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写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80周年之际

　　摘  要：2022年5月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80周年的特殊时刻，重读这篇经典文献，结合当代新闻舆论环境和新闻工作要求，可以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建设中的立场、态度与能力问题有许多深入的、启发性思考。不论革命战争年代还是改革开放时期，不论面临国内国际怎样的挑战，坚持在新闻工作中的人民立场，培养基本的情感与态度，把握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理论与实践中的一些重要关系，就能持续提升中国新闻理论的建设水平，也能让中国新闻工作在实践中保持旺盛的生命力与影响力。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新闻工作；舆论；毛泽东

　　1942年5月2日，毛泽东出席延安文艺工作者座谈会发表讲话，5月23日，再次来到会上发表讲话，这两次讲话内容分别以“引言”“结论”为小标题，合为一篇后收入《毛泽东选集》，整篇文章题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至今80年过去，重读《讲话》，依然会感受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力量与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追求，认识到社会主义中国在意识形态建设上“以人民为中心”的一以贯之的思想脉络，也进一步理解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历史曲折、现实挑战与时代使命。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什么是我们的问题的中心呢？我以为，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1]事实上，这是整个宣传思想战线上的根本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根本问题。深入研读《讲话》，对于把握当代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建设的根本问题、做好日趋复杂的国际国内舆论环境中的新闻工作，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立场辨析

　　《讲话》开篇在谈到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时，明确指出“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关于“什么是人民大众”，《讲话》也明确地给予了描述：“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

　　人民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根本立场，其基本要求在于新闻工作的服务对象是国家人口中占最大比例的人群，是民族构成中的最大部分。这一群体的基本特征是社会的劳动者，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拥护者与建设者。为劳动者群体写作与为剥削者群体写作是不同的，用列宁的话来说，“这将是自由的写作，因为它不是为饱食终日的贵妇人服务，不是为百无聊赖、胖得发愁的‘一万个上层分子’服务，而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2]

　　对于新闻工作为人民服务的要求，在理论上、口头上来看，没有多少人会予以反对，问题在于“抽象的肯定与具体的否定并存”的现象。换言之，理论上、口头上承认人民大众的重要性，但在实际上、行动上与人民大众保持距离且知之甚少。《讲话》对此现象专门进行了剖析，用“不熟”与“不懂”来描述。“不熟”主要表现在“不熟悉工人，不熟悉农民，不熟悉士兵，也不熟悉他们的干部”。“不懂”主要表现在“语言不懂，就是说，对于人民群众的丰富的生动的语言，缺乏充分的知识”。“由于自己脱离群众，生活空虚，当然也就不熟悉人民的语言，因此他们的作品不但显得语言无味，而且里面常常夹着一些生造出来的和人民的语言相对立的不三不四的词句。”

　　由于“不熟”与“不懂”人民群众，新闻报道就会时常远离人民群众的生活，新闻作品中“不三不四的词句”的现象就会时常发生，为此，毛泽东亲自推动在1942年进行了延安《解放日报》的改版工作，由“不完全的党报”变成“完全的党报”。2月11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解放日报》问题时，毛泽东指出：“《解放日报》应把主要注意力放在中国抗战、我党活动和根据地建设上面，要反映群众的活动，充实下层消息。”3月8日，《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的题词：“深入群众，不尚空谈”。3月11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改造《解放日报》草案时，毛泽东指出：“报纸必须地方化，要反映地方情形。党报要反映群众，执行党的政策。”还提出发一个关于党报工作的指示。[3]3月16日，《中宣部为改造党报的通知》发布，其中特别指出：“各地党报的文字，应力求通俗简洁。不仅使一般干部容易看懂，而且使稍有文化的群众也可以看。通俗简洁的标准，就是要使那些识字不多而稍有政治知识的人们听了别人读报后，也能够懂得其意思。”[4]这段文字的要求非常具体，对“通俗简洁”的新闻报道的标准给予了极具场景感的描述，不得不说，这段文件文字自身就非常“通俗简洁”。

