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时统宇

　　电视媒体责任感的缺失，还表现在为追求高收视率而在节目内容上迎合观众需求。
　　凯尔纳总结近些年美国的奇观式媒体事件包括：1995年洛杉矶警方在高速公路上追捕辛普森、1996年一架TWA航空公司的客机在纽约附近爆炸、1997年黛安娜王妃之死、上世纪90年代末克林顿的多起性丑闻、1999年小约翰·肯尼迪飞机失事和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在这些事件发生时，以有线新闻频道为主的媒体中断正常节目的播出，对事件做实时跟踪报道，在广播电视的脱口秀节目中、在网上、在日常生活中，人人都在谈论这些事件。广播、电视、网络等各种媒体连篇累牍地报道，把这些突发的新闻事件打造为超级奇观，长期占据着当代媒体文化，把其他的新闻和公众事务挤出媒体的视线。
　　为了追逐到高收视率，电视媒体生产出大量浅显的、通俗的、难度不高的节目，这些节目主要从满足人们生活、医疗保健、健身、休闲娱乐等角度出发，很少触及社会问题。即使那些能够在节目中更好报道的新闻主管，也不得不把好新闻与那些明知有害和轻薄无聊的新闻混合起来播放。例如，明尼阿波利斯的３家主要地方电视台曾经因为其过硬的质量和对社区的优秀报道获得过奖项，他们还是不得不把关于学校、环境、高速公路和无家可归者这类好的新闻报道与强奸、枪杀、摔跤和屠杀海豚的报道混在一起。迈阿密的WPLG电视台的许多新闻都是以枪杀案或其他犯罪新闻、火灾和事故开头的。用凯尔纳的解释就是，媒体生产出一个又一个奇观来吸引观众和广告客户，以确保这台强大的赚钱机器的运转，媒体文化成为当代政治和社会的仲裁者，决定哪些事件是真实的、重要的和关键的。
　　媒体对观众的迎合，实际上就是对观众在心理上、精神上的消极盲从。早在20世纪60年代，NBC的保罗·克莱茵就提出过一种节目政策理论：最小反对节目理论(Least Objectionable Programming，简称为LOP理论) 。理论的提出基于这样的认识：观众只要不是因为被冒犯而转换频道，便可以接受任何一种节目。因此，一个节目最需要注意的问题是尽可能在任何方面都不得罪任何人，至少也要把可能的冒犯降到最低程度。LOP理论所反映出的是美国电视业小心翼翼生怕得罪公众的精神状态，至今美国的商业电视还很少涉及宗教、种族等社会敏感问题，在道德、价值判断上，绝对遵照最标准的主流文化的态度。对于在社会上明显存在两派针锋相对意见的问题，电视业通常喜欢保持一种中立的态度，电视业自称是职业准则中的“客观主义”。一位美国电视网的节目主管说:“我个人认为，在任何问题上面，不管是政治、社会，或任何其他方面，我们都不该在电视上支持任何一方的观点。相反地，我们应该仔细研究双方的立场， 因为这样才能找出冲突所在，而冲突正是一切戏剧及喜剧的要素。”这样的说法，看起来是电视从业者为了增进可视性而采取的专业手法，实际还是为了避免卷入到矛盾双方的冲突当中，以避免在得到了一部分观众的同时失去了另一部分观众。
　　凯尔纳认为，美国主流媒体对辛普森案动用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报道，恰好证明了它们已经完全被商业化，为了制造奇观和娱乐不惜放弃新闻应当关注公众事务的原则。辛普森案无疑是媒体文化时代新闻的衰落和新闻向信息/娱乐结合体转变过程中的一个转折点，它不仅仅是一起对谋杀案的审判，而且也是超级奇观扩散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事件。凯尔纳认为它具有丰富的社会内涵，体现了当代媒体文化发展的新趋势，“媒体将一起卑鄙的谋杀案夸张渲染为时代奇观，将严肃的主流新闻降格为信息与娱乐的综合体，而忽视了其应当承担的更加重要的社会责任。”
　　电视作为大众传播媒体，毕竟担负着一定精神引导的功能。而一味追逐收视率的结果，就是放弃批判的功能而去一味顺从观众，按照观众的思维结构看待问题，最终丧失了它本应具有的思想先导作用。布尔迪厄曾经感叹道：“纪德曾经说过：‘用美好的情感，却制造了糟糕的文学’，如今，用美好的情感，制造的却是收视率。对电视人的道德主义确实值得深思：他们往往是犬儒主义的，但说的话在道德上却是绝对的因循守旧，令人不可思议。”电视媒体这样做的结果，等于从根本上放弃了自己作为大众传媒的判断和思考能力，放弃了作为大众传媒的独立品格。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０７年８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