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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可能去接近真相

2008-06-12 20:0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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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深度报道精英访谈之九

主持人:张志安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讲师,传播学博士
嘉  宾:蔡  平 中国青年报“冰点”资深记者

 

  好奇心比技巧更重要

  张志安(以下简称张):你从“冰点”成立时就在这儿,这十多年写的都是调查性报道吗?
  蔡平(以下简称蔡):我最近几年才开始做调查性报道的。
  张:根据你的实践,你觉得比较好的调查性报道有什么要素?你自己写的东西中,比较理想的有哪些?
  蔡:我永远也不知道去说什么要素。我的调查报道,哪篇我都不喜欢。我其实不喜欢调查性报道,而喜欢写人物,写有意思的东西,比如丁克家庭等等。
  张:可是,你不也写了很多调查报道么?
  蔡:没办法,主编派了这个任务。尽管我不喜欢,但想把它做完,它就特别有意思。我喜欢动脑子,采访、和人谈话、设问,还有归纳。写的时候,就像做一道题,解开了就特别有意思。而且,你能够把这个事情按照自己的思路整理出一条线,再展示给别人看事情的来龙去脉。你能发现这个事情的点在哪儿,又能把它剥开给读者,这是挺有意思的事,挺开心。
  张:你的调查性报道在写作结构或叙事技巧上有没有基本的模式?
  蔡:写的时候没有模式,但把这个事情说明白的思路有模式。采访回来后好几天,我通常不论做什么事情都在想怎么写,但是在“冰点”干到后来有点疲沓了,不太想叙事方式了。开始写的时候,要么按照时间顺序,要么按照逻辑顺序,要么按照情感因素。我写《一本侵权书的蹊跷》的时候觉得自己有点提高,正在琢磨怎么能把调查性报道写得更好看点。
  张:这篇《一本侵权书的蹊跷》的报道,跟你以前写的有什么不同?
  蔡:我没有按照事情发展的逻辑,没有按照时间顺序,也没有按照情感因素。和以前所有的不同在哪儿呢?这次,我比较自由地安排这些不同时空上的东西。这个事情没法下判断,但又显然就是这么回事。我知道如果在表述上下工夫,能把调查性报道写得好看。
  张:通过形式改变、写法创新或其他尝试,可以把报道做得更好看?
  蔡:可以的。这要求记者对工作保持始终如一的热情,年轻的心态很重要。
  张:你过去做调查性报道,有没有碰到过特别大的阻力?
  蔡:每篇都有,阻力太大了。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在吹牛,我的有些采访,换一个人也许都做不到。
  张:你觉得做报道最大的兴趣在于发现真相,但其实真相往往难以真正企及。你以前的报道出来后,会不会发现有些要被揭示的东西还没有被真正揭示,从而留有遗憾?
  蔡:没有绝对的真相。我自己基本上没有留什么遗憾,因为我觉得我不是个出色的记者。但在做报道的时候,别人可能没有我这么大的兴趣。所以,我说记者是天生的不是后天的。
  张:在你看来,好奇心要比技巧更重要?
  蔡:是的,我觉得自己有这种好奇心。我没有受过职业训练,也没有学过什么中文,甚至都没大学毕业,也没有学历。我就在东北混了一年,跑回来在文工团拉提琴,后来又学画画、去工厂画瓷瓶。我30岁那年,听报社说自学考试通过7门就可以考中国青年报,我就考上了。