　　1942年9月20日，毛泽东起草《〈解放日报〉第四版征稿办法》，请吴玉章、艾思奇等人协助征稿，其中提出：“各同志担负征集之稿件，须加以选择修改，务使思想上无毛病，文字通顺，并力求通俗化。”“每篇以不超过4000字为原则，超过此字数者作为例外。”[5]如此具体的要求，从征集到修改，从字数到风格，不仅体现了对新闻工作的重视，也充分体现了新闻工作的人民立场。

　　《讲话》中谈道：“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而要让这个问题得到“完全的彻底的解决”，要坚持“两个学习”，即“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讲话》强调：“我们说的马克思主义，是要在群众生活群众斗争里实际发生作用的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这段论述非常重要，既表明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人民立场，也表明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活的灵魂。换言之，在新闻工作中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坚持，必须结合具体实际，在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中，以维护多数人的利益为目标。这是检验这一根本问题是否得到解决的根本标准。

　　学习马克思主义，既要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又要善于把握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实质，并把这种思想运用到分析与解决社会现实问题中来。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学习与建设来说，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实质运用到分析与解决社会的新闻实践中来，而在这一过程中，立场问题是根本性问题，是分析与解决所有新闻选择、新闻制作、新闻传播、新闻评价等的根本出发点。是以最大多数的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还是以少数资本方、权力者、特殊集团的利益为出发点，生产出的新闻是不一样的。《讲话》对文艺工作的要求中首先强调立场问题，可以视为对整个宣传思想文化领域的首要要求，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实质的准确把握，即马克思主义是为了全人类的自由解放，而不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固化，与此同时，这也是对意识形态领域工作规律的准确把握，即首先要明确“为什么人”的根本问题与方向确立，才能由此讨论方法问题与专业能力。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态度选择

　　《讲话》中指出：“随着立场，就发生我们对于各种具体事物所采取的具体态度。比如说，歌颂呢，还是暴露呢？这就是态度问题。”这一问题对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认识与实践很重要，新闻工作是基于事实选择的事实呈现，在事实选择中有隐含的态度，不同的态度会有不同的取舍，在事实呈现中也有隐含的态度，不同的态度会有不同的叙事。尽管在新闻报道中始终有客观性的追求，但根据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新闻对事实的报道是主观对客观的认识的体现，不是机械反映论，而是基于客观事实的主观能动的选择。因此，选择歌颂的态度看到的事物，呈现的报道对象，与选择暴露的态度看到的事物，呈现的报道对象，会产生大相径庭的报道内容。

　　《讲话》对态度问题的回答不是一刀切的而是具体的，即两种态度都需要，“问题是在对什么人”。具体来看，“有三种人，一种是敌人，一种是统一战线中的同盟者，一种是自己人”。对于敌人，任务是暴露他们的残暴和欺骗；对于同盟者，应该是有联合有批评。“至于对人民群众，对人民的劳动和斗争，对人民的军队，对人民的政党，我们当然应该赞扬。”尽管人民也有缺点，但“只要不是坚持错误的人，我们就不应该只看到片面就去错误地讥笑他们，甚至敌视他们。我们所写的东西，应该是使他们团结，使他们进步，使他们同心同德，向前奋斗，去掉落后的东西，发扬革命的东西，而决不是相反”。这种态度选择的好恶是光明磊落的，不是欲盖弥彰的，马克思主义者从不隐瞒自己的态度，更不会在意识形态领域以所谓客观中立之名掩盖价值观选择与利益维护之实。

