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闫肖锋
网上论坛：80后说“90后还是小屁孩呢”；90后回道“80后已经老了”或“80后都结婚生孩子了”。一位90后毫不掩饰对志得意满的80后们的轻视，“老妈经常说，‘你再不好好学习，就像你表哥（80后）一样，毕业就失业’。”80后的父母是什么也没赶上的“被耽误的一代”50后，90后的父母是样样都赶上了的“新富阶层”60后，但50后与60后从来没像其后代们这般相互轻视。
难怪像《新周刊》这样爱挑事的杂志愿意在世代专题上大做文章，它们是这个时代戏剧中最有趣的部分，从“飘一代”、“80年代下的蛋”、“新三十而立”再到“F40”、“青春病例”，杂志对代际价值观流变与冲突给予充分关注。话语权争夺战背后是价值观更替——全球化视野下的代际流变。文化冲突也好，代沟也好，后喻时代也好，传统社会学概念需要鲜活的传媒视角，这也是《新周刊》这本杂志的价值所在。
“韩白之争”：代际冲突的缩影
当今的代际冲突，没有了上世纪60年代的血腥暴力，却同样催生着社会价值观的剧变。“文革”时期口诛笔伐，现在换成板砖而已，文斗或武斗，最终结果都是一样——除旧立新。
原始社会没有世代，没有代际冲突。据人类学家考证，原始社会甚至没有青春期，没有文明带来压抑也就无所谓反叛。现代社会不同了，剧烈的社会变迁伴随价值观更迭，代际冲突在所难免。从文坛的“韩白之争”到引发轩然大波的香港“艳照门”，均透视出代际价值观的巨大差异。
代际冲突表相上是价值观冲突。从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经历了50年代的革命传统价值观、60年代的“文革”阶级斗争价值观、80年代的改革开放价值观、90年代的跨国公司价值观，及2000年后的互联网和娱乐化价值观几个断代，其间成长起来的世代们的人生观自然迥异，甚至到了彼此无法对话的地步。
或许过多强调代际价值观冲突，掩盖了价值观上的一脉相承。据观察，家乐福引发的“抗法事件”主力，均为80后白领群体。他们出生于西方思潮大量涌入的上个世纪80年代，成长于消费主义兴盛的90年代，得意于自由精神泛滥的互联网时代，他们的民族主义之根来源于何处呢？其实这条根一直未断过，与上代一脉相承。作为80后人生的第一次社会运动，他们要质问的是：老辈子怎么回事，怎么我们刚刚表现出社会态度你们就出来教训人？（如白岩松：抵制是以“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王小峰：“我不抵制日货、法货或什么货，我只抵制蠢货”）谁没有过冲动的年龄？
这么说，文化冲突背后是利益冲突，世代冲突的本质是夺权。正如奥斯卡获奖片《老无所依》所言，“要是你的法则让你沦落到这个地步，那这个法则还管用吗？”过往以20年为代，而新时期则以10年、5年为代，周期在缩短，长江后浪推前浪，新世代们显然迫不及待了。他们要上位，“彼可取而代之”。首先从最容易的话语权开始，互联网是他们的利器。
中国青年报发表李天时的《拒绝和70年代生的人交朋友》引起一片口诛笔伐。不妨引用李的原文：
70年代生的人不断地制造一些新名词，比如“酷”，比如“炫”，就像他们中的前卫人物，往往有鼻环，有彩色头发，有顶到脑门的一副墨镜，有看小品也板着脸不笑的表情。他们这样一来把自己弄得很神秘，其实骨子里什么也没有，只会听流行的声音，跟着时髦走。就像我们看到的“小燕子”，一天到晚叽叽喳喳，你烦了，开始说她，她就大眼睛一眨一眨地装嫩玩纯真，其实很弱智。
这副画像分明说的是“我字当头”的80后，老李显然搞错了对像。尽管如此还是遭到噼里啪啦一阵板砖，李纵有千张嘴也难以招架。情形好比“韩白之争”中的白烨，尽管得到高晓松、陆川等70后的帮腔，老白还是败下阵来，在“韩粉”们的乱箭中关闭了博客。
当然，80后尽管网上占尽风头，可现实世界中则是另一番风景。其实“我的地盘”“我”根本就作不了主，无论从求学到就业都得靠上辈人铺就路子。前面有大批60后上位，后面有90后“炫富女”那样的摆Pose刺激。80后意识到权力和地位没你大，现实中会选择躲避，理都懒得理你。所谓“长者的智慧”，不过是到谷歌或百度上一搜就都有了。
