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摘 要：本文分析了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党新闻政策改革发展，包括1978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与新闻宣传政策导向的转变

　　摘  要：本文分析了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党新闻政策改革发展，包括1978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与新闻宣传政策导向的转变；1980年邓小平“思想中心”说的提出及其政策导向作用；江泽民“祸福论”的提出及其对新闻工作的政策引领作用。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新闻政策；改革开放；邓小平；“真理标准”；“思想中心”说；江泽民；“祸福论”

　　1978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与新闻宣传政策导向的转变

　　1978年发生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下简称《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解决了党的思想路线问题，继而影响了党的政治路线的制定和贯彻，成为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思想先导。同时，也为党重新确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纠正长期以来的“左”倾错误，实现历史性转折作了思想理论准备。这一事件在改革开放乃至新中国历史上有着重要意义，也为后来我国新闻宣传工作的政治导向起到了引领作用。

　　（一）《真理标准》发表的背景。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到此结束。1977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三家报刊分别以社论形式刊出了《学好文件抓好纲》一文，这篇文章公开提出了“两个凡是”的观点，即“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守”。“两个凡是”观点的提出表明我国仍然要以阶级斗争为主线，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要将“文化大革命”进行下去。然而，“文化大革命”的惨痛现实已经宣告了“左”倾路线的失败，也表明为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需要提出新的政治路线，而新的政治路线又必须以新的思想路线为前提。《真理标准》一文正是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二）《真理标准》讨论的内容。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刊登了南京大学胡福明撰写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5月11日《光明日报》以本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公开发表这篇文章，第二天新华社向全国转发，由此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在全国轰轰烈烈展开。这场讨论主要围绕三个问题展开，一是“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需要从根本理论上对“两个凡是”进行否定；二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原则，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三是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真理标准》一文一经发表就引发了激烈的社会争论。

　　对于这场争论，一方认为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主张一切书上写的、文件登的、领导说的，都要经受实践的检验；另一方则认为，检验真理的标准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是中央文件，是领袖指示，他们认为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种质疑和否定，就是“砍旗子”和“丢刀子”。基于此，文章作者着重阐述了真理与真理标准的关系，并强调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并没有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进行否定，恰恰相反，只有坚持实践的观点，才能真正坚持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最终恢复了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根本上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主张。

　　（三）《真理标准》讨论的政策效果。《真理标准》的讨论，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奠定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为全会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营造了舆论氛围，提供了理论支持。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所作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高度评价了这场讨论的伟大意义。12月22日通过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说：“会议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对于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方针、政策。在此过程中，新闻媒体以其独有的方式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和实际问题的思考。《求是》《人民日报》等均表现出新时期新闻媒体在任何情况下都坚持党的正确理论，积极拥护改革，广泛宣传改革开放伟大成就的自觉性与坚定性。20世纪90年代，面对国内经济形势和国际政治关系的变化，新闻媒体有关解放发展生产力的宣传，也从对一般方针、原则的探讨，转变为对思想原则与工作实际相结合的实践效果的研究。新闻工作肩负着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反映人民群众意愿呼声要求的重任。新闻媒体对社会变革的解读与推进，对人们思想解放的触动与引导，凸显其独特的导向意义。历史经验证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命题不仅对新闻工作具有现实指导意义，也是制定新闻政策的重要理论依据。

　　（作者叶俊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刘佳为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1980年邓小平“思想中心”说的提出及其政策导向作用

　　邓小平作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一方面致力于指导我国新闻事业在宣传和推进改革开放事业，坚持和维护四项基本原则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另一方面致力于积极恢复党的新闻工作的优良传统，匡正党的新闻宣传的基本理论，同时根据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后形势发展变化和新闻工作实际需要提出了许多新的理论观点。“思想中心”说就是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针对当时国内外形势发展和新闻工作实际需要提出的要求，对当时及此后我国新闻工作起到了政策导向作用。