　　这种态度选择的原则体现在新闻工作中，就不是无条件的“客观主义”“有闻必录”，更不是以揭丑为目标，以冲突性事件为标准，而要看报道对象是什么人，由此决定新闻报道的事实选择与情绪基调。对于人民的缺点是需要批评的，“但必须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用保护人民、教育人民的满腔热情来说话。”“讽刺是永远需要的。但是有几种讽刺：有对付敌人的，有对付同盟者的，有对付自己队伍的，态度各有不同。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讽刺，但是必须废除讽刺的乱用。”不分对象、不分场合的一味批评，既可能产生认识上的片面性，也可能引发情绪上的冲突性，不利于问题的解决。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指导的新闻实践不是追求短期的新闻轰动效应，而是务求长期的新闻社会效果，以新闻工作参与社会治理，推动社会进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不是媒介中心的新闻专业主义，其实质是新闻个人主义、商业主义，而是人民中心的新闻治理主义，其实质是新闻有机主义、进步主义。

　　1942年2月，毛泽东参观延安美协举办的讽刺画展览后，邀请华君武等几位作者谈话。在谈话中讨论了如何通过漫画来讽刺不良现象。其间，华君武问了一个问题，有一次发大水，山洪把西瓜地里的西瓜冲到河里，鲁艺有些人下河捞西瓜，但捞上来后没有交还给种西瓜的农民而是自己带回去吃了。这样的漫画可不可以画呢？毛泽东回答说：“这样的漫画，在鲁艺内部是可以画的，也可以展出，而且可以画得尖锐一些。如果发表在全国性的报上，那就要慎重，因为影响很大。对人民的缺点不要老是讽刺，对人民要鼓励。对人民的缺点不要冷嘲，不要冷眼旁观，要热讽。”[6]这一回答充分体现了基于人民立场的态度选择：要热讽不要冷嘲。“热”体现为善意、克制与建设性，“冷”表现为不分对象、不计后果。这对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指导下的新闻舆论监督极有针对性，具体来看，在批评报道人民群众中的各种不良现象时，要坚持“内外有别、热讽为主”的原则。对于人民群众中的负面现象要予以理性的分析、善意的揭示与积极的建议，而不是讥笑甚至敌视。

　　《讲话》批评了“暴露文学”的现象，认为“简直是专门宣传悲观厌世的”。事实上，在新闻活动中，也有一种“暴露新闻”的现象，以暴露所谓社会的黑暗面为主要追求。产生这种现象恰恰说明了一些糊涂认识，要么是情感价值出了问题，没有理解服务人民的立场与态度，要么是思想方法出了问题，看不到光明因而写不出光明。对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来说，对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必须暴露，对一切利于人民群众的光明必须歌颂，简单地以“一半对一半”的比重来体现“新闻的平衡”或者不分对象、不计后果的暴露都是不对的。

　　主要报道人民的积极面与社会主义的光明性，鲜明地体现了中国特色新闻学的内涵，即人民性新闻立场与有机性新闻参与。[7]对于新闻工作者来说，要把自身视为国家与社会的有机组成而不是旁观者甚至批判者，而不是媒介中心主义的所谓“无冕之王”，要按照列宁所说，“摆脱了资本，摆脱了名位主义，甚至也摆脱了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个人主义”。[8]这“三个摆脱”对于理解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内涵与要求，具有极其现实的针对性与操作性。好的新闻作品，要能够产生催人奋进的力量；好的新闻工作者，要能够深深扎根在实际中、生活中、群众中；好的新闻媒体，要能够持续推出好的新闻作品与新闻工作者。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态度选择的理性基础是人民立场，感性基础是人民情感，前者往往以后者为深层次、隐含性基础。《讲话》中谈到“大众化”的标志，主要表现在自身的思想感情和人民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你要群众了解你，你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就得下决心，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炼。”令人感动的是，毛泽东在此次讲话中，还特别交心地谈了自己的感情变化经历，即作为学生出身的人，一开始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是比较脏的，革命之后，逐渐熟悉了工人农民，产生了感情，意识到尽管他们的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却是干净的。在毛泽东看来，“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走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这种情感上的特征具有典型性，在以知识分子为主要群体的新闻工作者中更是具有普遍性，能够如毛泽东所言自觉实现情感上的变化，才有可能真正平等地对待群众、学习群众，而不是仅仅口头上、学术中的人民性、公共性等抽象概念。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能力提升

