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一个人不忘初心，并能坚持走下去，是艰难的，也是幸福的。

　　记得小时候在课堂上，老师让每个人谈自己的理想。当时我走上讲台笃定地说“长大要当一名记者，用一支笔激浊扬清”。数十年后，同学聚会，大家对我说：“我们真羡慕你，你是班上唯一实现自己梦想的同学。”

　　一个人不忘初心，并能坚持走下去，是艰难的，也是幸福的。我进入科技日报社后，如愿成为一名调查记者，深度挖掘科技新闻背后的故事：大飞机、南水北调、京沪高铁、科技体制改革、钱学森科学思想、共和国科学第一楼拆除事件……最近这几年，我开始转型，参与策划和编辑了转基因、走进大科学装置等系列深度报道，在科技界和社会上引起了一些反响。

　　有人说，科技新闻是平面的、枯燥的、冰冷的。但我尝试着用一双敢于质疑的眼、一个善于思考的脑和一颗坚韧执着的心，把科技新闻做得有深度有态度有温度。

　　有深度：用善思的脑打造精品

　　一名科技记者不仅仅是“短平快”的记录者，更应该成为“专精深”的挖掘者。做科技新闻的深度报道，就如同做科研中的基础研究，要沉得下心，静得下神；要敢为人先；要甘坐冷板凳，在锲而不舍的挖掘中写出有深度的新闻作品。

　　2008年是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30周年，如何报道回顾30年前“科学的春天”，写一些应景的综述或消息，是生产“大路货”的常规做法。可是，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是如何拉开序幕的？台前幕后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此前并没有新闻报道深入地再现历史的情景，这是一片空白。于是，我走访了许多年过八旬的专家和当事人，如著名物理学家陈佳洱、《科学的春天》的作者胡平等，并去图书馆翻阅史料和当年的报纸核对细节，数易其稿，历时两个月完成了学术性和历史性结合的长篇文章《30年前，全国科学大会的前前后后》。这篇作品宏观着眼，微观切入，通过串联一个个科学家的命运，勾勒出1978年科技界思想解放的历史图景。我借鉴了纪实文学的表达手段，既有历史纵深感的宏观视野，又不乏鲜活生动的细节描写，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如全国科教座谈会讨论的焦点、邓小平大会讲话的起草过程、郭沫若《科学的春天》讲话诞生记等，让读者触摸30年前那一个个定格的瞬间。文章见报后被《新华文摘》等多家媒体全文转载。

　　为撰写《钱学森和他的系统科学思想与方法》，我阅读了相关4本学术著作，采访多位与他共事的同事、学生等。我了解到中科院院士郑哲敏曾是钱学森在美国的学生，便专程去中科院拜访了他，请他回忆和阐述钱老的系统论思想，并到力学所图书馆借阅《钱学森手稿》《工程控制论》。我虽然看不懂书中的公式等专业内容，但了解了该书的整体构架，略知理论的深奥。就这样，半年磨一剑，写出了具有深度的长篇通讯，见报后广受专家好评。

　　从2006年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出台到现在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我见证并记录了中国科技跃升发展的十年。我参与采写的深圳自主创新报道，在科技界和新闻界引起强烈反响。在该组报道引领下，全国随后掀起了持久的自主创新报道高潮。此作品获第十六届中国新闻奖。我还率先报道科研院所进行科技体制改革试水的先进经验，推出了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等典型。最早发现、预测并报道尚未引起人们关注的科技事件，这样的新闻必然具有厚重感并引领时代潮流。至今，很多记者在采访著名海归科学家王晓东、饶毅时，他们还会提到我最早采写的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科技体制改革探索的系列报道。

