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深度报道精英访谈之十二

　　主持：张志安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讲师、传播学博士
　　嘉宾：李玉霄　腾讯网新闻中心总监

　　只要能吃苦，就能做出好报道

　　张志安（以下简称“张”）：有人觉得，好记者是天生的。你现在看到的、交往的、比较擅长做深度报道的一些记者，是不是有天赋的占大多数？
　　李玉霄（以下简称“李”）：有没有一个明确的职业，天生适合某一类人来做，我没有细究过。但可以肯定的是，没有谁天生就是个好记者。
　　首先，他需要专业化的训练，通过这种后天的专业训练，掌握相应的技术手段。如同律师需要烂熟法条，通晓法庭辩论技巧，记者也需要熟知各种采访窍门和写作要领，这两个行当的工作状态很相似。
　　做我们这一行久了，说得难听点是阅人无数，人就会变得很糙。这个职业的从业人员，从性格上看，大都外向，擅长沟通和交际，只是可能有的人擅长与底层攀谈，有的长于结识权贵；虽然也偶有内向的同行，但是他们在进行精神交流时，呈现的也是积极主动进取的一面。关于成为优秀记者的要件，教科书上都有论及，就我交往和熟识的同行而言，也没什么特别的，不过一个职业而已，众生平等，大家都是普通人。在中国，新闻很好做，没什么难的，哪有说得那么玄。只要能吃苦，就能做出好报道来。没有多少很难搞定的选题，只要尽量地投入时间、精力和热情，就可以。我很反感那种毫无来由的职业优越感，动辄渲染和放大自身工作的效用。我觉得这么搞真是老土啊，简直有一股僵尸的气味。也请新闻院校的老师们少提“铁肩妙手”，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有平常心？我们已经爬得够高的了，还能对自己的红屁股继续视而不见吗？
　　张：只要投入足够时间就可以了？
　　李：投入时间就可以，可往往坚持不了。我不认为国外记者就一定比中国记者更敬业，但很佩服他们的文笔。如果说敬业精神，现在国内市场化媒体也是值得佩服的。单说敬业的话，狗仔队不敬业吗？也很敬业。那些不重一线实地采访的记者拼命搜集网络资料，也很敬业。王克勤做出租车行业的报道，把那个行业吃透了，花了半年时间呀。所以说，新闻这个行当就需要投入时间，慢慢做就能做出东西来。
　　张：可惜，国内现在比较缺乏能够让记者“慢慢做”的平台，不仅跟单位的制度有关，还涉及家庭、领导、同行等多种因素。
　　李：对，精品报道需要很奢侈的条件，说白了那是大户人家才能玩的游戏，一般媒体眼馋一下也就罢了。中国传媒界，最广受诟病的大概是考评制度。对于这个需要情感投入的职业，也就是俗话说的“良心活”，我们奉行的却是计件工资制。我们的传媒生态也就处于初级阶段吧。为什么记者在国内是年轻人的事业，国外却是许多中老年在担当重任？“主笔”是什么概念？“首席记者”是什么概念？在国外，你可以终身以此为职业，而我们却不是。我们很多不错的记者，干着干着成了部主任，有什么用？整天负责扫街新闻。没有办法，要生存啊。只能逼迫自己做这种选择，这都是客观环境决定的。 

　　做灾难报道，不是我的主观选择

　　张：你以前在《南方周末》写过不少灾难报道，这是不是你的兴趣所在？
　　李：做灾难报道，绝对不是我的主观选择。我不想做这个，刚开始喜欢教育和环保，但几乎一个都做不了，环保的只做了《我听见沙漠蚕食良田的声音》一篇。突发事件的报道做多了，有些重大事件就让我去。吃得了苦嘛。怎么到现场？报道怎么做？基本上我心里有数。等我做《追问洛阳大火》时，已经很累了。
　　张：能举一个你相对比较满意的作品吗？
　　李：从采访、写作的角度来说，《焦作惨剧揭开腐败内幕》还可以。这篇作品把灾难报道的面给拓宽了，不仅在于对事故本身的追问，而且涉及到和事故相关的两个领域：一是次中心城市传统产业的凋敝，地方政府为招商引资不惜搞色情产业，致使当地色情业非常泛滥；二是进城民工的精神生活问题。
　　张：你觉得这篇报道比其他好的原因，在于你试图挖掘火灾背后相关联的因素？
　　李：对，相关联的一些事情和问题。我们国家目前处于转型期，政府在某些领域手伸得过长，某些领域却撒手不管。
　　张：当你力图把这些关联因素编织到文章中去的时候，利益关系和报道角度怎么确定？
　　李：这个你到现场去就可以确定。
　　张：在做这些灾难性事件报道的过程中，取证和调查有多难？
　　李：就是累。难倒并不难，体力要好，要不怕辛苦。官员也没什么难打交道的，顶多是不说，或者你采访不到人。其他也没有什么危险，人身安全没问题。难的就是找到最核心的信息。找到当事人，说服他，让他出来谈。也许他不愿意谈，他越不愿意谈，越是说明原因可能就在他那里，他也怕上面问责。
　　张：对这样有直接责任但不敢开口的官员，你怎么让他们开口呢？
　　李：虽然可能确实开不了口，但你可以间接得到很多信息。我有两次是靠与同行合作得到的。采访焦作大火，我利用个人关系和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的同行走访了文化局、工商局。他们央视有官方背景，到哪儿都畅通无阻，于是，我就拿到了一些其他媒体不知道的核心东西；采访洛阳大火的时候，我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河南记者站的朋友一起，有点凑巧地拿到一些信息。
　　当然，重要的信息也可以从民间获得。比如，找当地信息灵通人士，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律师、某些二线退下来的官员、媒体同行、驻地记者等，只要你找，地方上的人大代表总有愿意说的；如果是省会城市的话好找，地级市麻烦点，县里就更麻烦了。县人大代表，很多都是官员，不是官员的，也往往过于胆小或者不明真相，因而不敢开口说话。
　　采访灾难事件，当事人给你提供的信息多数是表面的、感性的、直观的，他会说这个事情现场怎么样、怎么回事，但说的内容总有利于他自己。对此，记者要做独立判断。
　　张：灾难报道涉及人文关怀问题，你在实践中怎么把握这一点？
　　李：要把报道做好。比如恶性事故，把新闻本身做好，对死者就是一个告慰、一种关怀。另外，要把稿子写得好看，让大家记住这篇稿子，记住这件事情，让其他读者包括官员能受你稿子的影响，吸取教训，这也是对死者的告慰。
　　张：采访灾难事件的受害者、幸存者，总要让他们去回忆当时的场景吧，你有什么感受？
　　李：多啦，每次都是这样，还有重访。一般，他们都愿意说。死了亲人是天大的事情，他们说得难以自禁、痛不欲生，很惨的情况都有。我们可以想象出来，他们见到记者，会有倾诉的欲望、发泄痛苦的欲望。记者要做的是别煽情，煽情的、杜撰的永远没有真实的感人。