　　《讲话》中指出：“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解决了，接着的问题就是如何去服务。”这其实就是一个能力问题，即知道了方向还需要掌握方法。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建设来说，也是如此，既要知道新闻工作的方向，又要持续提升新闻工作能力，才能因应日趋变化与复杂的媒介化社会与媒介化世界。为此，需要深刻认识与把握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理论与实践中的一些重要关系。

　　其一，理解政治专门家与群众政治家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要求新闻工作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讲话》中明确指出：“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对于新闻活动也是如此，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新闻，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一切新闻活动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这句论述在当今世界来看，特别是西方世界蔓延的“政治正确性”挂帅与国际关系中的价值观驱动来看，无疑都具有洞察力的针对性与真理性。

　　值得重视的是，说文艺服从于政治或新闻服从于政治，要对“政治”的内涵有准确的认识。《讲话》中指出：“这政治是指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不是所谓少数政治家的政治。”这段论述表明，在理解新闻的政治性时，要特别重视从宏观的、本质的视角来理解政治，理解政治要求的实质与目标。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政治性不是政客政治、政党政治，不是为了个别人利益或个别政党利益的政治，而是人民政治，是为了最广大人民利益的政治。《讲话》中的表述很清晰，“懂得革命的政治科学或政治艺术的政治专门家们，他们只是千千万万的群众政治家的领袖，他们的任务在于把群众政治家的意见集中起来，加以提炼，再使之回到群众中去，为群众所接受，所实践，而不是闭门造车，自作聪明，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那种贵族式的所谓‘政治家’”。从此次文艺座谈会组织过程看，就体现了政治专门家与群众政治家的统一。据胡乔木回忆，在会前，毛泽东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给许多作家写信，找了许多作家谈话，对有些人，信不只一封，谈话不只一次。让作家们帮他搜集材料，提供有关文艺工作的意见。在5月16日召开的第二次会议期间，整天时间，毛泽东都认真地听取大家的发言，并不时地做着记录。在会后，毛泽东对讲话速记稿听取不同意见，反复推敲、修改，直至1943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7周年时，讲话全文正式在《解放日报》上发表。[9]

　　要提升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能力，就要善于发现千千万万群众政治家的经验、教训，推动其与政治专门家们的判断、决策结合起来，形成推动社会进步的合力。1942年延安《解放日报》改版后，总政治部专门发文要求全军为报纸供稿，提出“发动部队各级有写作能力的干部，特别是做宣传工作的同志，经常写稿，并指定各级政治部宣传部（科）长，各级司令部作战教育科（股）负责同志，任特约通讯员，担负组织这一工作的责任”。关于如何写稿的内容要求，强调“要有实际而新鲜的内容，多取具体材料，少加分析，不要说空话”。[10]这种对“千千万万群众政治家”的动员和组织，以及写稿中“实际而新鲜的内容”的具体要求，体现了对精英政治、空头政治的反对，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与新闻观。在当代中国新闻工作中，要特别重视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的传统的传承与创新，动员更多的基层干部、各界群众参与到新闻活动中来，尤其是在社交媒体主导的新闻传播活动中，有组织地、最大限度地发挥各方力量特别是青年力量参与，会有效地提升新闻舆论场的清朗气质。

　　其二，理解群众学生与群众先生的统一

　　《讲话》中指出：“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如果把自己看作群众的主人，看作高踞于‘下等人’头上的贵族，那末，不管他们有多大的才能，也是群众所不需要的，他们的工作是没有前途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要求走群众路线，源于群众，服务群众，要提升群众工作的能力，把握好新闻媒体与群众的平等、互动、紧密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新闻媒体对群众采取俯视态度，就会远离群众的现实，既没有群众的语言，也没有群众的需求，也就无法到达群众。

