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主持人：赵  金 
嘉  宾：展  江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系教授
        邱震海  凤凰卫视评论员
        邓志新  南方都市报评论部编辑
        徐  锋  广州日报评论部编辑

　　主持人的话：媒体言论化或评论化的趋势，在我国新闻业界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显现和认同。深度报道和言论，作为新闻事件报道之外的第二落点和第三落点，已逐渐成为各媒体竞争的新焦点。
　　国外一个数据也能说明这个趋势：美国2006年所有新闻事件的首发报道者约有40%来自于公民，而不是专业媒体、专业记者，而且按照这样的发展趋势，到2010年的时候这个比例会增加到70%甚至更多。而在我国，从职业报料人的出现，到近来“史上最牛钉子户”、“厦门PX事件”报道中出现的“公民记者”，新闻事实的获取也越来越多地倚借非专业媒体人的力量。这种数字化技术带来的传媒操作规则的改变，一方面要求传媒人在事实的挖掘方面有更加专业的表现；另一方面，也提醒传媒人必须经营好新闻的第二和第三落点。或许，媒体将进入一个“评论时代”。
　　目前，我国以时评为代表的新闻评论处在一个繁荣发展的时期，它的兴起有哪些社会的、政治的以及传媒自身发展的原因？国内媒体有哪些新的做法、新的理念？新闻评论下一步发展趋势如何？希望下面一组稿件对媒体同人有所启发。

　　展江：时评为什么会持续繁荣

　　时评的持续繁荣首先是中国社会当下持续变革的产物。旧的东西不行了，旧的意识形态落伍了，新的观念不断产生，我们怎样转变观念，改造旧的制度？这是我国时评繁荣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所谓社会转型期，有多种理解，其中主要有：从传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从人治社会转向法治社会。以上解说官方都能认可。但是官方不能认可的是从社会主义转为资本主义，因为在中国，资本主义主要被理解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而不是像西方很多学者所认为的是基于市场自由的经济制度。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成长显然属于“速进”型。在举世公认的工业化、城市化的成就后面，也积淀了工业化国家过去在转型期间遇到的普遍问题，伴随而来的不仅仅是GDP的快速增长，还有大量贪污腐败现象，基尼系数达到了危险的0.5左右。如今人们公认的一大原因就是缺少监督的权力。学界普遍认为，严重的腐败现象造成的政治混乱可能中断国家现代化的进程。
　　在这种背景下，媒体的舆论监督功能有了前所未有的发挥空间。而舆论监督的具体形式通常有以下3种：客观报道、调查性报道、新闻评论（社论、个人时评）。
　　中国媒体若干年来发生了转型：一是由专一国家拨款的“喉舌”转型为企业化运作的事业单位。二是由宣传体制转变为宣传与新闻并存的体制。三是由意见（评论）取向的新闻事业逐渐转向信息（新闻）取向的新闻事业。四是新闻专业主义所要求的事实和意见分离正在成为共识。我们传统的报纸意见和报道是混为一谈的，虽然最近几年我们报纸的新闻版面强调用事实说话，但是这和新闻专业主义要求的事实和意见的分离是不一样的。值得注意的是，以都市报特别是南方都市报为代表的媒体在这方面吸取国际经验走在了前面，而且越来越多的媒体在跟进，特别是报纸。五是作为报道文体的报告文学、通讯走向衰落，调查性报道等深度报道和特稿兴起。六是作为评论文体的一元化意识形态写作走向衰落，价值和观点多元的时评空前繁荣。时评从一元化意识形态写作过渡到现在价值和观点多元的时期，经过了一个巨大的转变过程，伴随着以党报为主的一元化结构到现在公民写作或者是新公民运动中的媒体写作的变化过程。现在南方都市报说它在广东最大的卖点不是新闻而是评论版，这在过去是很难想象的。七是在“新闻无法”的背景下，广义的新闻法制在政府信息公开和诽谤等领域发展迅速。中国整个法制进步的成绩是很大的，但在传媒领域里面的成绩几乎是一无所有。不过，最近几年其他领域的法制进步，特别是行政法领域和民法领域的进步对新闻媒体有很大的影响，比如说政府信息公开问题、诽谤问题、名誉侵权问题，对新闻报道、新闻评论都有影响。因为一些国内外的案例中，评论作者被诉诽谤的也不在少数。道理很简单，任何评论都要依托基本事实，一旦基本事实出了问题就会导致评论表述水平不高。
