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 刘万永
　　最苦闷的日子
　　稿子第二次被退回来的时候，我都快崩溃了。更让我沮丧的是，编辑杜涌涛语重心长地说：“要放下架子，不要认为自己是成熟的记者了……”
　　稿子有问题吗？没有呀！那就再补充、修改。
　　这是我当记者6年来遭遇的最大“挫折”。以前，自己的稿子基本上一遍通过，部门版面头条、头版头条，对我来说已经是很平常的事了。怎么一篇3000字的人物稿，写得会这么痛苦？
　　已经没有一点儿自信了。第三次把稿子给编辑前，我先让老婆审阅，发现问题立即改正。作为读者，她应该有发言权。
　　“写得挺好的呀。”
　　“没准儿还会打回来。”
　　“那就让他自己写！”老婆气愤地说。
　　这次果真没打回来。“不用改了。”老杜很平静地说：“再改也是那个样子。”
　　两天后，报道见报了。这就是2004年9月1日刊发在中国青年报《冰点》上的《他们最害怕光》。
　　稿子是杜涌涛重写的。后来我才知道，退稿并不是我一个人的遭遇，有的同事，最多一次被退回过6次，最终重写。同事说，稿子见报后，自己“吓得出了一身冷汗”。
　　虽然没有“吓得出汗”，但确实感受到了差距，原来稿子应该这样写。对比见报前后的稿件，结构变了，语言变了，通过编辑的妙手，一个衣衫褴褛的女子变成了光鲜亮丽的小姑娘。
　　现在回想起来，我真的认为自己很幸运，在那个迷茫彷徨的时间段进入《冰点》周刊，接受了全新的业务训练。
　　1998年，我从中国新闻学院毕业后进入中国青年报，先在总编室当了一年编辑，然后成为教育记者，一干就是5年。
　　那是我发稿的一个高峰期。我不止一次听到同事转述中国教育报同行的话：“你们新来的那个刘万永，挺勤奋的。”
　　本科学教育，后来学新闻，做教育新闻的记者，自己也算得心应手。然而，几年下来，四季歌式的报道让我产生了倦怠感——心理学上所说的“似曾相识症”：一开始感觉很新鲜的话题，慢慢被另一种感觉替代：这算新闻吗？前年我就报过……
　　更重要的是，年复一年，感觉自己的业务水平总在“低空飞行”，看不到长进。但是，想要提升业务水平，又找不到方向和路径。如何突破职业瓶颈，是我那时最大的苦闷。
　　2004年6月，中国青年报版面改革，《冰点》周刊成立，从此前的每周一个版，变成每周四个版。编辑阵容强大：李大同任主任，卢跃刚、杜涌涛任副主任，除去蔡平、董跃玲等《冰点》的老记者，其他的记者都是新人。我就是这时候成为《冰点》记者的。
　　在《冰点》的一年，是我压力最大的一年：从年龄上说，上有轻车熟路的老记者，下有进步神速的年轻记者，自己适应起来慢，更要清除早已习惯的写作思维。但这也是收获最大的一年。那是一种蜕变，从此知道：写稿子，重要的是结构和语言，要有细节和故事，不仅要让读者读明白，更要让读者有阅读的快感。一篇报道，应有更强的生命力，即使当新闻变成旧闻，其认识价值和文本价值仍然历久弥新。
　　
　　“一个退休高官的生意经”
　　在中国青年报，人们把写稿多的记者戏称为“疯狗”，我则被称为“藏獒”。我的理解，这不仅指我发稿的数量，更指稿件的硬度。我的一些报道，不仅改变了当事人的命运，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家有关部门的政策制定，推动了制度建设。
　　在《冰点》的时候，我发表了《一个退休高官的生意经》。这是我真正意义上的代表作。虽然这不是我采写的第一篇调查性报道，但代表着我向调查性记者转型的开始。