　　报道科技新闻切忌浅尝辄止、走马观花。如果仅仅停留在一些碎片化的新闻事件上，求一时之热闹，那么读者获取的就只是零碎的信息和肤浅的知识。科技新闻要做得有深度，另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加强议程设置，提高对重大科技新闻的策划能力，让科技传播更“解渴”、更具深度、更有体系。从2015年开始，在报社总编辑的指导下，我组织新闻中心推出了“走近大科学工程”系列报道，记者先后采写了《野生物种的“银行”》《遥远的甘肃有一条“龙”》《光谱大数据来自耿耿星河》《探秘蛋白质的“前世今生”》《科学号科考船：中国梦从大洋起航》《知微知彰的神奇之光》等文章。这些报道都是经过长时间的深入采访和调研，认真打磨、反复推敲的新闻精品，各自成篇，又是对中国的大科学工程“家族”的全面梳理并立传，深得业界认可，并引发其他媒体的效仿。

　　有态度：用理性和质疑的精神澄清谬误

　　有人说，写科技新闻一定要客观专业，否则“失之毫厘，谬以千里”。此言不虚，但我要说的态度，是指科技记者的科学理性、敢于批判和质疑的精神。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关于转基因的新闻，这是科学报道中的一块敏感地带。近年国内围绕转基因安全的争论日趋激烈，“挺转”“反转”人士各执一端，吵得不可开交，媒体总要挨骂受到网民攻击。如果争论异化为不科学、非理性的争执，这就违背了科学的宗旨。为促进转基因研究和产业良性发展，搭建转基因安全问题的理性探讨平台，营造转基因科学知识健康传播的舆论环境，科技日报成立了专门的报道小组，在今年4月至5月推出了“关注转基因”的系列报道。我在组织这个报道时，与记者多次讨论强调，不要陷于无休止的谩骂之中，要做到客观而又表明我们的态度。

　　科学的精神就是要尊重事实，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首先，科技日报与科技部农村中心合作召开“农业前沿生物技术前瞻”圆桌会议，围绕转基因基础研究和产业化现状、转基因技术应用安全监管以及转基因生物技术发展趋势等，采访业界专家，推出转基因前沿技术系列报道。

　　其次，在报道的第二阶段，科技日报社与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组织了数千份问卷的“公众对转基因技术的态度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公众对转基因的接受态度不容乐观；接着，科技日报邀请科学家、科普专家及社会管理学家等多方人士综合“会诊”调查报告，分析原因，客观建议，推出《转基因认知为何错位》《转基因沟通为何总不在一个频道上？》《转基因研发何以被舆论绑架》《转基因信息沟通和科普交流缘何这么难》系列报道，共产生相关新闻近300篇（含转载），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巧的是，报道推出最后一天，美国国家科学、工程和医学学院在题为《转基因作物:经验与前景》的报告中称,市场上的转基因作物不仅安全,而且对人类和环境还有好处。不久，百名诺贝尔奖得主联合签名力挺转基因技术。科技日报这组报道，介绍了转基因科学技术和产业化发展以及应用安全监管现状，厘清了科学研究和产业应用的不同概念，也表明了科学研究人员的态度，对公众进行了一次较为成功的科普教育。

　　科技主流媒体还要在争议中辨清方向、澄清谬误；在第一时间，权威发声，传递党和国家的科技战略和政策，为科技创新鼓与呼。

　　2005年初，人们对中国是否要自主创新尚未形成共识，很多人认为“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我在工作中得知一条重大消息——我国就大飞机重大专项正在进行论证，但颇受争议和质疑。于是我独赴上海，千方百计联系采访了曾经下马的国产“运十”大飞机总设计师、商飞负责人以及专项的论证专家，深入了解我国自主研制大飞机的20年坎坷历史。2007年，此重大专项甫获国务院批准，科技日报第一时间就在头版头条推出独家报道《国人向往自己的大飞机——中国研制大飞机的历史脚步》，引起强烈反响。该文通过对中国研制大飞机历程的梳理和反思，凸显了自主创新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要掌握先进的关键技术，完全依赖外国技术无异于“与虎谋皮”，除了自主研发，别无他途。