毛糙和跳槽，这是60后/70后管理者经常对80后的抱怨。没有什么忠诚度，更别提吃苦耐劳了。连80后民工都与上代民工出现极大差异，他们懂得维权，还要求娱乐，如果让他们在一份月入千元但没多少娱乐的工作岗位如鞋厂、制衣厂这类老辈民工从事的工种，和一份月入600元但有娱乐机会的工作如宾馆或卡拉OK厅中作选择的话，他们宁愿选择后者。老辈民工要养家糊口，新世代民工则更求个人快乐和发展空间。
《新周刊》2000年曾作专题“世纪沟”，提出代沟已不能解释这个世界的分裂程度。经济上的世纪沟划分出贫富两个世界，世代上的世纪沟则划分出新旧两种价值体系。因为价值观和利益，未来大大小小的“韩白之争”还将上演。
50后/60后/70后：迅速上位或无位可卡
50后是狼图腾的一代吗？无疑，他们是机会稀缺、最刻苦经营的一代。
曾经的中国历史上最意气风发的一代，随后的中国历史上最失魂落魄的一代，他们的前半截与后半截是拧巴的。50后下过乡、进过厂、扛过枪，却很少上过学、跨过洋、泡过网。世界对他们公平又不公平。他们爱“向毛主席保证”，可社会却没向他们保证什么。他们是西方敬畏的狂热的“毛分子”，显赫一时，指点江山，却在新世界里发现自己是多余的人。他们是80后的父辈却什么也教导不了、说服不了。他们是卡拉OK革命歌曲的爱好者，直唱得沧桑老脸泪水纵横。他们刚站上权力巅峰就被要求退出。他们是下岗者，被社会加速度甩到边缘，提前进入怀旧状态。
“这个时代经典的人格分裂者，他代表了这个时代所有的矛盾与缺憾。”艾未未这句话可作50后集体的墓志铭。《与青春有关的日子》描绘了这些人，他们是伤人者和被伤者，他们的纯真并不能换来80后儿女们的尊敬。
然而，也有批评者称这批人是中国新利益集团的代表，他们成长于思想和文化的荒漠，冷漠、自私、贪婪、凶残，属“狼一代”，本能地懂得结党集群，善于捕捉机会，勇于劫掠和吞噬。他们在失去中国传统文化精髓之后，又不能把握现代西方文明实质；学习了一点市场经济的皮毛和港台富豪的生活品位，绝无人文精神和道德情怀。“狼一代”强力介入政经各界关键岗位并主导游戏规则制定。那么，问题就来了，假如世界在他们手中变得更糟了，“狼一代”有什么资格教训其子女“我世代”？
相比而言，60后则要舒坦得多，承上启下、左右逢源，60后全面接管政界、商界。他们是“F40”， 和二三十岁的F4们一样享受着最好的时代和最好的花样年华，但他们比F4多了一个“0”。F4代表着他们的现在，“0”代表着他们的过去。在《新周刊》为其描摹的新中年肖像中，他们“一半是凝重的传统，另一半是自由的天空；一半是革命的尾声，另一半是开放的先声；一半是诗意，另一半是商业；一半是积累财富的市场掘金客，另一半是播撒理念的麦田守望者；一半是被世界主宰，另一半主宰着世界。”他们是当红的CEO们、省长部长们。一句话，相对于F4们他们是“现货”。
70后是尴尬的世代，他们无位可卡，至多晋身职业经理人群体。他们在网上道出“九大尴尬”，如：“好不容易考上大学，却发现不仅国家不包分配，而且连本科文凭都不值钱了”、“千辛万苦进了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正赶上取消福利分房”，美好的生活属于谁呢？20年前，“属于我，属于你，属于80年代的新一辈”，20年后，80后初生牛犊不怕虎，谁都没把70后放在眼里。在60后眼里是叛逆的一代，而在80后眼里，他们是落伍者。出生在一个讲理想的年代，却不得不生活在一个重现实的年代，是这一代人最大的尴尬。
台商并不这么看，在《天下》杂志“台湾50VS大陆30”专题中，年届50靠打拼上位的台商们欣赏大陆新冒起的70后，认为他们懂卡位、识时务、具有国际化眼光。这批人虽眼下为台商打工，作为职业经理人，但未来是强大挑战者和取代者。可从文化断代上看，70后仍属50后/60后一代，只是更具年龄优势罢了。
80后：我世代
