而今天，我更欣赏《万历十五年》式的冷静文字：
　　1587年，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贪图享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他们有的身败，有的名裂，有的身败兼名裂……万历十五年的年鉴，是为历史上一部失败的总记录。

　　标题党与儿女情长

　　互联网的一大“祸害”就是把大家都变成了“标题党”——通常，看一下标题再粗粗浏览一下内文，这便是浅阅读了。网文的互动功能大于其阅读功能，看看网民是怎么评论、回帖的比网文本身更有价值。
　　很难想象买一本十元或十五元的杂志只为看看标题、翻翻图片，整本杂志就这么报销了。但杂志确有走向“标题党”的趋向，某种标题吃得开就永远照做。胡赳赳在来《新周刊》之前曾戏文“蟑螂在头条”：《中国新闻周刊》是“小蟑之家转型期间下岗工人有保蟑”，《三联生活周刊》是“蟑螂的思想武器”，《新周刊》是“中国蟑螂排行榜”，《城市画报》是“蟑螂酷毙”，《知音》是“人们啊，未婚蟑螂为何被抛尸荒野”……
　　好的文章不依重夺眼球的标题，应既有严谨的逻辑又有丰富的细节。我们试将逻辑与细节分为四个象限来判别文章的等级：一等文章有严谨逻辑又有丰富细节，二等文章有严谨逻辑但缺细节，三等文章细节丰富但欠逻辑，四等文章既无逻辑又无细节。
　　除逻辑与细节外，文体是讲所谓“情怀”的。关于情怀，《送别》所唱“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只是，工业社会刷新了人类社会景观，长亭、古道、芳草、夕阳均不见了。更彻底的是我们内心的改变。李叔同如活在当下，不一定会变成弘一法师，可能会变成调侃工业社会的犬儒派，再也写不出《送别》体。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早在一百年前就断言：“工业社会将浩荡一切儿女情长。”古典情怀连同老派写作方式一道，均遭无情解构。
　　黑格尔更早时说过，“散文时代开始了”——诗意的激情时代结束了，诗歌已死，西方诗歌早死了，早于中国上个世纪80年代。当代文章只剩下“调侃”与“平庸”这两个词。

　　结  语

　　我们的时代没有功夫停下来欣赏《送别》体，也没功夫欣赏梨花体。这是一个什么时代？这样一个时代，现实生活中发生的种种事情，甚至远超过最大胆最荒诞的文学艺术想象：处女卖淫、城管扒裤、夫妻在家看黄碟被罚、老汉千里背尸还乡、跳楼秀、抢注“中央一套”、“双规”牌杀虫剂、少女卖身救母、重庆牛钉、周正龙拍纸老虎……
　　社会学家称，中国正处于艰难转型期，旧有秩序和价值观均已被颠覆，新秩序和价值观尚未确立，断裂与碰撞在所难免中，整个社会心态混沌而多元。在这样的大时代背景下，杂志文体更需要某种沉静之态。慷慨激昂与儿女情长都要不得，更需要从容淡定和睿智。
　　按新闻学上划分，报道分三个层次：第一层是事实性的直截了当的报道，第二层是发掘表象背后实质的调查性报道，第三层是在前二者基础上所作的解释性和分析性报道。所谓深度报道、深度采写、调查性报道、解释性报道、体验式报道，本质上是一个东西，主要就是指后面两层，即通过一篇文章，你要将这个时代的潜台词挖出来。

　　（作者为《新周刊》杂志总主笔）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０８年２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