　　报道来自朋友介绍的一个线索：辽宁省阜新市退休的市委书记、人大主任王亚忱，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和在公安机关工作的子女的权势，侵吞了一家民营企业投资上亿元开发的阜新商贸城，并利用公权力将企业老总高文华关押了11个月。实际上，对王亚忱案，我的第一判断是“黑吃黑”——官商勾结，得利后分赃不均。但从另一方面看，长期以来，权钱交易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如果此事为真，那对此典型事件进行深度剖析，也会具有现实意义。2005年4月23日开始，我先后到沈阳、抚顺、阜新等地采访此案。
　　2005年5月18日，《一个退休高官的生意经》见报。稿子反响强烈，第二天，抚顺市望花区检察院宣布：高文华解除取保候审，不予起诉，无罪释放。接下来的一些天，我的文章被广泛转载。再接下来，我接到了很多电话，对方第一句话便是：“刘记者，我和高文华的遭遇一模一样。”麻烦来了。报社接到传票，王亚忱及其儿女起诉报社侵犯名誉权，索赔220万元。
　　官司一直持续了一年多。但对我来说，压力来自另一条战线。
　　报道见报的几天后，王亚忱的女儿王晓云通过各种关系找到报社领导说情，我知道他们至少找了三位领导，但无一例外地被拒绝了。说情无效，王亚忱改变策略，先是到最高人民检察院告我“泄露国家机密”——他认为的“国家机密”，其实是我们刊登了公安部和高检对高文华无罪释放的决定。随后，他又到团中央举报，说我“紧密配合辽宁省检察院，妄图用舆论杀人”。
　　没多久，我在报社看到了团中央信访部门转交过来的，王亚忱一尺多高的告状材料，上面标明了答复时间：10天之内。我问李大同需要我做什么，他说，“不用理他!”
　　有一件事印象深刻。一天，我正在办公室，一位同事神神秘秘地把我叫出来，递给我一封信，是署名“阜新商贸城职工”的举报信，举报我收取高文华送的15万元。同事好心，把他偶然收到的信给我，意思是让我自己私下处理。拿到举报信后，我第一时间送到副总编辑周志春的办公室，他当时负责处理报社和王亚忱的官司。老周看完后说：“以前他们举报你收了30万元，现在变成了15万元，哪有越收越少的？”
　　做调查性新闻，最怕的是法律之外的力量干扰。这种干扰，无形却有力，加剧金钱与权势的苟合，动摇公众对法律的敬畏。对记者来说，领导的信任、支持非常重要。同时，自己也应恪守职业道德，谨言慎行，对得住领导的信任和支持。
　　同年11月初，王亚忱被正式逮捕；12月7日，北京市东城区法院驳回王亚忱及其子女起诉名誉侵权一案……直至2007年，王亚忱的女儿王晓云等相继被判刑。
　　这篇作品入选检察日报和新浪网联合评选的《法治影响生活2005蓝皮书》，被评为“最忧心的舆论监督”，理由是：报道发表时，有关部门对当事人还没有启动任何调查程序。考虑到当事人的势力，一旦报道出现偏差，无论是报社还是记者，都将陷入不利的局面。然而中国青年报顶住压力，发表报道，使事情一步步走向明朗。这样的监督，不可谓不“大胆”。
　　2009年10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了《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四）》，“利用影响力受贿”将被定罪。或许，我的报道对“利用影响力受贿入刑”起到了促进作用。
　　
　　“罗彩霞事件”
　　2009年，我独家报道的“罗彩霞事件”，也是一个报道推动制度建设的案例。
　　2009年3月初，即将从天津师大毕业的湖南邵东籍学生罗彩霞发现身份证被盗用，最后逐步确认盗用者是其高中同班同学王佳俊。随后，她找媒体、在网上发帖求助，都没有效果。
　　“五一”前，我偶然发现了罗彩霞在网上发的求助帖子。直觉告诉我，这是一个难得的题材，必须把它做出来，而且要快。5月4日上午，和罗彩霞联系好，我决定前往天津。出发前，我和部门主任说好，给我留出版面，稿子明天一定见报。采访很顺利，除了罗彩霞，我还采访到了她的两名同学以及罗彩霞所在学院的副书记，他们都是相关事件的见证人。根据罗彩霞提供的王峥嵘手机，我连夜采访了王佳俊的爸爸王峥嵘。经过再三追问，王峥嵘终于承认女儿王佳俊冒名顶替上大学之事。至此，事实部分得到充分确认，我马上开始写稿。5月5日，《公安局政委女儿冒名顶替上大学》报道在中国青年报推出，立即引起了社会巨大反响。
