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闫肖锋
杂志代表一个时代。至少西方世界过去的50年是这样。每一个伟大的时代，都有一两本伟大的杂志相伴。上世纪30年代有《时代》，60年代有《滚石》，临近本世纪有《连线》。只是，那是美国人的经验。在短短的中国传媒史上，还找不出一本代言时代的伟大杂志。
杂志人这样一份职业，多少令人心生崇敬之情，因为要有“俯仰天地的境界、悲天悯人的情怀和大彻大悟的智慧”（喻国明语）。所谓俯仰情怀，俯则体恤民苦，为之呼号，仰则充当耳目，上传下达。褪却所有光环，我宁愿将杂志人还原成一种社会职业。
是职业就会有强迫，有强迫就会拧巴。选题、采访、赶稿，加班加点赶时间，临了可能还要挨批，不管是来自上面还是来自读者。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改一下就是：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拧巴之中。
所谓拧巴，近义词是“别扭”，跟自己过不去，也跟别人过不去。所有的人和事都别扭着，更大的别扭是，所有人对这个“别扭”无能为力，大家还得按照这种“别扭”走。这种拧巴不但存在于今天，也存在于过去；不但存在于中华民族，也通行于全人类。
“拧巴”一词因两位作家发扬光大，一个是王朔，名言是“见过拧巴的，没见过这么拧巴的”；另一个是刘震云，名言是“生活拧巴了我”。
“拧巴”是炼狱，是生命进化状态，生命无往不在拧巴之中。之后是大顺，是极乐世界，是涅。
现将杂志人的拧巴以“十大”盘点之，实属中国国情，以飨列位。
第一大拧巴：公器VS私器
这看似是个伪命题。传媒当然是公器，但“公”到什么份上？中国传媒担负着舆论导向的功能，受政府的严格管制，像是宣传站；又要市场化运作，像是家公司。中国传媒必须在“三公”问题（传媒是执政“工具”、传媒是社会“公器”、传媒是商业“公司”）上左右腾挪，这是一个漫长的煎熬期。
“做新闻最大的成本，不就是付出道德良心？！”就连自认为是公器的传媒都会受到这种犀利的质问。作为一个宣传站，你必须完成被赋予的职能，必须自律，否则等候你的是检讨。编辑部原则与广告客户潜规则的冲突时有发生，当今中国的广告客户想当然地认为：“我出了钱了，就得按我说的办！”
无论你如何高举公信力大旗，无论版式如何营造个性化空间，杂志依然是销售工具，不管销售的是理念、主义或产品。读者越是把你奉为公器，你越是觉得拧巴。
第二大拧巴：去魅VS入魅
近代科技正在为社会进行全新的“去魅”运动。社会学家韦伯的“去魅”过程是一个无计划、无预谋、无中心的破除迷信运动，结果却是资本主义以利润为追求中心的理性行为。今天，社会学家瑞泽尔称世界“再入魅”：世俗化经历了一个“去魅”过程，现在，消费主义令我们“再入魅”，被无穷无尽的奢望和消费嗜欲所吞没。传媒正是造就这些超级欲望的原凶。“再入魅”的社会又有了新的宗教——商品拜物教。《穿PRADA的恶魔》中的那个尖刻时尚魔头就是诸多教主的代表。
社会无不在“去魅”与“再入魅”之间轮回。中国人经历了对传统文化的“去魅”（文革），却造就个人崇拜的“再入魅”；改革开放去了个人崇拜的“魅”，却又堕入消费主义的“魅”——商品符号膜拜，就如地产广告的修辞：奢侈/高尚/顶级/欧陆。中国30年压缩西方300年历史，杂志充当着这个急行军社会的贴标签者，每一个新兴群体被急不可待地贴上不同标签。
《金刚经》中云：凡所有相，皆为虚妄。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方能得到终极自由。未来的大方向是无品牌。杂志从本质上是教人执相的，用文字和版式吸引读者，再将他们卖给广告商。只要这种模式存在一日，大家就会拧巴一日，难得终极自由。
第三大拧巴：信息VS按摩
“传媒先知”麦克卢汉的名言“Medium is Message”（媒介即信息），经常被用来作文字游戏和新的预言，Medium is Mass Age——媒介即大众时代，Medium is Mess Age——媒介即混乱时代。但最绝妙的戏仿是，媒介即按摩（Medium is Massage）。