　　（一）“思想中心”说提出的时代背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经过三年拨乱反正，全国形势发展很快，我国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都取得巨大进步。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会议上发表了《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重要讲话，对当时的国内国际形势进行了深刻分析，同时强调了安定团结的重要性。

　　20世纪80年代我国面临着三件大事，即反对国际霸权、实现祖国统一和推进现代化建设，其核心是推进现代化建设，邓小平指出“这是我们解决国际问题、国内问题的最主要的条件。一切决定于我们自己的事情干得好不好。”然而社会上仍然存在许多不安定因素，一些“四人帮”残余分子和反革命势力严重威胁着社会秩序。邓小平在讲话中就提到了1979年的“西单墙”事件。“西单墙”原是“文革”结束后为一些上访群众提供的张贴大字报的场所。1979年之后，“西单墙”却出现了许多抨击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制度等内容的大字报，一些反革命和反人民的政治势力企图利用“西单墙”破坏和扰乱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在此情况下，邓小平强调“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可以说，没有安定团结，就没有一切”。他还提出新闻、理论等意识形态工作“对人民特别是青年的思想倾向有很大影响，对社会的安定团结有很大影响”，因此，党的报刊要旗帜鲜明地宣传“四项基本原则”，要“成为全国安定团结的思想上的中心”，要将促进安定团结作为一项经常性的基本任务。

　　（二）“思想中心”说的主要内容。“思想中心”说有着丰富的思想内涵。

　　一是强调党的报刊要成为全国安定团结的思想上的中心。邓小平认为党的报刊是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为党的工作大局和中心工作服务的，在促进安定团结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他明确提出“要使我们党的报刊成为全国安定团结的思想上的中心”，并要求党报党刊把促进安定团结，提高青年社会主义觉悟，作为一项“经常性”的基本任务。

　　二是强调党的报刊一定要无条件的宣传党的主张。邓小平指出党的报刊“一定要无条件的宣传党的主张”，要对安定团结的必要性进行更多的思想理论上的解释。具体说就是要“大力宣传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性，宣传党的领导、党和人民群众团结一致的威力，宣传社会主义中国的巨大成就和无限前途，宣传为社会主义中国的前途而奋斗是当代青年的最崇高的使命和荣誉”。同时他还提出，对于党在工作中出现的任何缺点和错误，新闻媒体应该主动向群众做好宣传解释工作，“应该让群众有充分的权利和机会，表达他们对领导的负责的批评和积极的建议”。

　　三是强调党的报刊要旗帜鲜明地宣传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指出：“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如果动摇了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事业。”根据当时的形势，邓小平明确提出党报党刊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形形色色的精神污染。

　　（三）“思想中心”说对新闻工作的政策导向作用。“思想中心”说是邓小平新闻思想的核心内容，对党的新闻工作和新闻政策制定具有长远影响，起到重要的导向作用。

　　一是要坚持喉舌性质，成为全国安定团结的“思想中心”。党的新闻事业必须做好党和政府的耳目喉舌，无条件地宣传党的主张，大力维护国家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二是要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成为促进国家经济建设的“思想中心”。党的新闻工作要及时宣传报道国家的经济建设，使广大群众及时了解我国经济建设成就，对现代化建设树立信心，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三是要倾听人民声音，成为凝聚社会共识的“思想中心”。党的新闻工作要善于倾听群众意见，坚持开展新闻批评和舆论监督，努力凝聚社会共识，将人民的批评建议聚合为建设国家的强大力量，为全国安定团结和社会进步提供舆论支持。

　　（作者叶俊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田汾晋为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江泽民“祸福论”的提出及其对新闻工作的政策引领作用

　　“祸福论”，是江泽民在1989年担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后阐述舆论导向重要性时所作的形象比喻，是其新闻观的核心内容和精髓所在，也是他对丰富发展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所做出的重要理论贡献。