　　时评的持续繁荣还与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有关。
　　中国有没有公民社会，有没有公共领域，有一些学术争论，我们在此暂不做争论了。
　　首先，认识一下什么是公民社会。托马斯·雅诺斯基指出，社会可以划分为4个相互重叠的部分：国家领域、私人领域、市场领域和公共领域。公民社会就是指国家领域、由志愿组织组成的公共领域、以及涉及私营企业和工会的市场领域，这三者之间一种有活力的和相互作出反应的公开对话领域。西方国家自从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以来，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由王权一统天下变成了分权的体制，那么，社会中有一部分人既不属于政府也不属于私人，这就是我们今天说的非政府组织。这个过程在西方持续了几百年，所有的西方国家都是公民社会国家。
　　公共领域是当代德国大思想家哈贝马斯的一个观点。公共领域概念描述的是一个介于私人领域与公共权力领域之间的中间地带，它是一个向所有公民开放、由对话组成的、旨在形成公共舆论、体现公共理性精神的、以大众传媒为主要运作工具的批判空间。从价值规范导向来看，公共领域概念的价值规范集中体现在它对公共性的高扬与彰显，而公共性不仅以批判与开放为特征，更重要的是，它以自由、民主、正义为基石。
　　哈贝马斯特别强调，公民社会和公共领域的建设一定要把重点放在传媒上面，因为传媒对于公民保护自己、保护公共领域、限制国家发挥着巨大作用，可以“理性地批判性地审视公共权力机关”。
　　那么，中国公民社会是怎么成长起来的呢？主要是伴随30年来市场领域的成长而出现的。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国家与社会的利益分化所形成的结构性变化，首先出现了脱离原来体制的个人，他们往往具有文艺才能或经商能力，依靠新出现的发展机会和个人奋斗成为“自由人”（作家、演员、企业家等）。接着出现了少数具有私人性质的团体。在政治与经济进一步分化的基础上，公民社会组织和民间组织得以发展。民间组织主要为社会团体和非企业单位。
　　再来看一下30年来中国社会的结构变化。传统的社会结构，比如毛泽东时代，由一个强大的中央甚至有个人魅力的领导人主宰着社会，而和他相对的是一个很小的为他服务的以家庭为单位的私人的领域，我们称之为二元结构，一个是国家领域，一个是私人领域，私人领域的存在主要是为国家服务的。但是现代社会不这样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社会结构已经悄悄地或者说明显地发生了变化。我们发现社会构成中多了两个部分，一个是市场，还有一个是正在兴起的领域，它平时是看不见的，但是我们大家在一起聚会的时候就会感觉到，我们讨论的问题并不是自己的问题，但是又跟自己的利益有关，跟国家有关，跟市场有关，这是一种公共的东西。时评每天所讨论的大部分问题都是在这个范围之内。
　　探讨时评持续繁荣的原因，还要分析媒体与政治领域的关系。中国媒体目前采用的是一种在世界上比较罕见的机制：“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经济上完全党有党营或国有国营的有限商业运作，政治上必须遵守执政党的宣传纪律。在政治必须正确的基础上，媒体被鼓励安全地赚钱，报道内容窄化：社会新闻、体育新闻、娱乐新闻在政治和市场的共同激励下总量猛增，而重大政治腐败案件几乎不可能由媒体揭发。
　　近几年来评论的空间和力度迅速加大，可以说是一个“意外成长”。原因是什么？有人做了一些初步的调查，结论是时评和舆论监督报道相比不尖锐，为什么不尖锐？因为它不指向具体的责任人，说的是体制的事，说的是单位的事，中国的官员最害怕的就是你指向他的东西，你不指向他就可以。我个人认为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体制。为什么呢？中国现在大概没几个人认为我们的体制是完美的，没有几个人认为我们的法制是健全的，都认为我们要发展要改革。怎么改革，往哪里改革，这个我们可以探讨，但是改革的共识确实存在，这是时评繁荣不可忽视的因素。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高调推进民主法治建设，表示要“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这应该是为时评的持续发展提供了政治保障。