诚然，大众媒介可以用作社会麻醉剂，把大众变成娱乐至死的物种。社会学家默顿60年前就指出，大众媒介可以用作社会麻醉剂，“大众媒介可能有效到这样的地步，以致使嗜好者不认识自己的病症。”
今天，我们无时无刻无处不在接受着这种按摩。不接受这种按摩你就会焦虑，就会信息恐慌，就会担心“跟不上时代”、不与时俱进了。其实，越按摩越焦虑。
杂志人、《数位时代》总编辑詹伟雄谈到台湾经验时总结说，做双周刊的在今天要揣度两周后的世态表情，甚至是什么颜色，世态是灰色的，杂志就用明亮的红或黄，世态是急切的，杂志就用清凉的绿或蓝。因为颜色是最好的按摩！就《新周刊》而言，也经历了三个阶段：春江水暖鸭先知，于无声处听惊雷，春雨润物细无声。能按摩到读者骨头缝里的，即是好杂志。我不知道杂志今后是否会落到这个地步。
第四大拧巴：深度VS时效性
百度新闻搜索网页上标了一行小字：“以下新闻由机器每5分钟自动选取更新”。人机竞争，历史证明失败的多数是人类。不信你可以咨询一下“深蓝”。
做杂志有时候是一个出卖体力的活，比民工累，比小姐晚。加之出卖脑力，这么累，拼的就是时效性。但这种时效性被电子传媒一分钱就消解掉了。
传统媒介不得不忍受着被网络盘剥的痛苦在门户网上露脸。通常，杂志的一个报道专题至少要花费少则一周多则数月的心血，可放到网上两天就被消费完了。所谓新闻热点不过是新浪头条，所谓旧闻不过是两天前的热点。
所以，杂志把宝押在深度报道上面。讲故事让杂志人向小说家回归。客观性、科学性又要求杂志人向侦探学习。但柯南道尔告诉我们，最好的侦探纵然靠细微入里的观察，但更主要的靠推理，靠社会学想像力。毕竟，新闻是最好看的戏剧。
谁会为你的深度报道埋单呢？要是精心编制的戏剧没人看呢？所以，多数杂志还是选择跟热点、拼时效的老路子。也算被逼无奈吧。
第五大拧巴：宏大叙事VS个人叙事
《新周刊》是这样的趋势杂志，“中国”是它所有专题的默认值和潜台词。
但新生代传媒人是厌倦宏大叙事的。当年，经济学家杨小凯、企业纵横家牟其中分别在他们17岁时发出“中国将向何处去”的质疑，并为此双双坐牢。而新生代的17岁少年正忙着“我就喜欢！”或“我的地盘我作主！”新生代传媒人早已厌倦了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忧后天下乐之类的格言。他们更热衷于八卦追星。肥仔黎的格言“不求高深，只要写真”盛行于当下。
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一切都是可解构的，一切都是可恶搞的。管它是馒头包子还是芙蓉姐姐，只要能恶搞就是好新闻，就有人追，就有点击量，就有银子收。
个人叙事并非坏事。互联网时代没有大众，只有分众和长尾。所以，是让新生代向上学习，还是你自己向下学习，是坚持宏大叙事、趋势观察，还是适应这个后喻时代走向个人叙事？
第六大拧巴：深阅读VS浅阅读
一个现代人的日阅读量是一个17世纪的人的年阅读量。海量资讯时代的生存法则是浅阅读。读图胜于读文。新生代是读图一代。其结果是版式优先，好版面比好文章更抓眼球，好标题比内容更抢点击量。人类的阅读能力在退化吗？
传统媒体提出“摄控力媒体”概念，那是一言堂时期，现在任何一家媒体均无摄控力可言。不要说摄控，就连黏着力、影响力都谈不上了。阅读就是冲浪，随时猎奇，随时抛弃，并无专注停留。如今图书都在跟杂志的档期，3个月卖不动肯定下架。
浅阅读意味着浅薄吗？是的，浅是未来社会的基本特征。除浅阅读外，浅交往、浅就业、浅婚恋，世事变动不居。
浅阅读时代，什么是成功的媒体？能挑起话题者。新浪博客每两天一个专题，挑动网民麻木的神经。网络在生成话题方面具有群体创造的无可比拟的能量。
如果人的本性是寻求轻松愉悦，那么，那些深沉的话题、深沉的阅读还有未来吗？
第七大拧巴：知识分子VS知道分子
知识分子行将就木：社会不需要一个专门看管良心的阶层，该阶层自身也不能免除利己之心（汪丁丁语）。未来资本家与工人阶级的分野将由知识阶级与无知识阶级取代（彼德·杜拉克语）。
传统知识分子概念被瓦解，我们看到这样一幅图景：一类是被政府“包养”的智囊团，二类是和商业结缘的高参、吹鼓手，三类是躲进院校自成一统的教书匠。传媒天下，更多的知识分子变身知道分子。
互联网崛起，人人都是知道分子。互联网打破了专业化对社会的切割，使人们在大范围了解自己领域以外的事情。任何人对任何事都可评说，这是上帝赋予的最重要权利和最好礼物。
