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  其

　　新闻公信力为什么“危机”了？为什么我们说好的时候，公众会认为我们是在“哄人”？为什么我们说不妙的时候，公众也会认为我们是在“哄人”？
分析起来，几个方面不能忽略：
　　一是长官意志与民众自觉的交锋。
　　毛主席说过：“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认真”二字，其中有深意：你严肃对待、不马虎，认真理、较真事，别人才能当真，才会把你说的做的信以为真。但是，有些部门和官员就是不“认真”，或者说光对上级认真、对头顶乌纱认真，表面一套背后一套糊弄百姓，昨天还在媒体上大讲特讲心系百姓、一心为公，今天就被公布违规违纪违法了。如此接二连三，让公众如何当真？社会进步，民智提升，别说是作假，即便是“正面宣传”，运用媒体的手段也应再高明一些。当然，前提是信息的真实。如果公众对信息本身都怀疑了，还能指望有什么好的“宣传”效果、“引导”效果？
　　媒体配合、服务的能力和水平也要提高，但媒体毕竟处于被动的位置，要有根本性的改变，关键是部门和官员的执政理念、发展理念的转变，并且，要把新闻理念的转变作为重要一项纳入其中，真正解决在媒体上“说什么”及“怎么说”的问题，该说的一定要说清说透，又不能乱说、胡说、瞎说。
　　二是媒体市场压力与记者职场压力的交织。
　　媒体市场化转型中，最大的压力就是“钱上紧”。虽说挣钱不是媒体第一要务，但大大小小的设备、各个岗位的员工、方方面面的运转，都是靠钱撑起来的。财大才能气粗，饿着肚子不可能把主旋律唱响。问题是，媒体在经营（如融资）、用人（如编制、身份）等方面受体制制约太大，非媒体自身所能解决。在很多方面施展不开手脚，于是在自己能“说了算”的方面就“过度用力”，如广告经营非法化、用人民工化、考核淘汰化，背后都是“增收节支”。可能有人说这是“饮鸩止渴”，但对很多媒体而言，明知是“鸩”也要饮，还得抢着饮，慢了就被别人饮完了，连“鸩”都没得饮了。
　　除了体制与市场化不对接，竞争也与市场化不对接。不管是新闻报道还是产业拓展整合，地区壁垒、地方保护仍很坚硬，一个地方一座庙，铁打的媒体流水的记者。可以说，诸多乱象，不是竞争惹的祸，而是竞争不充分惹的祸。
　　三是生命感觉的碎片化与意义价值空洞化的交错。
　　扯得有些远了，但这确是现代人尤其是新闻从业者灵魂深处的问题。与不少编辑记者交流，“累得没劲”——这种心态很普遍——整天忙忙碌碌，上满了发条，外有考核压力，内有职业焦虑，太累；闲不住，一闲心就发慌，忙里偷闲也不敢静下心来想，因为一想就觉得忙忙碌碌其实也没干啥，心都麻木了，没劲。
　　近读刘小枫新增订的《拣尽寒枝》，其中有篇讲西美尔的《货币哲学》，对理解这一心态有所启发。西美尔讲的是货币经济对现代生活感觉的影响——“什么东西有价值”的问题，实质上越来越被“值多少钱”的问题取代了，金钱就是现代生活的语法形式，金钱越来越成为所有价值的绝对的充分的表现形式和等价物，金钱夷平了一切，所有高贵的东西向低俗因素看齐，当千差万别的因素都一样能兑换成金钱，事物最特有的价值就受到了损害。由此导致现代生活的痼疾：生命感觉致命的萎缩——货币给现代生活装上了一个无法停转的轮子，使生活这架机器成为一部永动机，由此就产生了现代生活常见的骚动不安和狂热不休，然而，在个人灵魂深处，却是对生命本身的无聊感——生命感觉的碎片化——生活实在总是在人的生命感觉触摸不到的别处，生活越来越形式化地空洞，生命质地越来越稀薄。
　　“现代文明”，让人们越来越魂不守舍、心不在焉、无依无靠。不是人们“不求上进”，而是忙碌的人们不知道该“进”到哪里去，不知道该把不安的灵魂安顿在什么地方。放在这个大背景下来看编辑记者的心态，我们可能会更加明白，为何一些东西屡禁不止，为何“贴近”、“深入”、“细节”、“真实”虽天天讲但仍很遥远。
　　新闻媒体，就社会责任和功能而言，始终具有传播文化、培植精神的责任。尽管有千难万险有万千理由，这份责任，新闻媒体、新闻记者自该担当起来。
　　这显得有些强人所难、不讲道理。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的“讲道理”，却正是现代文明的“算计”病。很多事情，本没有道理可讲，是不该也不必讲道理的。医院见死不救，学校乱收费用，包括很多媒体低俗炒作昧心赚钱，哪一个不是满嘴“道理”？这些“道理”不是都讲得通吗？
　　带着枷锁跳舞吧，谁让你是记者呢？○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０７年９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