    邱震海：个人化的评论是一种趋势

　　作为一个评论人，是介于新闻人和学者之间的。我想应该有3个境界。一个是起码的境界，就是要中立、理性，不带个人情绪，不受任何政治和商业势力的影响。要做到这一点其实也已经很难了。第二个努力的境界，就是抓住问题的要害，说出一些别人说不出的话，这需要一定的学养基础作为支撑。第三个很高的境界，就是对历史进程的一些关键环节能够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这个也很难，但有时候从新闻评论角度来说也不是那么难，如果有一定的氛围一定的机制的话，也不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认为自由和宽松是真正的评论赖以发育和成长的一个氛围，独立和批判是真正意义上的评论的一种精神和灵魂。如果没有一种独立和批判的精神就谈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评论，充其量是给政府政策的注释或者是商业势力的买办和代理。当然，即使是从世界范围来看，这也是很理想化的一种状态。
　　中国现在处在社会转型过渡期的过程中，社会在从无序走向有序，每一个公众都有对思想的极大的渴求，对世界发展的逻辑以及对它未来发展趋势的渴求，这个情况是有别于自由型社会和封闭型社会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有新闻评论赖以生存的空间的，关键是看我们怎么去做。
　　评论，我们以前理解比较多的是一种组织行为。我岳父是个老干部，他有一次到香港来住了两个星期看我是怎么工作的，后来就跟我太太说，他怎么这样做评论？每天自己在家里面看书、看资料，中午就出去跟人家吃饭，下午就开始说了。我们以前做评论那都是要开会的，那都是说好张三怎么说李四怎么说的。其实，他理解的评论跟我们现在真正在做的评论是两种不同的工作形态和工作方式。当然，凤凰卫视身处香港，有其特殊性。
　　我的理解，评论不是一个组织行为，凤凰在评论的过程当中从来没有开会说今天的选题是什么。我加入凤凰第一个星期的时候，对我们当时的总监、凤凰的第一个评论员曹景行说，我今天晚上想讲什么，你看这样可以吗？曹老师说了一句话我至今记忆犹新，我认为这可能是他从一开始就给凤凰评论设定的一个灵魂。他说你不要汇报，一汇报我们就没特色了，我根本不关心你要讲什么，你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我说评论原来可以这样做，在整个过程当中决定晚上我要说什么的只有我一个人！我在西方媒体也工作过，像以前我在德国工作的时候，写评论至少要沟通一下大概每天讲什么，像凤凰这样的“大撒把”，确实少见。
　　这就是凤凰的机制，就是不协调、不汇报、不统筹。换句话说，凤凰的评论与其说是凤凰卫视的评论还不如说是凤凰卫视评论员个人的评论，所以，每一个节目不管是嘉宾还是专职评论员都会说“上面的言论与本台立场无关”，营造一种氛围，即评论是个人的事情，评论不是一个组织性的，不是一个公司行为。所以，无论有商业势力还是有政治势力试图要对凤凰卫视“因言降罪”，一般都是行不通的。
　　其实，在网络越来越普及的时候，每个人都是新闻的发布者，每一个人都是新闻的评论者。今天中国大陆的播客比香港还要发达，每一个人都是一个评论员，都是一个评论家，只不过角度、深度不同而已。在这个过程中，纯粹的组织行为似乎很难与之相匹配了。
　　所以，我在凤凰卫视一个感受便是，评论是一种纯粹个人的行为而不是一种公司行为，不是组织行为。而且个人化的评论是目前一个不可回避的趋势，你如果不去占领这个阵地，那么，播客、互联网这个大潮就会迅速把你淹没。这个时候，传递什么样的观点已经不再重要，而如何运用你的观点、你的观点的逻辑才是主要的。
　　开启个人化的评论思潮首先对评论从业人员个人是一个很大的刺激。因为实现了他们做学者、做知识分子的理念，把他们创造一种思想的动力源给激发出来了。同时比较好地适应了网络大潮来临后每个人都是评论者、不需要在这个趋势当中跟每一个评论去竞争的趋势。而且像我刚才说的，观点是什么已经不再重要了，重要的是支撑这个观点的逻辑，我们这个社会正在转型，正在规模化，正在日益开放，每个公民在慢慢地形成自己的思想，当你能够给他提供从左到右，或者从最极端到最理性，从最温和到最激进等等很大的一个观点的光谱，而且这个光谱的载体都是个人而不是一个机构，提供的是支撑这些观点的各种逻辑的时候，那我们的受众在接触电视、报纸、网络时就会慢慢形成自己的观点，而不是人家喂给他的某一个观点，最后达成的效应可能不再是全盘接受评论者的观点而是接受评论者的逻辑。