某次社会学论坛上，有人疾呼：中国正在培养最没出息的一代！这个“最没出息的一代”当然指曾有“小皇帝”之称的独生子女一代，即80后。“非典”时期，北京80后大学生不顾劝告上演了集体大逃亡，其社会责任感可见一斑。批评者质疑，他们能承载中国全球化的重任吗？他们是只知道娱乐、不懂得责任的一代吗？
没有哪个世代像80后这样给出两个分裂而矛盾的形象：
一方面，他们是中国移动制造的一代，“我的地盘我作主”；是超女一代，想X就X；他们是耐克JUST DO IT一代，是不提民主自由只知及时行乐的我世代（《时代》周刊）。
另一方面，他们是中国走向世界最有竞争力的一代，在扁平世界舞台上是竞争压力最大的一代；他们是最全面履行普世规则、认同全球价值观的一代，或许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代呢。
《新周刊》从2000年“80年代下的蛋：80年代生人全景调查”到2006年的以刘翔“亚洲有我”为封面的“中国青春痘”，为这个世代作时代画像，关注这个世代就是关注中国未来几十年。《新周刊》是最早关注80世代的传媒，此前，这代人只有独生子女一代的人口学称谓。
剖析80后，杂志找到社会学中社会化的视角。社会化是指一代人获得人格、学习和交往方式的过程，培养自我、客我、道德意识、集体精神、社会责任感。过往，社会化的机构是家庭、学校、同龄群，现在主力机构是大众传媒。过去，一个美国学生高中毕业时花在电视上的平均时间是2000个小时，远远超过在教室的时间。现在，一个中国学生高中毕业时花在网上的平均时间也会远远超过在教室的时间。另一个社会化重要因素是同龄群，因为代沟有话不跟家长和老师说，比如早恋，“你知道什么呀，这是解压呢。”他们彼此这样鼓励。“妈妈不要再多罗嗦/请不要为我担心和难过/ 前面是一片绚丽的景色/何必在乎那结果……噢 别理我 我烦着呐。”（花儿乐队《结果》）
“不做下一个谁，做第一个我。”（耐克新广告语）《做最好的自己》，这与青年励志导师李开复的畅销书如出一辙。他们拒绝平庸，“亚洲有我”的刘翔和“文坛算个屁”的韩寒是其代表。80后生活在“幸福的旁边”，他们生长在中国历史上最丰裕的时期,没有体验过匮乏时代的压力,没有极端贫困的记忆，作为独生子女受到了最大关爱,所享受的家庭温暖和全面的教养也是上几代人所不能比拟的。互联网和全球化所带来的新的观念,让他们有比上几代人更开阔的视野。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告别民族悲情和历史重负，让他们更轻松地面对未来。
政治观上，并非《时代》描绘的那样“政治冷漠”，这次“家乐福事件”可以证明。如果说上个世纪80年代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是理想主义使然，彼时主力是60年代生人，1999年“炸馆事件”主力军是70后，那么今次“阻击西方”的主力军则属于80后——当然尚无社会运动使这一代人的政治立场显影，多数只能通过网络。社会运动是到一定火候的自然表现，压是压不住的。
消费观上，80后是时尚消费新生力量，他们以消费作出对这个国家的贡献。也有人给他们冠以“ATM世代”的称号，即缺乏积累，乐于消费，不做计划。消费观念买单的标准是喜欢。他们无法认同父辈那种拿了工资就存银行的消费态度，坚信“钱不是省出来的，而是赚出来的”，崇尚“钱挣来就是为了花的”。消费是其赚钱的动力。
创业观上，80后必然是创业的一代。现在中国一年毕业的大学生超过400万，逐年增加，就业越来越难，平均起薪越来越低，这使得创业的机会成本和风险也跟着降低，反正nothing to lose。他们中间出现了李想和茅侃侃这样的创富英雄。
家庭观上，80后在奥运之年打出“80后的首要任务是生产08后”的口号。但显然他们当孩子还没当够，一位80后母亲称：“生孩子那会儿，觉得挺无所谓的，反正早晚都得这样，很多过来人也都劝我晚生不如早生，就稀里糊涂当了妈。孩子一出生，当护士把孩子抱到我面前时，我傻眼了：天啊，我都成妈了？”