　　1942年9月7日，毛泽东亲自为《解放日报》撰写社论《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谈精兵简政政策，谈到当时中国抗日面临的“黎明前的黑暗”与“抗日航船的暗礁”即物质困难，为此要缩小根据地的庞大机构，针对许多人不愿把自己亲手建立起来的机构缩小，文章中用生动的比喻来说明。“气候变化了，衣服必须随着变化。每年的春夏之交，夏秋之交，秋冬之交和冬春之交，各要变换一次衣服。但是人们往往在那‘之交’不会变换衣服，要闹出些毛病来，这就是由于习惯的力量。目前根据地的情况已经要求我们褪去冬衣，穿起夏装，以便轻轻快快地同敌人作斗争，我们却还是一身臃肿，头重脚轻，很不适于作战。”[11]这篇文章现在读来，依然清晰、生动且极富说服力，充分体现了“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的理念，体现了实践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舆论引导能力。通过新闻报道、言论引导舆论，改变群众认识，是新闻工作的重要任务，而要在日趋复杂的舆论环境中实现这一任务，对能力的要求越来越高，其关键在于能够懂得群众、代表群众，先学习群众，再引导群众。

　　《讲话》对于如何彻底解决知识分子与群众的结合问题有着透彻的论述，提出要学习鲁迅甘为人民大众“孺子牛”的精神，“知识分子要和群众结合，要为群众服务，需要一个互相认识的过程。这个过程可能而且一定会发生许多痛苦，许多摩擦，但是只要大家有决心，这些要求是能够达到的”。《讲话》批评了抽象的人性论，批评了资产阶级所谓“唯一的人性”，提出世上只有具体的人性，指出马克思主义主张“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性”。这对于如何理解社会主义新闻工作者与人民群众的情感具有极强的针对性与解释力。“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爱是观念的东西，是客观实践的产物。我们根本上不是从观念出发，而是从客观实践出发。”在新闻工作中，葆有基于共同民族身份、阶级属性的具体的爱，就能发自内心地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从人民群众中汲取营养并以自身的新闻工作服务于人民群众。

　　其三，理解动机与效果的统一

　　《讲话》提出评价文艺作品的好坏不能只看动机（主观愿望）或效果（社会实践），指出“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这点要求对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能力提升来说无疑是一条重要的原则，一方面，没有基于马克思主义立场的新闻报道动机是不行的；另一方面，仅仅有基于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动机，但不知道如何提升新闻传播效果也是不行的。在新闻工作中，要追求政治性动机与专业性效果的统一，其核心要求是按照新闻传播规律办事。这一要求在当前的国际传播中更具有紧迫性与约束性。值得提出的是，在现实的新闻工作中，仅仅强调动机而忽视效果的现象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具体表现在以“动机正确”来掩盖“内容枯燥”“形式陈旧”“效果有限”的问题，突出动机的决定性价值，忽视效果的关键性意义，缺乏与时俱进的创新，其危害是新闻报道的效果与动机脱离，乃至会出现“低级红”等现象，让效果与动机完全相反。这种问题是形式主义的问题，也是主观主义的问题。

　　《讲话》指出：“真正的好心，必须顾及效果，总结经验，研究方法。”在新闻工作中，要特别注重基于效果的方法研究。这一效果不是简单的新闻媒体或报道者个人的传播影响力，而是新闻工作参与社会、推动社会进步的效果。在实际新闻工作中，为了实现正向性的社会效果，要按照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要求提高判断力，比如说，新闻不能一味求快，对于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有的新闻要“快报”，比如疫情中的病例情况，让全社会及时了解实情以积极应对；有的新闻要“慢报”，比如国际争端中的冲突现象，防止引起民间情绪爆发影响政府理性决策与国际舆论；有的新闻要“不报”，比如一些极端恶性社会现象，避免产生民众恐慌心理或对当事人造成伤害。简言之，一切以报道的社会效果来衡量，以能否促进社会团结与进步为标准。