　　（一）“祸福论”提出的背景。1989年春夏之交我国发生的那场政治风波，让党的领导人意识到新闻工作，特别是舆论导向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在1989年11月底举办的新闻工作研讨班上，江泽民在讲话中指出这场风波“从反面说明了新闻工作的极端重要性，说明新闻宣传一旦出了大问题，舆论工具不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不按照党和人民的意志、利益进行舆论导向，会带来多么严重的危害和巨大的损失”。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相继发生的东欧巨变和苏联解体给国际局势和世界格局带来了重大变化，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更加激烈。1994年1月24日，江泽民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舆论导向正确，人心凝聚，精神振奋；舆论导向失误，后果严重。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告诉我们，引导舆论，至关重要”的观点。1996年9月26日，江泽民在视察人民日报社时提出“党的新闻事业与党休戚与共，是党的生命的一部分”，并强调“历史经验反复证明，舆论导向正确与否，对于我们党的成长、壮大，对于人民政权的建立、巩固，对于人民的团结和国家的繁荣富强，具有重要作用。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1997年9月12日，“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被写入党的十五大报告之中，“正确舆论导向”成为新闻工作最重要的思想理念和行动原则。

　　（二）“祸福论”的思想内涵。“祸福论”，包括了江泽民对舆论导向重要性、判断舆论导向正确与否标准、把握正确舆论导向方法等一系列重要问题所作的系统思考和阐述，是一套较为完整的关于舆论导向问题认识的思想体系。

　　1.“祸福论”赋予新闻工作崇高使命和艰巨任务

　　“祸福论”，既涉及新闻工作使命问题，也涉及新闻工作任务问题。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它要求新闻媒体必须肩负起“以正确舆论引导人”这一崇高使命和艰巨任务。“祸福论”突出强调了舆论工作，尤其是舆论导向正确的极端重要性，提示我们要通过牢牢把握党对新闻媒体的领导权，进而掌握好舆论引导的主动权。

　　2.“祸福论”为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确定了判断标准

　　要实现正确舆论导向，需要确立明确的判断标准。1994年，江泽民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判断舆论导向正确与否的五条标准，即“有利于进一步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舆论；有利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的舆论；有利于鼓舞和激励人们为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和社会进步而艰苦创业、开拓创新的舆论；有利于人们分清是非，坚持真善美，抵制假恶丑的舆论；有利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人民心情舒畅、社会政治稳定的舆论”。“五个有利于”的提出，为新闻媒体正确引导舆论提供了政策依据、思想遵循和判定标准。

　　3.“祸福论”为提高舆论引导水平提供了实现路径

　　要坚持正确舆论导向，需要确立有效的实现路径，对此江泽民有一系列阐述。首先，新闻工作者坚持党性原则、提高政治素养是“始终保持正确的舆论导向的关键所在”；其次，新闻工作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再次，在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前提下，新闻工作要增强宣传艺术，提高引导水平，形成独特风格与特色，使宣传报道更加贴近生活和贴近读者等。

　　（三）“祸福论”对我国新闻工作的政策引领。“祸福论”的提出，对我国新闻界及时总结1989年政治风波中的舆论导向教训，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具有重要政策引领作用。正是对“祸福论”有了明确认识，面对当时形形色色的社会思潮，我国新闻媒体能够始终保持清醒政治头脑，站在正确政治立场，有效引导社会舆论，从而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保驾护航。

　　另外，“祸福论”从政治上对新闻媒体的性质和功能做出了明确定位，强调新闻媒体要增强政治责任感，将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对那些在改革中过分追求经济利益的媒体敲响了警钟。同时，也推动了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建设，如1994年和1997年两次修订的《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都明确提出了“新闻工作者特别是领导同志要具有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敏锐性，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旗帜鲜明，立场坚定”的要求，使坚持“正确舆论导向”成了新闻工作者的一种道德要求和行为规范。

　　（作者王青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组文章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百年中国共产党新闻政策变迁研究”（项目号：19ZDA321）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