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晓彦

　　近年来，许多新闻单位出现了敢于仗义执言的记者。他们奋笔疾书，为民请愿，被老百姓形象地称为“包公”记者。这些“包公”记者所触及到的问题大都涉及到社会痛处或者敏感处，是天下大多数人所不能为或不敢为的事情。于是，在舆论监督的旗帜下，这些“包公”记者成了普通百姓心中敬仰的英雄。与这些“包公”记者相比，还有这样一些记者：他们的报道中没有“为民请命”的义愤填膺，没有聒躁一时的社会轰动，有的只是最为平常的发生在平民百姓身边的一些小事。我们姑且称这些记者为“平民”记者，在这次汶川大地震中就有无数“平民”记者参与。

　　“包公”记者和“平民”记者的异同

　　先说说共同点：
　　1.二者所报道的新闻大都源于普通百姓的亲身经历。“平民”记者大都关注普通百姓身边所发生的事情，如震后同学重逢时的相拥而泣、被埋女孩与在外守护的男友的爱情故事、找到失散孙子的老人的满面泪水，正是这些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一次次感动着我们。即使那些戳到政府和官员痛处的“包公”记者，也是从一个个普通百姓的切身遭遇着手展开报道的，如救助站的出台源于对孙志刚事件的报道，对艾滋孤儿的关注源于对高耀洁个人爱心的报道等等。
　　2.二者肩负着共同的社会使命和责任——构建和谐社会。虽然两种记者的报道方式各有不同，但他们却有着一种共同的责任和使命，那就是：“鞭笞假恶丑，弘扬真善美”，做党和人民的耳目和喉舌，促成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再说说两者的不同点:
　　1.二者所选取的报道题材不同。“包公”记者大都从某一弱势团体利益出发，选取社会上的一些热点问题，进行深入细致地调查报道;而“平民”记者关注发生在个体上的一些小事或琐事，它们一般不会构成对全局形势的影响。
　　2.二者所期望达到的目的不同。“包公”记者旨在通过这些报道对社会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为一些有冤不能申的弱势群体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构建一个伸张正义、扶弱助贫的和谐社会氛围；“平民”记者则通过报道一些发生在百姓身上的有关亲情、爱情、友情等的生活小插曲，使人们明白生活的意义。
　　3.二者报道的延伸度不同。“包公”记者从最初的小视角切入逐渐延伸到社会的整个态势和政策的决策层，是一个由浅入深的报道过程；而“平民”记者的报道层面仅仅限于对新闻事件的一种叙述和情境再现，是一个平面的报道过程。

　　两种反差心理引起的不良影响

　　对“包公”记者热情追捧和对“平民”记者不屑一顾，这两种反差心理会引起不良影响。
　　记者在工作中的行为角色经常是不断变化的。当他来到腐败之风盛行、工作长期搞不上去、群众怨声载道的地方采访时，群众就会对他抱有热切的期待，期望他能把这里的情况如实反映到新闻媒介上，以引起上级的重视、促成问题的解决。这个时候，记者所扮演的角色就是一个不畏强权、匡扶正义的“包公”形象。
　　但当他面临另外一种采访情况时，民众就有另一种期待。在汶川大地震报道中有这样一则新闻：一个女孩被埋在了废墟下面，她的男朋友一直守候在外面不停地和她说话，生怕她昏睡过去。他们一起畅谈即将举行的婚礼、婚后生活等等。这些再平常不过的事情，记者通过对她采访将其传递给所有观众。整个采访似乎平淡，实则温馨。这就是“平民”记者，让每个人在最短的时间里明白了什么是幸福美好。
　　近年来，在“包公”记者“无冕之王”光环的映衬下，越来越多的记者渐渐忘记了自己本来的平民身份，一种急功近利的心理产生了——对“包公”记者趋之若鹜，对“平民”记者不屑为之，并由此带来了一些不良影响。
　　1.权力无限扩大的“包公”记者参与到社会各个层面，消解了部门间各司其职的功能划分机制，使社会分工出现重叠和虚空。这些“包公”记者为了收集证据，在“无间道”的危险游戏中乐此不疲，甚至带领受害人直接到政府申冤，或帮助警察与绑匪谈判，大大超越了自己的职责范围。这种人治色彩浓厚的行为是与我们国家所追求的法治精神背道而驰的，不仅不利于提高人们的民主和法律意识，而且会扰乱社会的基本秩序。这导致一些农民工讨不到工资不去找法律部门，却选择跳楼以引起记者注意。
　　2.“包公”记者一棍子打死的“肃清”作风反过来又助长了民众玩世不恭和愤世嫉俗的情绪。他们本着一种还人民公道的正义思想，对于一些罪不该死的犯罪分子紧追不放，直至除之而后快，如因酒后驾车肇事的张金柱等。由于自我一时的怨恨与委屈得以淋漓尽致地伸张，人们对这些“包公”记者产生了过分的信赖，反而对政府采取不信任的态度。还有，“包公”记者所报道的大都是一些揭黑除霸的社会新闻，民众容易对社会的安全保障产生一种质疑。哈佛大学的埃伦·休姆坚称，新闻媒体的负面报道“无疑助长了公众玩世不恭的情绪，并使他们不再信任政治领袖——同样，他们也不再信任新闻界，因为它像食人鱼一样随时吞噬任何人，不管他犯的是大罪还是小错。”①
　　3.对“平民”记者的不屑会渐渐促成一种“唯恐天下不乱”的黑暗心理的形成，从而导致一些记者为一己私欲，中饱私囊。由于社会上对“包公”记者的推崇，很多记者觊觎报道一个类似于“张金柱事件”的新闻而一举成名，而对百姓身边发生的日常事件却置若罔闻。对“平民”记者的不屑，只讲“吸引眼球”做所谓具有轰动效应的报道的做法，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初衷是相悖的，往往直接导致假新闻和有偿新闻的泛滥。

　　结  语

　　无论是“包公”记者还是“平民”记者，都是记者在报道新闻事件时民众对其采访行为的一种角色期待。记者需要的是包公那种刚正不阿的精神，而不是其执法者的身份和荣誉。说到底，不管记者的身份被冠以何种称谓，说到底还是一名“平民”记者。通过汶川大地震的报道，社会更加深切地呼唤“平民”记者。
　　1.保持平民心态，倾听百姓心声。在这次大地震报道中，有一些记者高姿态的表现让人不齿，如央视一名女记者在酒店做“救灾现场报道”，一些主持人无视灾民失去亲人的痛苦而让灾民重复回忆现场。灾区不缺记者，缺的是救命的人。所以，笔者对凤凰卫视那位面对灾民无法发问的记者表示尊重，因为只有她没有表现记者们常常产生的莫名的优越感，而是和灾民们一起悲哀。
　　2.构建和谐社会是每个平民百姓共同的责任，而记者本身就是一名平民百姓。“公众代言人”的这种身份促使记者努力揭示一些不为人知的社会阴暗面，但记者真正的使命不仅是鞭笞社会的假丑恶，更要弘扬社会的真善美。这一点在这次的抗震救灾中得到了升华。人们通过这次抗震救灾报道，看到了本以为消失殆尽的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强大，看到了80后并不是冷漠的一代，看到了久违的感动和温馨。
　　这就是我们呼唤“平民”记者的原因。
　　注释：
　　①[美]罗恩·史密斯著  李青藜译：《新闻道德评价》，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244页

　　(作者单位：郑州经贸职业学院文化与传播系)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０８年７月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