　　公开报道后，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孟建柱批示要求严肃查处，湖南省相关部门组成调查组调查。教育部有关负责人对中国青年报发表谈话称，该案是严重的违法违规行为，性质十分恶劣，表示“一经查明真相，对教育系统违纪违规单位和人员将严肃处理，依法依纪追究责任”。
　　实际上，在罗彩霞事件曝光后，湖北、山东等地也爆出了类似被冒名顶替上大学事件，媒体报道时称为“湖北版罗彩霞事件”、“山东版罗彩霞事件”。有媒体称：“一个弊端丛生的高考谜案至此揭开神秘面纱，全国掀起了有关罗彩霞事件的舆论风波”。罗彩霞成为“被冒名顶替上大学”事件的代名词。“罗彩霞事件”之所以最受关注，首先是因为本身是一充满冲突的完整故事，而深挖下去，故事更让我吃惊。幸运的是，我是第一个报道此事的记者。
　　2009年6月30日，教育部发出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清查冒名顶替上大学的学生，清理了一批冒名顶替上大学的学生。当年，一些高校推出新措施，在录取通知书上加印被录取学生的照片，从制度层面预防类似事件的发生。
　　由于这篇报道具有广泛持久的影响，我被腾讯网授予“年度教育记者”称号。颁奖辞是：“他是一个天生的斗士，向不公宣战是他的信仰；他是一个悲悯的义士，为弱小呐喊是他的本能。他所留下的那些文字，给了我们藐视黑暗、追求光明的勇气。”
　　
　　打造“今日出击”
　　2006年8月，我开始任特别报道部副主任，工作重心开始转向编辑工作。特别报道版报道的是重大、突发事件，要求记者具有宽广的知识面和开阔的视野，及时准确地对新闻事件作出判断。
　　“今日出击”是特别报道部着力打造的一个品牌，2011年10月，获得第二十一届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称号。作为主创人员，我的理念是坚持“独立调查，追寻真相，干预社会”，选题上坚持从社会和政府部门普遍关注、政府部门正在解决或有能力解决的问题入手，采写中坚持“用脚采访，用笔还原”。同时，从中国青年报办报宗旨和青年特色出发，选择一些青年问题，如求学、就业等问题进行重点报道。3年来，“今日出击”推出了一大批颇具社会影响力的稿件。
　　2011年11月9日，中国青年报刊发了我参与组织的报道《宋江明求职验血记》，披露了长治籍考生宋江明在参加2011年长治市公务员招考过程中体检“被贫血”的遭遇。人社部、国家公务员局高度重视，要求严肃处理这一事件。山西省委组织部等下发通知，完善公务员考试体检规定。此后，6名责任人被起诉。目前，特别报道版已成为中国青年报的品牌版面和拳头产品，2007年，被报社评为“最有影响力的版面”之一。
　　
　　理想是什么
　　一年前，我曾发过一条微博，记述自己的心情：做记者几年，无力感越来越强烈。梳理自己报道过的人和事，可以说受到伤害的人无一得到公平和正义，甚至遭到更猛烈的报复。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最初，我们充满热情，希望用自己的报道改变这个世界，一路走来，却发现我们无法影响更多，只能发出“岂有豪情似旧时”的感慨。
　　但我们应该有走下去的理由和动力。我很欣赏王克勤发动的救助尘肺病患者“大爱清尘”行动的口号：能帮一个是一个，能救一个是一个。我们无法改变太多，但应走得更远。
　　很多事件要求我们不能放弃。