　　当然，值得指出的是，对于“不报”的新闻，中国新闻事业中有着一种极其特殊而有效的“内参”机制，可以通过不公开的报道反映到相关部门、相关层次，既不产生消极的、次生的社会效果，又能有效推动问题的解决。从实际工作中看，内参机制在中国特色新闻事业中是重要组成，也是实现新闻工作参与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1953年，毛泽东对新华社《内部参考》作批示：“我认为这种内部参考资料甚为有益。凡重要者，应发到有关部门和有关地方的负责同志，引起他们注意。各大区和各省市最好都有此种《内部参考》，收信和刊印本区本省本市的内部参考资料。”1969年，毛泽东针对记者写内参指出：“中央给记者的任务就是如实反映情况。记者反映情况就是执行自己的职责。中央怎样判断，这是中央的事。”“调查应本实事求是原则，有则有，无则无，多则多，少则少，力避主观夸大，但也不要故意缩小。”[12]毛泽东的这两段话，分别强调了内参的重要性和方法论。事实上，不论从实践上还是从理论上看，内参机制的完善、内参作用的发挥、内参人才的培养，对于当代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能力提升，实现新闻工作动机与效果的统一都具有重要意义。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中国特色新闻事业与中国特色新闻学的最大特色，这一指导思想不是新中国成立后或近些年出现的，而是从中国共产党建党开始就提出的，在实践中特别是在革命斗争的曲折进程中不断完善，在延安时期逐渐稳定成型。这一成熟的指导思想让中国共产党新闻事业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获得了人民的认可，推动中国革命取得成功。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国新闻实践看，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精神实质，新闻事业就能发挥显著的积极作用，反之，则无太大效果乃至会产生消极作用。因此，对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坚持必须把握住“为群众的问题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这一主线，基于时代的变化特别是媒介形态的变化，始终关注多数人的特点，服务多数人的利益。

　　值得重视的是，当代社交媒体既给新闻活动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与挑战，也为“全党办报”“全民办报”提供了崭新的技术条件与实现可能。这种新的媒介形态与延安时期是完全不同的，安全照搬延安时期的新闻工作方法是不行的，但完全抛弃延安时期的新闻工作原则也是不行的。特别是在国际环境中、市场环境中，如果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基本要求，就会忘记底线和目标，出现背离人民利益的新闻活动。如何让新的媒介形态更好地发挥多数人的作用、服务多数人的利益，依然要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基本原理中找寻路径，从历史经验中找寻未来。遵循新闻规律办好新闻事业，首要的是尊重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基本规律，在此基础上，结合技术、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新变化，探索新的传播形式与策略。

　　《讲话》发表已经80年了，但重读这篇重要文献，依然会启发思考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建设、文化建设、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建设等领域的重大理论问题与现实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面对各种复杂的挑战，这篇讲话的精神实质与思想方法也愈发体现出其经典价值与启发意义，正所谓“万变不离其宗”，常读常新，深读深得，越是有新问题，越是要把握初心与根本。在全球化与全媒体时代，新闻舆论工作已经成为“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大事，成为处理国际纷争、建设良好国际关系的利器，在此新形势下，重读经典才能返本开新，立足根本才能积极进取，如此，则是对80年前这次重要会议与重要讲话的最好传承。

　　参考文献：

　　[1][11]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847-877,882.本文中《讲话》引文非注明者均出自此处.

　　[2][8]列宁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666,665.

　　[3][5][6]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362-368,404,363.

　　[4][10]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中国共产党新闻工作文件汇编（上）[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0:127,130.

　　[7]胡钰.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的时代背景、理论起点与概念内涵[J].新闻与写作，2021(07).

　　[9]胡乔木.回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J].中华魂，2006(05).

　　[12]徐中远.毛泽东晚年读书生活[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413-415.

　　（作者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本刊学术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