　　长期来看，这就是社会从无序到有序的转型过程当中，成熟公民的思想的多元化、思想的理性化的成长过程。

　　邓志新：我们要做怎样的评论

　　南方都市报的时评版面创办以来，便在业内引发关注，经过2004年3月份的改版后，更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时评风格。寻求突破与提高，首先在于明晰时评的生命力与吸引力究竟何在，南方都市报在实践中遵循以下操作原则：
　　首先，要及时关注公共议题。这可能是每天最煎熬我们的一件事。我们很重视对选题的筛选，讨论过程可能会拉得非常长。我们每天下午2:30到办公室，花一两个小时浏览网络，参考同城媒体关注哪些新闻议题，然后评论部碰头，开会讨论，拟定当天的社论、街谈题目，同时交流专栏可能刊登的文章；如果没有很合适的选题，再参考编辑部下午5点钟的编前新闻报题会，尤其本地新闻议题，往往要参考编前会报题后才能确定。最终我们在确定选题方面讨论的时间，可能远比评论员在实际写作时所花的时间还要长，这种选题的筛选和讨论过程看起来漫长，但因为讨论很平等、开放，事实上我们也是通过这样的一次次脑力激荡，强化共同的新闻价值观认同。
　　举个例子，如2007年3月20日社论《高耀洁，荣誉属于说出真相的人》。2月21日，从最初有消息传高耀洁老人要赴美国领奖，我们就考虑能不能发社论。公众关注河南有组织卖血导致的艾滋病扩散问题已久，但在公开的媒体报道中其实是不多见的。当时我们检索国内媒体，基本上没有任何报道，我们是从港台的中文媒体得知这个信息。在国内没有任何正式报道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发呢？当时我们就争论了很久，最后觉得社论太冒风险了，决定以一个专栏的形式探讨一下。因为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已经去河南探访过高耀洁老人，我们认为,从政府的态度来看，已经承认高耀杰老人这么多年来关注艾滋病问题的积极意义，评论是可以做的。权衡再三，我们决定先发一个专栏，也希望外界有所反应。两周后，《南都周刊》采访了高耀洁，报道了她赴美领奖的经过，网上传播很广，然后我们就发了这一篇社论——终于把我们想讨论的选题给做出来了。虽然在做与不做的选择中会有一种煎熬，但如果最终能够导入一个公共议题，我们觉得努力还是很有价值的。
　　在确定议题时，我们一般会提醒自己这样几个点：要克服数字鸿沟和信息落差造成公众认知的盲区；注意门户网络上的信息传播过于追求戏剧性和点击率；扁平化的网络技术，使公民记者与职业记者携手推进议题；开放的公共平台应接受各类利益团体的信息反馈。
　　现在是一个互联网的时代，年轻人上网的时间多，浏览各种资讯比较多，相比之下，一般的民众如果使用网络不多，接受信息的盲区都很大。我觉得作为传媒人应该善用网络，比如利用博客、论坛传播的一些信息去捕捉新闻线索，对于下一步的新闻热点就有预判。我每天浏览自己订阅的四五百个博客，博客作为个人媒体平台有更独特的观察视角。我认为，要警惕对门户网站的新闻条目排列形成依赖性，认为新浪、腾讯等网站的新闻头条就是最大的新闻热点。目前中国门户网站没有自己的采编队伍，很多情况下他们只是用一些传统媒体采编的新闻，他们不知道背后还有些什么故事，有什么偏差，但是一条新闻点击量大了就会被推到很显眼的位置。所以，并不是新浪新闻的头条就一定会成为我们评论的备选题。还有，就是网络上比较普及的公民记者，比如说在“厦门PX项目”的抗议活动上，就有一些公民记者自发来厦门参与这个报道，他们通过手机等各种方式把抗议的信息传播出去，推进了这个议题。当传统的新闻媒体没有办法的时候，这些比较自由的业余的公民记者就可以把一些新闻的信息共享，大家协同来推进这个议题。
　　比如今年广州春运的雪灾，有大量的公民记者来到广州火车站现场，将个人观察发到博客、论坛或者发到饭否、twitter等微博客，但是可能大家会怀疑，非职业的新闻人传播信息时，会求证那个事件的真相吗？他们的观察可靠吗？我觉得，当你的阅读量很大，接触到多方面的信息时应该没有问题，因为可以依照经验和逻辑判断真假。我们报社一直讲要做公共的舆论平台，也经常会接到各种电话商讨某些话题，比如房地产问题，围绕房价问题社会各界争论很多，政府是不是在调控用地额度来打压房价，广东房地产协会或者是广州国土部门都会直接找到评论部，希望与我们沟通看法。有时候，我很庆幸自己在一份面对大众读者的日报工作，因为一份日报是市民城市生活的必需品，报道和评论的空间很大，关注的话题既可以上升到很宏大的国家战略话题，也可以做得很民生，像房价、公交票价等。