如果知道分子混迹于政界、商界、传媒界，那么谁来充当独立的反省者呢？美国著名新闻人普利策说过：“徜若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上的瞭望者。他要在一往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暗礁险滩，及时发出警告。”知识分子亦然，他要不时发出“我反对”之声。
第八大拧巴：国际化VS本土化
中国人忙着国际化，而跨国机构忙着全球-本土化。北京昌平的西式楼盘缔造了一个小小联合国。而可口可乐、麦当劳的广告做得比中国还中国。
摩根士丹利提倡的“环球睿智”称，它意味着一种视野，能把世界看作是相互关联和流动的；它意味着一种见解，可以知晓经济无国界如何影响投资决策。但有一个领域“环球睿智”照耀不到，那就是中国的传媒界。
中国媒体业相对封闭且自有一套行内潜规则，外部人对此不可能有深切的了解。近年来，传媒界的海外兵团全军覆没即是例证。换个方向，中国媒体欲走向世界也是天方夜谭。这不唯普世价值观的差异，更因国际操作规则与国内所谓潜规则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那么，刚入门的媒体新丁到底学哪样？学世界语还是中国话？如果彼此的语法都是拧巴的呢？
第九大拧巴：记者VS官员
中国的传媒人都不“长寿”。西方传媒老手，越老越利，越老越吃香。比如《新闻60分》的老人组，麦克·华莱士82岁高龄仍能与中国领导人“谈笑风生”，丹拉瑟因“解说门”被强迫退下时已经60岁。
现行体制的天花板令记者“短命”。在现行体制下，记者不可能越老越吃香，资深传媒人也不可能变身为出版人。人生一世，所谓立业、立德、立言，在传媒上立业是不可能的。不可能像亨利·卢斯那样创办一个时代集团。树留一层皮，人留一个名，唯有在立德和立言上下工夫。国际名刊《名利场》杂志启用的都是些五六十岁的老写手，国内罕有此例。阅人无数，正是笔锋老辣之时，可在国内，你只有去当官了。
网上一篇叫“论大陆媒体人利益角逐的常规路径：以广州三大报业集团为主要考察对象”的文章，详细解说了南方报业媒体人的升迁之途。从记者、编辑逐级升迁，经历从部门主任助理→部门副主任→部门主任→社委→副总编辑，最后才能做到总编辑（或社长），这是一个漫长且并不轻松的升迁过程。目前中国的报业集团是一个壁垒森严、高高耸立的金字塔型架构，在该架构中，规定了每一个层级该享有何等办公空间、订阅何种期刊及分享何等机密。
而每每提及南方报系，世人皆以世道良心夸之。
第十大拧巴：春天VS冬天
都说我们坐在开往冬天的传媒地铁上。3年前我们就看到《京华时报》社长吴海民“报纸的冬天”的宏文，旨在警示同仁、提高生产效率。
但传媒确实经历着生生死死，旧传媒一批批倒下，新传媒一批批扑上来。投资者前赴后继的勇气的确可喜可嘉。传媒的春天好不热闹，传媒的冬天也不觉得冷。
其实，你要放正心态想，完全可以说，这是一个行当，杂志人跟铁匠和木匠一样，我们只是文匠，靠出卖文字和版面吃饭而已。是工匠就要与时俱进。只要资讯这种东西还存在，那么整合资讯的手艺就用得着。
中国传媒人有A面和B面，这种两面性真实地反映了这个社会的矛盾图景。为了说清一个道理，你要古往今来、天南地北地兜一个大圈子。为了宏大的理想，你有时必须潜行。传媒不啻为一场中国式幸存者游戏，优胜者必须穿梭于两套行为规则之中。
所以，拧巴——人生充满着正题与反题。我们的杂志就是这么一个行当。拧并快乐着。
还是回到那句老话——杂志是门遗憾的行当。此处所谓“遗憾”，非指“有多少专题可以重来”，而是说再专业的杂志人都难做到知行合一。新派管理学家姜汝祥研究完所有组织后得出结论：最能基业长青的人类社会组织不是企业而是宗教社团。我想“知行合一”是基业长青的基石。我们的杂志就是这么一个行当，它是一个工具，别奢望能够基业长青。从悲观处着想，向乐观处努力，向死而生。
（作者为《新周刊》总主笔）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０８年９月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