  “冰点”的模式有点让我不愉快

  张:看起来,中国青年报和“冰点”有自己的选人标准。在这个平台工作,你觉得有没有好的学历背景并不重要?
  蔡:没有太大关系。以前根本不知道新闻是怎么回事,而且从来也不是文学青年。也许这个报纸喜欢个性,而我又是个性非常强的人。考试的时候就很新鲜,当时面试,刚刚思想开放,问我:你对艰苦朴素怎么看?你对流行歌曲怎么看?我是特别爱说话的人,听别人说话我不同意就要说。然后,就被报社一个主任看上了,希望我来。我到报社第二天就去编稿子,没过几天就去采访了。
  张:你在“冰点”工作愉快吗?
  蔡:绝大多数时候是愉快的,但现在有了模式,就有点不愉快了。以前比较好,因为没有模式,我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很多文章风格都不一样,主编也能接受。但现在不一样了,在我们出的有关“冰点”的书里,新来的年轻人用的还是我们十年前的写作模式,我就感觉很悲哀。年轻人应该和我们不一样,就像我们刚到报社和别人不同一样。
  张:你觉得现在年轻记者的写作模式都比较趋同吗?
  蔡:对。我希望大家更多元,每个人都不一样。主编曾在会上说,希望大家不一样,其实,后面的“中冰点”已经不一样,但“大冰点”一直都一样。“大冰点”就是那个整版的,写得挺不错,但模式经常一样。
  张:但像李大同这样曾做了十年的“冰点”编辑,对这个栏目有着足够的自信。他可以认为,“冰点”在中国青年报是读者最欢迎的栏目,因为他有自己的编辑方针和判断标准,有他独特的坚持和原则。
  蔡:和中青报其他文章比较起来是这样的,但我不认为“冰点”和其他媒体比较起来是最优秀的,虽然它曾经是最优秀的。与新京报、南方周末、21世纪经济报道、外滩画报等相比,可能我们没有力量、不敢探索或尝试。我在网上读到很多调查性报道,“冰点”跟它们比起来已经落后了,影响力也已经在衰减。
  张:“冰点”影响力的衰退可能和这张报纸在整个市场竞争中的地位衰退有关系吧?
  蔡:不,我认为不完全是这样。报纸是整体性的、集团性的,涉及各个方面。一个版、一个栏目主要靠编辑。我们实行编辑中心制,报道怎么做完全在于编辑,“冰点”的编辑在我们报社绝对一流。但我们应该接受一点新形式,一些新东西,如果不改变的话,我就不大愉快。
  张:在你们报社,或者说在绝大多数媒体,做调查报道在薪酬考核方面会很吃亏,冒的危险多,下的工夫大,但拿的稿费少。你们“冰点”的记者能理解这点吗?
  蔡:我们可能已经接受了,长期以来都是这样的。实际上,在茶馆里和别人聊会儿写出来的稿子,和花了很长时间调查写出来的稿子,收入是一样的。我目前还没有太在意,因为脑子里想的别的事情太多。
  张:你的同事们都不在意实际的收入吗?
  蔡:应该在意。现在分A、B、C稿,我希望自己的调查报道不要评成C,评成B就满意了。这点上,报社还是比较公平的,不管评B评C或评A,如果报道的效果很好,还能给奖励。
  张:如果辛辛苦苦写的报道在“冰点”发不了,你什么感觉?
  蔡:当然不爽,我有那么几次吧。发不了的稿子,基本都发到外报去了。我写的稿子只有一篇彻底没发出来,不是调查性报道,而是很好玩的事叫《节日话题》,有点像电视剧。当时的李大同主编不愿意,认为这个题材不重大,或者主题不明确。我感觉他喜欢的题材有时是同一个方向。

  “冰点”应该有两个以上的声音

  张:在当时的李大同主编看来,“冰点”选题标准中有一点很重要,这个事件和体制问题,或者转型期社会的某些关键问题有没有直接关系,有没有读者普遍关注的兴趣点在里头。
  蔡:对。我认为,他所说的读者普遍关心的事情经常是带有明确政治色彩的,实际上在这个正在发生变革的社会,并不是每件事情都带有政治色彩,还有很多人文的、经济的因素,这些东西也应该揭示给读者看,大家也感兴趣的,甚至会对读者身心造成很深的影响,我们不应该不关注。我不是个政治色彩很强的人,经常到处晃悠,接触到各种各样的人,我感觉大家的心灵都在发生变化,都有共同的焦虑、共同的兴趣,而这些东西“冰点”却不大涉及,我就觉得很纳闷。
  张:也许“冰点”为了追求这种普遍兴趣,更倾向于选择有重大意义的事件。
  蔡:对,但我仍然觉得,我写那些像丁克这种比较软的题材,也有那么多地方转载,那么多人打电话,说明也同样能引起读者普遍兴趣。我曾经写过一篇报道叫《在窥视中走远》,内容关于一个大款的儿子,被送到国外去学习。在这个过程中,他和父母慢慢远离。我在和他的接触当中发现,孩子已经长大了,有自己的想法,会用自己特殊的角度来看社会,于是只好被动赞成他自己去闯。这篇报道刚写完后,主编不愿意发,后来我说服了他,出来以后反响很大,网上转载得铺天盖地。这个东西,我觉得揭示出一个新的社会问题,不是个小问题,新生的富裕家庭中两代人之间的冲突,这也是很大的一群人啊!
  张:你的新闻线索主要是从哪里来的?
  蔡:经常是主编给我的,我自己的线索多数是别人告诉我的。我接触的人也比较多,从朋友那里听说什么事,就和主编说,主编说可以我就去做,说不可以我就不做。
  张:你觉得,一个深度报道栏目里面,编辑和记者到底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蔡:据我了解,目前“冰点”的这种编辑记者关系已经配合得非常之好。但作为我个人来说,仍然不满意。记者在前方就像章鱼的触角一样,接收到的更多,感受到的更多,但可能不会把这种感觉很好地传达给编辑。我大概跟主编也有这种错位,我对政治大局的把握很差,但我能够感觉到这个社会在变化。
  张:你们要真想到一块儿去还真是挺难的,而且大部分报纸的深度报道栏目都采取编辑中心制,主要以编辑为主,题材基本上由编辑来决定。
  蔡:对,其实我更希望在这么大的“跑道”上,能有两个以上的声音可以讨论,这样的话可能有更多的意见吧。也许“冰点”有自己的风格,但市场不一定总欢迎一种风格的东西。