　　其次，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要有提出问题的能力。比如2005年8月2日个论版长平的《“卢雪松被停课事件”的关键不在于告密》、2007年9月1日个论版秋风的《部长眼里也有外来人口》等。前者是长平老师最擅长的，一种启蒙话语，他谈到，对于告密者的反思是道德上的要求。事实上，教师对学生，客观上也存在着一种权势压力，因此，学生的告密行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可以得到理解的。更值得反思的是，卢老师为何不能享有在课堂引导学生讨论一段真实存在过的历史的权利？而秋风作为一个独立观察家，对于政府治理话题向来敏感。该不该对外来人口设置门槛，如何才能享受到城市里的福利，这也是争议很多的问题。但是，秋风就抓住发言者“建设部副部长”的身份敏锐地提出：即便是中央政府官员，也已经十分自然地把人口之地域分割视为常态了，我们对城乡分割、地域分割为根本功能的户籍制度的不公平现象还能不能反思？
　　第三，要有独特的认知价值，也就是要有分析问题的能力。我们是这样理解“独特的认知价值”的，它是时评的核心竞争力；意味着不说“正确的废话”；它未必是对新知的发现，更多的时候是对被遮蔽了的常识的重申；它的基础是系统的知识工具；意见精英与精英的意见，从来都是时评的主力。
　　2005年，关于“超女民主”的争论持续了一段时间，南都可以说是最早把“超女民主”导入严肃讨论的媒体之一。2005年8月29日个论版发表了许纪霖的《戳穿“超女民主”的神话》一文，文章说：“投票本身不是民主，只是民主的一个环节，真正的民主除了投票之外，还要有公正的程序、平等的权利、自由的讨论、对少数的保护和超越一切个人意志之上的法治规则，这一切的一切，正是‘超女民主’所匮乏的。而所谓的‘超女民主’，只是一种民粹式的民主。而历史已经证明，而且将继续证明，民粹民主正是威权意志的最好掩护。”后来崔卫平老师对此也有回应文章，认为知识分子不能自视清高，民主只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存在，倘若认为必须是理想主义者才能从事民主的工作，这些看法本身就是不民主的。虽然崔卫平的文章并未刊发在南方都市报，但是这类逐步深入的讨论，也提醒我们如何在热点话题中，挖掘和推进公众的价值认知。
　　第四，要有可读的文本价值。可读的文本价值，在当下有一重使命：改造陈旧、僵硬、空洞的话语体系（党报体、新华体）。旧话语体系的一大特点是自上而下的灌输与传导，媒体是重要的工具与同谋。新话语体系的生命力，与社会进步的成果及诉求契合，已经开始有从下而上的影响，媒体同样是重要桥梁与先锋。
　　比如2007年6月16日的社论《以国家名义捍卫文明底线》：针对山西“黑砖窑事件”，如此评论：“今日的局面，定要有人负责。这不容含糊，也无从商榷。许多人议论，许多人分析，写下各种各样的理据，要为事件找到出路。可是，这不是一道复杂的社会分析题，只是一道简单的文明判断题。那些普遍的愤怒，已经标定底线，也给出答案。”可谓一针见血，语句简洁，掷地有声。

　　徐峰：追求最有说服力的评论

　　党报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应该起到一种上传下达的双向交流作用，这两个传播过程之中，评论作为一种独特的新闻作品尤其应该具备说服力，以理服人，这是一个权威媒体的要求和本质属性。怎样去追求最有说服力的评论？试以广州日报的实践做一探讨。
　　第一，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是所评论的新闻事实或者现象应该确凿无误。有些同人，在新闻事实尚未明朗之时，就抢着匆忙下笔，结果评论刚见报，当天新闻事实就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这时，最新的新闻和自己的评论两相对照，便显得评论非常可笑。这样的评论，快则快矣，说服力有多少，不言而喻。这也是一个悖论，我们的评论也要讲究时效性，但是，在怎样讲究时效性、怎样把握度、怎样把握新闻事实的分寸上要有一些思考。例如，天涯论坛里曾经闹过一桩“周公子”与“易烨卿”的“贵族之争”，10年前就有人说过，“在互联网上没人知道你是一条狗”，对于这样无法考证的网络事件和人物的真实身份，传统媒体应该本着对自己公信力的矜持，慎重介入。如果介入，进行报道或评论，则应更多地从网络现象的角度切入，而不应过早加入到子虚乌有的“贵族之争”里去，以子虚乌有的“新闻事件”为基础进行报道或评论，如果这样，那就是“很傻很天真”。