《新周刊》曾作“新三十而立”、“三十而富”等专题，可对于80后而言是“三十难立”，比如购房、找工作均需要“大家庭”这个责任无限公司的支持。电视片《奋斗》提出了很好的命题，但将80后的奋斗演绎成了搞笑剧。无独有偶，西方社会也有“thirty something”的说法，指到了30多岁人生应有所成，或思考人生的下一步要怎么走。搞不好，成thirty nothing。
90后：牌子世代或芭比娃娃一代
如果说80后的家庭模式是“4+2+1”，那么90后则是“非常6＋1”，他们更是家庭无限责任公司的宝贝资产。他们一切靠父母结账，被称为“好吃懒做、依靠父母的寄生虫”，而部分90后靠父母给钱还拿出来炫耀。
网上流行一时的90后“炫富女”
90后，名牌下成长起来的一代，或牌子世代，商业化催熟的一代。普遍地早熟，从一开始就乐意成为消费社会、技术时代的宠儿，毫无心理障碍。他们是一身名牌或仿名牌的芭比娃娃或芭比宝贝，比如耐克、阿迪达斯、彪马、锐步，乔丹代言的“飞行者”一买就是两双。他们是爱吃洋快餐的一代，美国文化通过他们的胃进入他们的大脑并盘踞一生。他们是互联网的宠儿，发信息、发E-mail、打机比父辈都溜儿，他们的作业是PPT格式的，他们是第一批MP4和iPod的使用者。流行是他们的谈资也是资本。全球化是后喻文化时代，只有他/她教你，没有你教他/她。
90后显然比80后更欠责任感、历史感、沉重感。最大的90后现已十七八岁。牟其中、杨小凯在17岁上写下了同名的《中国将向哪里去？》的“反动文章”，并因此身陷囹圄。90后的17岁只会在网上飞帖子、传彩信。
《 新周刊》以“文化传承”为切入点作了一期“还有多少中国味”的90后专题，在北京、上海、广州、香港和台北5个城市遴选调查90年代生人。“酷”、“炫”（通常与“超”联用）是他们的口头语，天生不惧镜头且善于表现（《人小鬼大》），他们的理性和法则是完全商品经济的，他们是物质女孩/男孩。他们通过嘻哈打闹的《还珠格格》来认知历史，通过汤圆月饼来认知传统佳节，而牛扒、比萨、韩国烧烤和日本料理等经常挂在他们嘴边。
未来的中国主人翁，还有多少中国味？《新周刊》盘点的“中国味”是孔子、易经、礼记、离骚、白蛇传、儒学、忠孝、仁义、汉字，是小桥流水、梅兰竹菊、水墨国画、齐天大圣孙悟空和猪八戒；“全球味”则是麦当劳、可口可乐、耐克、NBA、宜家，是自由、个人、超人、Hello Kitty、英语、R&B、嘻哈乐、视窗、好莱坞、贝克汉姆。他们身上哪个味多一点不用调查即知。
《我是“全球人”》一书提出口号：不混血，就灭亡。其公式是：民族杂交能力+社会凝聚力=国力。美国就是个榜样。而中国人关心的是，当一个强势基因与另一个弱势基因杂交时，会产生出什么物种？他们坚持认为，只有当两种强势基因交合在一起时，才能诞生出优良品种。这才是未来对新人类的期待。试想，当全球变成一个大迪士尼乐园时，那个卖门票的是谁呢？
更大的担心，是90后基本是母亲带大的一代，他们的“娘娘腔”比“超男/超女”们更重。他们的抗打击能力是历代最弱的。他们是“圈养”的一代，他们不仅丧失了交友能力，更不具备承受挫折的能力。他们的英雄是人妖、兽人、机械人、多性人等虚拟身份，他们对这个残酷世界的认知源自电子游戏。
有一则关于小蚯蚓的隐喻：蚯蚓甲无聊，为打乒乓球只好将自身切为两截；蚯蚓乙无聊，为打麻将将自己切为四截；蚯蚓丙更无聊，将自己切成肉沫，因为它想踢足球赛。小蚯蚓的这个笑话多少反映了新生代独生子女们的孤单。
最后，他们不想工作。如果70后的口头语是“我是工作狂”，80后是“拒绝加班”，那么，90后就是“拒绝工作”。仿佛九斤老太的抱怨——“一代不如一代！”
《新周刊》：从“飘一代”到“421”中国
从“漂一代”转化为“飘一代”，时代生活方式上的变化从物理意义上的漂移，转向精神气质上的自由自在。《新周刊》“飘一代”概念适时捕捉到了“社会生态的新表情”，为分散的、潜在的个人行为和生活状态，找到了精神上的归属感。许多人也因此获得了个人行为的合法性，以“飘一代”自居。
《新周刊》“飘一代”别册
