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郑一卉
近年来假新闻不断产生是新闻业内不健康的新闻文化熏染所致，激烈的媒体竞争催生了以市场、销售、收视率为关键词的“新闻编辑室文化”，这种不健康的文化不只存在于一个国家，在世界各地，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早有所见。长期以来，西方媒体的广告经营部门与编辑部互不干涉，编辑按照自己的新闻价值观和判断来制定编辑方针，创造和发展着自己的编辑室文化并形成独特的报道风格。但在上世纪70～80年代，在媒介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的美国报纸开始雇佣有经济管理背景的人士制定经营策略，并对新闻编辑部门加以管理，以树立起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编辑方针。由这些人所创造的“新闻编辑室文化”带有鲜明的商业化色彩。让MBA管理新闻编辑部门的做法遭到了老一辈新闻人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一味满足受众需要的编辑方针会使报纸变成纯粹的赚钱机器并失去存在的意义，可是面临竞争压力的各大报刊不顾他们的反对，MBA成为了新闻编辑室的真正管理者。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新闻业不断进行改革，媒体逐渐成为了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进入市场的新闻媒体为了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纷纷效仿西方媒体的做法，聘请有经济管理背景的人士入主新闻编辑部，管理新闻生产，以谋求利润的最大化。媒介经济管理专家们以受众调查为依据，不断修改那些原本由编辑决定的报道方针和编辑方针，嘉奖那些能经常采集到吸引眼球的“独家新闻”的记者，处罚那些“能力低下”的记者，如按业绩考核，不合格者扣发奖金乃至解聘。诸如观点是否客观、是否引用采访对象的原话、具体时间地点是否标注清楚、消息源是否准确、可靠等“细小”的问题则不是他们考虑的重点。这样一来，媒体的新闻价值取向就发生了转变，从业人员的新闻价值观和自我评价标准也发生了变化，一篇新闻在网站上获得的点击次数越多，就越有价值；能采访、收集到这样的新闻的记者，就是好记者。当天公不作美，未能获得“有价值”的新闻之时，一些记者和编辑就会铤而走险，炮制“有价值”的新闻。
另外，我国许多媒体的经营管理者为了节省开支、加强媒介竞争力而启用了非正规的用人制度，聘用了大量的“新闻民工”，他们的素质参差不齐，再加上有改变自身不利处境的迫切需要，就很有可能把原本铭记在心的新闻真实性原则抛在脑后，把新闻理想扔到一边。
为了缓解就业压力，新闻教育也开始关注和迎合市场需求，为媒体培养“能赚钱的人才”。新闻教育充满了实用主义色彩。另外，我国许多新闻专业引入了为数不少的传播学课程，而引入传播学这种综合了社会学、心理学、统计学、哲学、政治学等传统学科知识的新兴社会科学,能使新闻学看上去更有深度。但是，传播学以功利主义的眼光审视新闻, 它将新闻贬低为一种信号系统，关注的是效果、控制而不是内涵。而新闻学从本质上来说属于人文科学，其思想来源主要是人文领域内的学科，传播学的大举入侵可能对人文精神、道德情操的培养造成不利影响，淡化新闻学从一开始就确立了的为公共利益服务的崇高目标。近年来炮制假新闻的大都是刚刚从事这个行业的年轻媒体人，这从一个侧面可见当代新闻道德教育的缺失。他们在受到行业内部与新闻教育的影响的同时，也受到社会文化环境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如果说新的文化环境在整体上是不良的，自然是言过其实，但不容忽视的是，文化领域确有很多不良现象存在，网络文化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为了获取经济利益，一些网民和网络媒体肆意践踏文化传统，掀起了以君子为耻、以痞子为荣的价值颠倒的恶浪，同时也向那些因好奇而观看的年轻人传递一个信息：成名、成功并获取经济利益是最重要的，采用何种方式达到目的则并不重要。
总而言之，“眼球至上”的媒介营销策略、新闻道德教育的缺失以及社会文化大环境中的不良因素创造出了一种功利主义的、无社会责任感的新闻文化，使新闻人对炮制假新闻的“罪恶感”逐渐削弱，“认同感”却逐步加深，最终导致假新闻层出不穷。早在19世纪，美国《华尔街日报》的威廉·彼得·汉密尔顿就曾说：“报纸是一种私人企业，社会既没给它任何特权，它对社会也不承担任何责任。”“私企无责论”给美国新闻界带来的是虚假、煽情消息泛滥成灾。19世纪前期，《纽约太阳报》为了招徕读者经常歪曲事实；19世纪晚期，美国报纸仍然靠不实言论吸引读者。对于我国传媒业而言，若不想重蹈美国之覆辙，避免假新闻的泛滥成灾，必须使社会责任观念深入到每一个从业人员的内心。
参考文献：
①乔婕：《假新闻防治的新思考》[J]，《今传媒》，2007年第7期
②《中国记协谴责“纸包子”报道》[N]，《新京报》，2007年7月20日
③James W. Carey：《新闻教育错在哪里》[J] ，《国际新闻界》，2002年第3期
④涂尔干：《职业道德与公民道德》[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71～74页
⑤韦尔伯·施拉姆等：《报刊的四种理论》[C]，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84页
（作者单位：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０８年３月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