　　第二，对于确凿的新闻事件也要有所筛选，抓住有标杆的事件，以系列评论形成分工和连续性，彼此之间发生“化学反应”。对于碰到的新闻事件我们的评论是应该平均用力还是穷追猛打形成声势？我们认为，作为一个热点新闻事件的连续评论可以1+1>2，也就是说一组系列评论，它的总体效果应该是大于同等数量的单篇评论的效果之和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同一个话题的系列评论之间是有分工的，有连续性，彼此之间发生了“化学反应”，可以爆发出更强大的说服力。
　　举一个广州日报的例子，“周老虎事件”发生以后，我们逐渐意识到这不仅仅是一个农民和一幅假照片的问题，背后还有着复杂微妙的黑幕。因此,我们前后至少发表了10篇社评和评论员的署名文章。 比如“东航罢飞事件”,我们率先发起了强大的新闻和评论攻势，不仅在新闻上抢先，评论也迅速跟上。在探讨航空体制原因的同时对这一违反职业底线的行为进行了持续的严肃批评，连续发表了《罢飞事件的双重过错》、《底线遭挑战 罢飞需严惩》、《罢飞是对劳资和谐的一次拷问》、《谎言再善意仍是谎言》，这些社评引起了舆论的强烈共鸣，在多方的合力下最终也迫使有关部门做出了积极的回应。
　　第三，观点应该站得住脚，最好能有新意，对读者有新的启发。我们既要准确又要求新，只有准确才能有说服力。而且,在浩如烟海的评论世界里要有新意才能吸引眼球，才能让读者关注你，从而让你的观点更有说服力。观点要符合基本的标准和原则，具有普遍认可的正确性而且能够自圆其说，同时文章提出的观点最好能让读者产生眼前一亮的惊喜感。比如说中石油回归A股，我们发现第二天的网上回顾基本上都是专业的股评，广州日报的社评就跳出股市看股市，发表了《非股民眼中的“王者归来”》，以一个非股民的眼光冷看这场财富的狂欢。通过这个事件本身历数了以龙头股中石油为代表的垄断行业的几宗罪，在当天的同题评论里面视角显得特别和开阔。
　　第四，论证过程也必须有说服力，充满逻辑。也就是说你说理的过程让别人觉得是环环相扣的，能够说服别人。这一方面要求评论员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对自己所论述的问题有足够的了解，越是内行说出来的话就越能够让人信服。另一方面论证过程应该讲究技巧，层层递进，符合大多数人逻辑习惯的论证方式，并巧妙地在论述当中嵌入自己的观点，让读者不得不服。如，针对“平均GDP”、“平均工资”等看似形势喜人的数字，我们几年前就撰写了《有了“人均数” 还要算“大多数”》的本报评论员文章，进行思想澄清。这篇评论运用专业的经济学理论，从“人均数”用于决策相比以前是一种进步，递进到基尼系数所体现的贫富不均，再得出更要重视大多数人的利益的结论，水到渠成，整个论证过程既具有高度专业性，又充满了逻辑的力量，受到各界的一致好评。
　　第五，好的文风有助于读者阅读，从而增加可读性，进而提高说服力。孔子说过，“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什么才是好的评论文风？并无一定之规，我们总结为3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就是要有读者意识，不要把自己放在高高在上的宣教者的角度，不宜堆砌术语，故弄玄虚，而要通顺易读，简单概括为“通”；第二个层次要求文字洗练，句式精当，有文采而不艰涩、不矫情、不拖沓，读之如沐春风、酣畅淋漓，我们概括为“爽”；第三个层次，将深刻的道理、深奥的专业理论“隐藏”于平易近人的论述中，让读者在享受阅读的快感中，不知不觉接受评论员的独到观点。此为评论说服力的最高境界，乃大师的层次。广州日报要追求最有说服力的评论，这一层次可谓我们致力追求的目标——“润”，润物细无声，将大道理、独家的观点悄无声息地传送给读者。〇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０８年６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