　　——很多年前，我去山西某地的中级人民法院采访，在高高的台阶上的一位老人，一身白衣，是农村死人时穿的孝服，拿着一沓材料，静静地坐在那里等着法官，不哭不闹。
　　这一幕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每当我身心疲惫，想要放弃某些想法的时候，我会不由地问自己：如果我们不去努力，怎能保证那位白衣老人不是明天的自己？
　　——几年前，我在天津采访罗彩霞。这个即将大学毕业的孩子，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会成为精心挑选的受害者：“就是因为我是农村的孩子，没有权势吗？”
　　这句话深深地打动了我。其实，经验告诉我，社会的不公，不是针对某一人或某一群人的不公，是对所有人的不公，区别是今天是我，明天可能是你。所以，我们的工作，是努力实现公正和公平，为他人，更为自己。媒体人既要仰望星空，也要脚踏实地。前者给我们一双瞩望来来的眼睛，不会在世俗世界迷失方向；后者是指引我们曲折前行的路标，告诉我们不要盲目乐观和过度悲观。
　　在《中国新闻周刊》对我的报道中，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前管委会主任、社长、董事长，暨南大学新闻学院院长范以锦对我这样评价：道德、良知、责任——这是新闻从业人员必备的基本素养，也是国家和民众对新闻从业人员的要求。这是最起码的要求，是低标准，但现在似乎变成高要求、高标准了。于是，刘万永成了新闻人物。在社会转型期、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环境中，既要面对种种诱惑，又要应对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使得不少记者身不由己。刘万永作为调查性记者，面临职业风险，以及在传统媒体舆论监督环境陷入困境的情况下，敢于与权势集团斗争，辱骂和追袭动摇不了他的决心，其勇气与胆识，令人钦佩。
　　勇气、胆识，是范老对我的谬赞，自感难以承受。但我赞同他的说法：道德、良知、责任——这是新闻从业人员必备的基本素养，也是国家和民众对新闻从业人员的要求。
　　今天的记者，既要面对种种诱惑，又要应对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但是，压力和诱惑都不能成为平庸甚至堕落的理由，因为，每一个初当记者的人，都曾胸怀理想。
　　可笑吗，现在还在谈理想？
　　理想是什么？理想是连接风筝的线，在你困惑时，把你送上广阔的天空；在你飘远时，让你记住自己出发的地点。如果说，十几年记者生涯的印记是什么，我认为最深刻的变化是自己不再空谈理想，而是尽量让自己保持职业激情，让自己在新闻的道路上走得更远——这，当然离不开看似虚无缥缈的新闻理想。
　　从一篇报道来说，采访遇到挫折，突破无门是常态，辛苦采访的稿子，会被一个堂皇的理由灭掉。权且算作成长的成本吧，不要奢望每次付出都能得到回报。记者的职业生涯，其实就是从一个新闻现场到另一个新闻现场的转移。每一次转场，都会有新的收获。记者的职业生涯中，一篇出色的报道，就是一次登山，需要付出体力和智力。不要奢望一步登上山顶，天下美景尽收。我们前面有最美的风景，需要你做的，是一步一步前行，慢慢翻过那座山。
　　
　　刘万永，中国青年报特别报道部副主任，高级记者，中共十八大代表。腾讯网2005“年度教育记者”，中国青年报2010年“最佳记者”。两次获得中国新闻奖。代表作：《一个退休高官的生意经》、《报道涉及县委书记 西丰公安进京抓记者》、《公安局政委女儿冒名顶替上大学》等。

　　来源：青年记者2012年8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