社会上一度出现“飘一代”概念的跟风者，北京出现“飘一代乐队”，到工商局抢注“飘一代化妆品”。但注定这是个短命的概念，像所有流行概念一样，被新的“月光族”、“NEET族”等冲刷，被中国未来的沉重感所取代。
新周专题“421的中国”直指中国未来的隐忧：谁来担负中国的未来？
“421家庭”中，一对独生子女结婚生子后，上有4个父母、下有1个小孩，父母上面可能还有父母，这样就不只是“421”而是“8421”了。你可以想像这种倒金字塔结构的社会如何岌岌可危，未富先老。有人说，“421家庭”是7张牌，其中4张是大牌，1张是底牌， 2张是关键牌，张张重要，张张不能丢弃。但重新洗牌看来在所难免了。只是在数十年之间，中国传统“四世同堂”迅速演变成“倒金字塔”，整个中国传统家庭关系将被重写。谁来担负中国的未来？
让我们回到轻松一些的话题吧。传媒的世代话题客观上为商家的世代行销（国内叫代际营销）添油加醋。如中国移动的“M-Zone”，《新周刊》就“我的地盘我作主”（其实作不了主）操作了一期“我世代”。世代行销与阶层行销一样，以社会族群心理密码为营销路径，打通消费通道。它本质上是一种生活方式营销，因为“诉诸消费者的心境，是未来行销的趋势”（翻版书《生活形态行销ALL IN ONE》）。
世代行销流行于海外。美国有婴儿潮世代与X世代、Y世代。美国的战后婴儿潮一代出了很多创业家，像是比尔·盖茨和史蒂夫·贾伯斯，他们赶上IT行业的大时代，赶上美国经济起飞的大时代。这代人经历过1960年代的社会变动，和1970年代的越战，以及1980年代里根和撒切尔夫人联手推动的全球化，有很强的自我实现的驱动力，最终反应在创业上。婴儿潮如小布什者，曾经的1968青年运动的主力，《滚石》、《花花公子》的爱好者，当今的总统或CEO。Y世代则是婴儿潮一代的儿女，如布兰妮之辈。台湾紧跟美日流，将Y世代甚至分出阿妹酷龙族、优质Y等生族和怪怪美少族。反观大陆，Y世代只有个笼统的80后概念，即使70后都分出过愤青与小资两个亚种群呢。
世代行销的支撑因素是所谓认同感经济，如日本歌星、亚洲麦当娜版的滨崎步，就以流行教主的身份刮起“滨崎步”风席卷全亚洲。小步创造的“I am economy”是典型的认同感经济。名人和名牌是共生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鸟儿，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歌声。
iPod登陆台湾以林志玲代言，这宣告以萧蔷为代表的60后的淡去。代际更替往往是以某个标志性的事件划分的。直到林志玲某一天被新的世代偶像所取代。一个旧世代，就这样以新世代的闪亮登场而宣告没落。这就是人生，人生就是这样。
结 语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终究是你们的。你们就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
假如你不能把这个世界建设好，又如何有资格教育下一代？对新世代说三道四时，应不时这样提醒自己。
谁是中国全球化的主力军和先锋队？周杰伦们看似回归了传统——周天王将RAP与传统词语如东风破、菊花台、青花瓷等相连，国际化后又回找传统的感觉，但这只能看作是营销上的一次跨界行为。从本质上，中国代际关系是隔阂的、拧巴的、有时会是冲突的。代际冲突的背后是文化冲突，文化冲突的背后是利益冲突。
本人不相信任何大变局之下会有代际之间真正的理解，“理解万岁”喊响于上个世纪80年代，那是乌托邦。遥想2030年，等千禧后们进入而立之年，“421”社会变成“124”社会时，所有现今预设的社会福利制度、养老制度都将被颠覆。千禧后们将抱怨老人们为他们设下的陷阱。他们高喊着“老而不死是为贼”。今日提倡的国学热、弟子规，不过是一项公众阴谋罢了。
（作者为《新周刊》总主笔）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０８年６月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