　　2011年京沪高铁通车前，我和同事发现，有部分公众对高铁的自主创新技术持怀疑态度，便乘坐试运行的高铁深入调研，采访了铁道专家和运营人员，完成长篇通讯《中国速度——写在京沪高铁即将正式运营之际》，厘清了错误认识。稿件刊出后，业界专家来电赞扬，肯定该文提振了高铁科研工作者信心。

　　面对全社会对科技发展问题的质疑甚至误解，记者不应回避和忽视，更不能在热点问题上随波逐流，而应有自己独家的视角，并给出最权威的解读，回应关切，传播科技工作者的正能量。比如有一段时间网上出现 “60%科研经费用于出差开会”的消息，我通过核实调查发现这完全是个不实的报道，于是组织新闻中心做了一组“四问科研经费”的报道，采访科技管理部门、统计学专家，拿事实和数据说话，该组报道被科技部“锐科技”官微转载后，迅速达到10万+的点击量。很多科技界同志反馈说，这组报道很及时，迅速击破了网络谣言。

　　2015年1月6日，有媒体报道称“万里长江第一坝”葛洲坝的三号船闸出现贯穿性裂缝，漏水严重。该消息经过发酵，迅速演化成“葛洲坝坝体漏水”乃至“三峡大坝出现裂缝”，引起舆论哗然。我在第一时间采访相关单位技术专家，于1月6日当天采写了一篇独家报道，首先澄清这是一次例行维修，进而从科技角度客观分析了船闸人字门底止水提前老化的原因，并通报了维修进展。该新闻及时用科技常识破除谣言谬论，当事单位的负责同志称赞该报道科学、准确、专业，迅速被人民网、光明网、新民网等网站转载，其他媒体也做了后续跟进报道，有的对此前的误传内容作出了更正。

　　科技新闻有态度，还指用批评的眼光针砭时弊。科技界并非纤尘不染的象牙塔，除了正面报道，科技记者也要敢于质疑不端行为，揭露不良风气。我参与采写的“院士涉嫌造假”系列报道、《重大科技专项：急需排除“堰塞湖”》《院士制度功过：中科院院长“有话要说”》《科研领域，为什么患上了“自闭症”》等，就是针对热点问题进行深度调查后亮明态度，引人思考。

　　态度，也要求记者的新闻报道“适度”。2016年，我通过同事和领导得知中国科学第一楼——原子能楼即将面临拆除的命运。1953年建成的原子能楼是中关村的第一座现代化科研设施，该楼走出了6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两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数十位科学院和工程院院士，“裂变”出我国一批重要核科学和物理学研究机构。经调查采访后，我发现主张不拆的院士虽然有道理，该楼作为重要的科技历史遗存应予保留；但是该楼由于不是文物，要拆也合法合规，且对方手续齐全。这个时候我就让自己冷静冷静再冷静，写的文章必须留有余地，不能说满。在第一阶段推出的稿子，我主要写了该楼面临的现状和历史，让读者了解其历史价值，从而引发对科技历史遗存保护的思考。但没想到，稿子见报后，原子能楼真的就被拆了，我赶去现场采写了拆除报道。但同时，我没有只采信单方面的信息源，用一切可能的方式联系了主管单位，辗转得到可靠信息，该楼拆除手续齐全完整，现在的方案是将老楼拆除，但将保留一面南墙并嵌入新楼，同时保留老楼中加速器这一重要设备，并将此事件作了平衡报道。这样处理，就比较客观，避免新闻报道陷入情绪化的舆论宣泄或审判中。

　　有温度：用执着的心走近人物和事件

　　2009年11月1日，北京20年来入冬后最早的一场大雪不期而至。清晨，我快步奔向阜成路8号院，因匆匆出门来不及穿棉袄，雨雪落在身上，快冻成了冰人，却依旧难掩心里的悲恸：钱学森逝世了！

