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永平

　　传播学理论认为，一部文学作品在作者创作出来以后，还要经过传播，被接受者接受以后才算是最终完成；接受美学理论认为，接受者对作品而言，是必不可少的，不存在可以离开接受者而自足存在的所谓的艺术作品。只有接受者，才能使作品获得新的规定性存在。如果少了传播与接受这两个环节，就不能完整地、动态地理解一部作品的真实存在。相对于诗文等体裁来说，古代小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小说家为接受者进行创作的，因此其传播接受便显得尤为重要。古代小说的出版、改编、翻译、研究等方式均属于传播活动。中国古代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尤其是明清时期，出现了一大批具有艺术生命力的优秀作品，享誉海内外，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传播的迅速发展与进步。
　　文学作品无国界之分，任何一部优秀的作品都有可能飘洋过海，远传他国。中国古典文学在世界文坛占有重要地位，中国古典文学与世界文学的交流也有着长久的历史，而日本与中国作为友好邻邦，一衣带水，交往频繁，两国在文化方面有着许多共通之处，中国古代小说特别是一些明清时期的经典名著也不可避免地为广大日本民众所接受。中国白话小说为日本文学提供恢弘素材，并以最初的原文讲解、训读、翻译，以及改编等形式，深深扎根日本文化之中，形成“读本”一类范式，给日本近代文学以强大的影响。但由于两国在社会背景、文化心理、民族意识、审美趣味、思维方式等方面存在着差异，因而对于中国古代小说的接受理解也就不同。
　　《三言二拍》作为中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的代表作品，在中国小说史乃至中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作品问世以后，很快传播开来，为广大民众所接受，许多学者也加强了相关研究，并取得了丰硕成果。伴随着中日之间密切的文化交流，《三言二拍》在问世不久即传入日本。
　　因为日本上层汉学家熟读汉籍，《三言二拍》首先是以原文本形式传播的，之后才逐渐有翻译传播。据日本学者大庭修《江户时代唐船携来书籍研究》载，《初刻拍案惊奇》、《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和收有二十九篇“三言”、十一篇“两拍”作品的明人话本集《今古奇观》，分别在1726年、1727年、1743年、1731年由商船载入日本。此后100年间从未间断，深为日本读者珍爱。
　　翻译是影响海外研究的最重要的课题。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将这些原文作品的风格、语言改写为适于译者自身的时代语言，在转译的同时，译者很可能会为他自身的文学传统引入新的文类、内容、风格与语法词汇。但是，成语、隐喻、风格等是无法直接由一种语言借入到另一种语言的，必须要透过新的重新组合的翻译过程，才能在新的文学传统中适用、重生。就翻译的过程而言，翻译就是一种作品的再创作；就翻译的性质而言，翻译本身也是一种文学批评，可以折射出不同民族对于相同作品的不同理解。
　　《三言二拍》的日文翻译，最早是在日本江户时代。最为著名的当数岡白驹的《小说精言》(1743年)、《小说奇言》(1753年)和泽田一斋的《小说粹言年》(1758)。这3部书都是选自《三言二拍》的白话小说，加以句读、训点和傍训，日本学界模仿中国“三言”的提法，称之为“和刻三言”。由此也导致了日本白话小说的介绍和翻案小说出现的热潮，促进了读本的发生与发展。
　　日本“读本”是深受中国白话小说的影响，于宽延时期开始至幕末，出现的一种通俗文学形式。前期读本代表作家是大阪的儒医都贺庭钟，他的初期读本作品集《英草纸》(1749年)、《繁野话》(1766年)、《莠句册》(1787年)、《垣根草》(1793年)，大都是明短篇白话小说的翻案，多以《三言二拍》为范本，或忠实地沿用了原故事情节，或适当攫取原文的部分内容，使之日本化，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在俗语中注入雅词，即俗为雅，形成高雅的文体；铺陈历史背景；设计波澜曲折的情节，结构前后照应力求紧密；人物具有鲜明的性格；故事中注入思想性。上述6个特点，除即俗为雅外，都是源于中国明短篇白话小说的艺术特色，由此形成了日本读本的创作原则。
　　此后，上田秋成的作品也受到《三言二拍》的影响。他的处女作浮世草子《诸道听耳世间猿》中的主人公竹田三平的性格特征、身世遭遇与《初刻拍案惊奇》的“转运汉巧遇洞庭红，波斯胡指破龟龙壳”中文若虚的命运十分相似；成名作《雨月物语》中的“蛇性之淫”、“菊花制约”分别源于《警世通言》的“白娘子永镇雷峰塔”和《喻世明言》的“范巨卿鸡黍死生交”。而在文体上仿效《英草纸》，使原来的说话文学增添了虚构、幻想的色彩，寄托了作者的情感。《三言二拍》同样为日本近现代作家和文学作品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宝贵的借鉴。如森鸥外的短篇小说《舞女》就与《警世通言》中的“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有着某些内在渊源。
　　（作者单位：山东政法学院）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０８年８月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