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庄 伟  李 谦

　　问题提出的背景

2007年，针对“中国龙”是否改名在国内各大媒体上曾被吵得沸沸扬扬。一部分学者认为“中国龙”错译为dragon，违背了“中国龙”自身的意义和内涵，应该改译为loong；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从古到今，龙一直作为中国形象的一个代表性标志而为我们所普遍认同，没必要那么在意我们国家自己的图腾在别人那里会产出什么样的感想，所以不主张为中国龙改名。
　　看过“中国龙”和西方dragon图片的人都知道，“中国龙”和dragon并不等同，他们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中国龙”是吉祥和美好的象征，而西方的dragon则是邪恶的象征。但为什么有着如此大的差异的二者会被西方人划上等号了呢？

　　西方大众传媒在“中国龙”问题中的作用

　　1.西方大众传媒意识形态性编码
　　我们深入思考一下，不难看出西方大众媒体正是幕后的始作俑者。按照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语言是介于主体和客体之间的符号系统。我们必须借助于语言去把握世界，因此始终囚禁在“语言的牢房”里。文学作品作为语言符号的建构件，它所能提供的实际上只是一个语言现实。在这里，正如巴尔特所说：“我们称之为真实的东西从来就只是一个表征的代码。”
　　正如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理论主要的观点指出的那样，当今的消费社会已经成为符号异化的社会，人要通过各种符号和代码来认识这个世界，而人则已屈从于符号成为符号异化的产物。也就是说当前我们对社会的认识绝大部分是通过符号和代码来认识的，而把事物编码成符号，并把这些含有一定意识形态的符号传播给广大受众的中介就是大众传媒。大众传媒控制了受众和社会现实之间的媒介——符号，所以大众传媒也就轻而易举地控制了受众对世界的认识。李普曼曾认识到大众传媒在人们认识客观世界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他说人们看到的世界并不是真正的客观世界而是大众媒体所描绘的主观世界（即拟态世界），但由于人们往往把拟态世界等同于主观世界，所以媒体不仅控制了对社会的呈现过程，同时也控制了人们对世界的反作用。
　　2.西方大众传媒的“不作为”
　　李普曼在《公众舆论》一书中提出了“刻板成见”这一观点，他认为人们往往会对特定的事物持有固定化、简单化的观念和印象，并且它通常伴随着对该事物的价值评价和好恶的感情。虽然 “中国龙” 并不等同于西方的dragon，二者有很大的差别，但西方大众传媒在对广大受众进行传播时只是过度地强调二者的共同之处，而对二者的差异性“不作为”，特意不传播二者的差异性，久而久之，在“刻板成见”心理的影响下，代表中国形象的“中国龙”就与西方象征邪恶的dragon等同起来，并在西方人的心理形成了一种思维惯式，当看到丑陋的、代表邪恶的dragon时就会想到代表中国形象的“中国龙”，也自然而然地会联想到中国。

　　西方大众传媒曲解“中国龙”的可能性

　　1.西方大众传媒的霸主地位
　　我们或许会问为什么西方大众媒体能够曲解“中国龙”呢？其实，这和西方媒体的实力不无关系。在全球化的时代，谁控制了媒体和传播渠道、谁控制了受众、谁就控制了新闻事实的选择权、控制了新闻的内容、控制了公众舆论，甚至国际舆论。
　　麦克卢汉曾断言世界会成为一个“地球村”，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互联网等新媒体的产生和发展，麦克卢汉的断言在今天看来已成为现实。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所处的“地球村”并不像麦克卢汉所说的是个“大同的社会”，而是一个具有等级制度的村落，居于中心的是西方发达国家，他们处于信息的垄断和文化霸主的地位，而居于四周边缘的则是第三世界的国家，他们处于边缘的地位，与此相伴随的则是他们的话语的被边缘化，在这个村落里信息和文化的流通不是双向的而是单向的流通，信息的强流是从中心流向边缘地区，而由边缘地区向中心流动的信息流则是十分微弱的，所以当不利于边缘地区的信息流蔓延时，边缘地区的回应就显得十分微弱。
　　2.我国大众传媒的弱势地位
　　中国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一，特别是近几十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我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得到飞速发展和提高，但我国传媒对世界的影响与我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是不匹配的。当前我国的传媒还陷在工业化进程的困惑之中，而西方传媒则早已完成了工业化，并形成了几家超规模的传媒集团控制下的世界传媒版图。
　　在对世界上重大的新闻事件的报道中，我们听到的最多的是来自西方媒体的声音，而中国媒体的声音则很少听到。“六方会谈”对中国媒体来说，可谓占据天时、地利、人和，对提高中国媒体在世界上的地位是一次绝佳的机会，但中国媒体并没有把握住，人们依然要通过西方媒体获取信息，中国在世界的话语早已被淹没在西方媒体的话语之中。
　　3.西方媒体的利益所在
　　任何一国的媒体都是以国家的利益作为最高的利益，尽管西方媒体始终不遗余力地宣传新闻媒体的传播自由，但是他们并不拥自己所吹嘘的自由，像世界上所有国家的主流媒体一样，他们也不能摆脱“国家利益”的钳制，也要以维护国家利益为重，在对外进行传播时本国的媒体必然与自己的国家站在同一个战壕中。媒体在对信息和符号进行编码时往往会倾注了特定的意识形态在里面，所以，当西方国家政府由于国家的利益需要媒体协助自己鼓吹“中国威胁论”和丑化中国形象时，媒体会毫不犹豫地充当政府的吹鼓手，利用自己大众传媒的优势，在对“中国龙”和“dragon”这些符号进行编码时把这一意识形态注入其中，引导受众的解读，影响受众对中国的认识，制造公众的情绪。

　　结  语

　　对“中国龙”要不要改名，改成什么名字已不重要，这并不会阻止西方媒体对中国进一步的诋毁和丑化。西方媒体在几百年的发展过程中，已经对如何运用媒体报道的潜规则应用得如鱼得水。正如西方媒体在新闻报道中所玩弄的文字游戏一样，把人民日报特意写出“中国共产党党报：人民日报”，给人民日报定性突出它的党报性，从而给西方受众一个暗示：这份报纸上的新闻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性，宣传的色彩要重于客观的报道。
　　萨义德认为当前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后殖民主义”时代，在这一时期，西方的殖民者已由赤裸裸的直接殖民转变为一种潜在的隐性的文化殖民。相信这次“中国龙”事件已对我们的文化和媒体敲响了警钟。提升中国文化，壮大中国媒体实力，使我国的媒体在世界传播体系中占据与我国在世界政治体系中相一致地位，发挥与我国国家实力相一致的作用，这才是我们应该急迫解决的问题。
　　（庄伟，聊城大学文学院；李谦，重庆大学文学与新闻传媒学院）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０８年６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