  细节与逻辑同样重要

  张:在你和从事调查报道的同行接触中,感觉大家整体的水平怎么样?或者再大一点看,你觉得国内调查性报道的层次跟国外比怎么样?
  蔡:我不怎么和这些人接触,只看文章,我觉得和国外比层次差得很远。比方说做一篇调查性报道,可能有20个点,咱们只采访到10个就觉得够了,或者采访7个点就去归纳。再一个不足就是不注重细节,不够精致。
  张:你认为,如果有20个点,就必须都挖出来?
  蔡:既要把所有的点都挖出来,还要有逻辑性。我喜欢《华氏911》的逻辑性,调查性报道应该有艺术,包括写作、采访、调查的艺术,大家都在研究。
  张:你会有意识地去看国外的调查性报道吗?
  蔡:我有时会看他们的作品,感觉我们差距太大了。我喜欢他们报道中的信息量,喜欢他们的节奏感,还有采访和写作的技法,让人觉得更有力量、更有气势。跟他们比,我写的调查性报道很粗糙,只为了说明事实,读起来就很闷。
  张:你刚才提到,细节可以让调查性报道更生动。你在做调查性报道的时候,应该也会去发现更多细节,然后用在文章中吧?
  蔡:我做不到啊,还没有那么厚的功底,做到烂熟于心,然后写出来。更多的时候,我只想把真相尽可能地告诉读者,顾及不到怎么把细节写得好看,能力还差很远。

  我老是以“傻大姐”的形象去采访

  张:我接触过的做深度报道或者调查性报道的记者中,像你这样超过50岁的女记者非常少,大多数都是年轻的男记者。这方面,你觉得会有劣势吗?
  蔡:我当然劣势很大,本来就不想搞调查性报道,也不喜欢。至少一开始让我搞调查性报道,我是有抵触情绪的。年龄也有限制,像我现在就特别想退休,想天天游泳天天休闲。
  张:不想再继续做下去了?
  蔡:实际上我更喜欢写人物报道,但他们说我适合做调查性报道。
  张:你刚才说,做调查记者和天性有关。
  蔡:我的心愿不是当记者,但据别人说我的性格特别适合做记者,干起来才发现,有些人的确还不如我。我对任何事情都好奇,外边哪怕挖个坑,我想知道这个坑是干吗的?哪儿修条路,我想知道这条路修到哪儿?对任何东西,我都好奇,这种东西不是我到中国青年报才有的。
  张:所以,你觉得性格是做记者很重要的先决条件。
  蔡:对。我甚至觉得报社应该像安排演员一样安排记者,至少李大同曾挺英明地给我这样安排,尽管我不愿意干,他可能站得比较高。我曾经跟年轻记者说,做调查性报道一个是要有激情,再一个要有逻辑性和认真的态度。而且这种激情当中有源于本能的东西,必须得有感情,否则没有那么大的动力。比如像我这么个懒散的人,为什么要去刨根问底?另外,跟人接触就像下一盘棋,当然有死的时候,但经常其实没有死,你却认为它死了,实际上你动脑子去想的话,这棋还能活。可能这方面的素质也让我干这件事情还有点意思吧,就是这种感觉。〇

 

  来源:青年记者2008年5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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