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钱晓文

　　我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如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等，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的影响，有的还是从倾向改良思想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就是其中的代表。
　　十月革命前，李大钊受改良主义影响较大，参加过梁启超和汤化龙等人组成的进步党-研究系。1916年汤化龙等人在北京创办《晨钟报》（《晨报》的前身），邀请从日本回国的李大钊担任总编辑。北京《晨报》（1916～1928）作为研究系的言论机关，以宣传社会改良主义思想为宗旨，标榜“监督政府、拥护民权、促进法制、宣传文化”。该报在政治上拥护北洋军阀政府，但在五四时期，《晨报》及其副刊从所属的改良派政团中暂时分化出来，积极从事新文化运动，宣传社会主义思想，成为推动新文化运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刊物之一。当时已经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李大钊等参加了《晨报》的建设，对该报的暂时转变起了促进作用。李大钊利用改良派的报纸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阵地，成为我国报刊宣传史上的一个亮点。

　　一

　　十月革命爆发后，李大钊开始了由革命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1916年8月15日《晨钟报》创刊时李大钊在代写的社论《晨钟之使命》中，将思想启蒙作为《晨钟报》的政治方针，而这是依附于北洋军阀政府的研究系集团所不能接受的，不久，李大钊就绝裾而去，与资产阶级改良派分道扬镳了。中国工人阶级力量的壮大和十月革命的鼓舞，使李大钊的思想开始转变，他很快地抛弃了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思想，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与宣传者。从1918年下半年起，李大钊在《新青年》杂志上先后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多篇文章，热情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这两篇文章的发表，标志着李大钊经过多年的探索与追求，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先驱者。
　　李大钊十分重视报刊对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作用。他认为：“新闻事业是一种‘活的社会事业’，而社会是复杂的，要想把这不断的、发生的、多方面的社会现象描写出来，加以批评或指导，非有相当的学问和知识不可”。他批评了胡适的错误观点，指出在报刊上宣传马克思主义不但是应该的，而且完全可以做得很有成效，决不是“只是为了填补新闻纸（胡适）”（1922年2月14日《晨报》）。李大钊广泛团结新闻界一切进步力量，结成新文化运动的统一战线，以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他积极支持《晨报》副刊改革，使之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阵地。

　　二

　　从1915年9月《新青年》杂志创刊开始，中国就掀起了一场以报刊为主要阵地的新文化运动。《晨报》副刊积极传播新思潮、介绍新知识，与《新青年》等进步报刊一起，成为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在当时已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李大钊的积极参与下，1919年2月7日，《晨报》宣布将第七版副刊大加改革，增加“自由论坛”和“译丛”，以介绍“新修养、新知识、新思想”， 改革后的《晨报》副刊率先宣传新思潮，开风气之先，成为宣传新文化运动和传播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阵地。从1919年5月到年底，《晨报》副刊的马克思主义宣传达到高潮。尤其是李大钊主持的“自由论坛”，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史上是一个伟大的胜利，召唤着一代青年的觉醒。《晨报》副刊开始刊登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的文章并不是最早的，但它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趋向很快明朗化并成为主流。在当时还没有一种以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中心的刊物的情况下，《晨报》副刊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无疑起了推动作用，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以宣传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为宗旨的《晨报》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园地，这并非该报转变政治立场的结果，主要是由于李大钊对《晨报》的支持和帮助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晨报》副刊开创了中国现代报纸副刊进行民主改革之先河，副刊的性质起了根本性变化。《晨报》副刊是综合性副刊，它注重介绍新知识、新思潮，提倡新文艺；对欧美、日本等国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论著也不遗余力地加以译述和评价。尤其是在提倡新文学、发展新文学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改革副刊是《晨报》的重要贡献，它的巨大的社会影响和在中国报刊史上的重要地位也由此而来。但是，这种介绍和改革有着明显的局限性，因为它是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新学说来介绍，而不涉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改革副刊也只是部分版面，不包括整张报纸。这种介绍和改革对于《晨报》都是局部的行为，但这种局部的行为却成为时代的亮点。
　　《晨报》副刊在李大钊主持下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不仅与正张有异，而且违背了研究系集团上层的意愿。一个重要原因，五四时期报纸副刊相对于正刊是比较独立的，其编辑方针常取“兼收并蓄”的态度，不论该报的政治背景如何。蒲殿俊担任《晨报》总编辑之后，在李大钊等人协助下改组《晨报》副刊，请梁启超、胡适、王国维、鲁迅、郁达夫、闻一多、徐志摩、冰心、刘海粟、王统照等一大批文化名人替副刊撰稿。继李大钊之后，孙伏园主持《晨报》副刊，继续采取兼容并包的方针。它出过《马克思纪念》号和《俄国革命纪念》专辑，还有梁启超、李大钊、胡适、蔡元培、刘半农、张竞生等名流的讲演及文章。随着新文化运动的中心转移到上海，从1920年起，《晨报》的态度有所转变，同时其副刊也逐渐把主要地位用来提倡新文学，在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方面进入淡化时期。但由于李大钊的支持和影响，它仍能发表某些宣传社会主义的文章，保持着丰富多彩的面貌。1923年《晨报》正张已失去其进步作用，而它的副刊到1925年完全被新月派控制为止，一直是当时思想界和文艺界中有广泛影响的刊物。

　　三

　　在《晨报》的改革中，李大钊起了很大的作用。进步党-研究系在当时的知识界有相当广泛的影响，李大钊一度加入改良派政党就是明证。当时的研究系正走投无路，梁启超等领导人纷纷出国活动，内部出现分化迹象。在这种情况下，已经与研究系集团决裂的李大钊联合《晨报》内部愿意改革的力量，共同促成了这次改革。改革后的《晨报》第7版实际上由李大钊担任主编，而发表他的文章却都署“大钊来稿”，表明李大钊有自己独立的立场，并没有回到研究系集团去。李大钊和《晨报》的这一段合作，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统一战线关系，是政治思想上的有条件的合作。这种部分的改革有一定的暂时性，但是，及时抓住这个机会，利用它来帮助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显然是有利的。
　　总之，改良派的研究系敦请李大钊主持《晨报》副刊即以“自由论坛”闻名于世的第七版，明显目的是借重李大钊在教育文化界、学术界的名声，使北京的高级知识分子能成为《晨报》的撰搞人；而李大钊则利用军阀之间的倾轧来宣传马克思主义，这可以算是我国现代报刊史上的一大奇观。这是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利用反动阵营内部的政治矛盾，抓住失势一派的舆论工具，团结进步分子，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的范例。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李大钊的机智聪慧的舆论宣传和政治斗争经验就衍化为我党在文化新闻出版系统中的统一战线工作。

　　（作者为复旦大学新闻学博士，上海建桥学院文化传播系副教授）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０８年８月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