　　从2007年，我就开始追踪采访钱学森。当时老人多在医院，说话吐字不清，我就采访其家人、同事和朋友，梳理他的言谈思想，追寻他的人生轨迹。几年间，我写出了《创新型人才是怎样炼成的》等30余篇稿件，对钱学森妇孺皆知的传奇人生，给予了新的解读。我也成为钱学森家人、同事最信赖的记者之一。我在钱老逝世当天，凭借长期积淀，关键时刻发力，撰写了独家长篇报道《钱学森的百年人生》。接着，我与同事合作，起早贪黑，冒着风雪，在祭奠哀悼期间采写了10余篇报道。该系列报道获得了当年的“科技好新闻”。

　　科技研究最关键的是人，有了人，科技之光则会闪烁异彩。有温度的科技新闻，要反映有血有肉有感情的科技人物，写出人物的人格和精神世界，赋予科技人性的光辉和温暖。我做钱学森系列报道，看了他的传记和口述书籍，完全融入他的精神世界。我在报道中除了写他的科技思想外，也深入挖掘他的科学精神和高尚品格，《钱学森的百年人生》下篇就是把所有笔墨投入到这方面，如介绍他对功名利禄能辞就辞，但对自己从事的科研和教学是非分明，铢锱必较，严谨求实。

　　为深入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郑哲敏的内心世界，我五度采访其人。为不影响郑老身心健康，不打扰他的正常生活，我经常跟随他到实验室、办公室，安静地近距离观察，融入受访者的工作生活，趁他心情好的时候，利用他休息时间谈心聊天，感受他的人格魅力。要想写好科技人物，首先自己要被感动。记得采访郑哲敏时，一个清洁工刚帮他打扫完办公室，郑哲敏走到跟前，毕恭毕敬地对她弯腰点头，诚恳地说了声谢谢。那份发自内心的真诚自然而温暖，让人感觉很稀缺，这个细节让我印象深刻，深受感动。后来采写了《郑哲敏：解开爆炸的力学密码》，被他所在单位认为是写得最真实最贴近郑老的一篇人物通讯。

　　有温度的科技新闻，还指科技报道要褪去学术和专业的“长衫”，为读者呈现科技生动的面孔和精彩的内核。如我在处理一年一度的科技周等科普活动的报道时，就注意把科普大餐做得“好看好吃好玩”，化解高技术“阳春白雪”带来的枯燥感。

　　在具体内容和文字表达上，也要注重增添人文底蕴，让科学的理性之光因人文闪烁异彩。例如，2015年5月至6月，科技日报连续刊登了18位科技领域典型人物，在编辑处理稿件时我们要求，在突出人物科技成就的基础上，着力写出每人不同的个性特点。写作方法也不拘一格，力求创新，杜绝单一与雷同。如《裴端卿:尿液里找到“不老泉”》最大气洒脱，《万立军：从化肥小贩到农业大亨》最具有报告文学风格，《茹振钢：麦浪里的“痴情”人生》最朴实，《王晓东：于细胞凋亡处探寻“新生”》《王文兴：让雨滴来讲述“降魔”故事》叙事最轻巧、举重若轻。写作模式上，既有线性行文“传记式”，也有聚焦小点“特写式”，还有多线交错穿插的“并联式”；文风既有豪放大气、旁征博引，也有轻巧新颖、细腻感性，更有山药蛋式的淳朴鲜活。这与受访者研究领域既有阳春白雪“高大上”，也有下里巴人“接地气”的多样性十分吻合。

　　用执着的心贴近人物贴近生活，用人文和科学相结合的精神报道科技新闻，才能写出有质感有温度的作品。

　　陈磊：科技日报社新闻中心主任助理、主任记者，曾两次获中国新闻奖，并获得“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称号。工作12年来，获得“科技好新闻”“科星新闻奖”等权威科技新闻大奖，共获人大好新闻奖等全国及省部级奖励近30项；近20篇报道和内参被国家领导人批示肯定。陈磊还承担管理和报道策划编辑工作，组织了全国两会、十八大、国庆大阅兵、历年国家科技奖励大会、转基因、走近大科学工程等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