　　国内的深度报道文本太单调

　　张：现在有种批评的声音，认为《南方周末》有些稿子开头部分喜欢描述一段场景，但这段场景或者镜头往往并非记者亲眼所见，多数由被采访对象讲述，但记者在报道中写得非常生动。
　　李：嗯，描写得很真实，就像记者在现场，其实那个时间他还在编辑部。这是不对的，绝对不行。所以，我说国内的深度报道刚起步。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文本太单调。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总结的倒金字塔写作方法，开头方式有多种，问话开头、对话开头、哲理性的话开头、动作性的描述场景开头，很多的。  
　　我写的开头，都是我亲眼见到的。比如，写艾滋病人，他们家里土墙土房泥土地面，破床底下就是一摊土，然后就是一堆砂土，砂土上面就是锅灶里的草木灰，呕吐的东西都吐在那上面，来不及清扫，就盖一盖，他们认为那样处理病毒、细菌不会扩散。《追问洛阳大火》的开头也是一个场景，但这篇报道的文本是失败的。
　　张：为什么说是失败的？
　　李：体力不支，身体吃不消。第二篇写火灾的《焦作惨剧揭开腐败内幕》比较好，行文比较简洁。没有用细节作开头，下笔就写，比较硬，行文比较简洁利索。
　　张：你在有些稿子当中会有感情流露，比如那篇《我听见沙漠蚕食良田的声音》。在结尾部分，你很焦虑、很担忧，而且开头一段很煽情，一下子就把读者拉到那种氛围中，让读者和你一块感受这种焦虑、紧张。
　　李：哈哈。那稿子其实是我自己比较满意的一篇。在《南方周末》，由于种种原因，我还没有完全发挥自己的活力。 
　　张：你怎么看待报道中记者的感情、情绪把握？
　　李：这个也没有什么玄的。记者也会着急，事情很严重，不能再漠视。一到西部，你就会把东部城市里的东西全忘了。我想，不管什么学科背景的人都会有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在一定环境下，他马上会观照这个问题。外部环境的改变，一下子把问题推到你面前，你会想到天、地、人的关系。在这种恶劣的生存环境下，我们没有采取正确的措施。
　　张：那个报道出来后，当地的环保部门或政府部门有反馈么？
　　李：没有。只有甘肃人民出版社后来出一本书，要把那篇作品收录进去，打电话问我是否同意，我说当然可以，稿费就算了，只要有更多的人看到，就够了。那篇稿子被压了一两期吧，我当时在山东出差，而“《南方周末》走西部”的系列已近尾声。后来，我在宾馆里发了个邮件，就在前面加上了一段，后面正文一个字没动。不过标题是编辑张平修改的，改得好。这个稿子后来被报社评为佳作。

　　没形成风格，这是我的悲哀

　　张：有的报道出来后，实际上未必能产生影响，记者经常会感到无奈吧？
　　李：这个没办法。但如果有人读了我那个稿子，说他会记住、会知道河西走廊的现实，能够达到这个效果就可以了。
　　张：有一个叫“记者风采”的网站，里头有你写的手记，有句话的意思是，现在做记者是很容易绝望的，但没有办法，还要在这种绝望中继续生存。
　　李：继续宛转，继续腾挪。
　　就像钱钢说的，不能进一米，就进五十厘米，五十厘米进不了，我一厘米一厘米地进，只能这样，没有办法。
　　张：你做了这么多的灾难性报道，从报道的叙事结构、讲故事的方法上来讲，大体上有什么值得总结的吗？
　　李：教训很多。从文本角度说，国内报道的智力水平太低。我的意思是说，我自己的文本也很糟糕。美国9·11事件发生后，《纽约时报》写了篇报道，标题叫“飘飞的羽毛”什么的，写得非常好，美文。人家有非常高超的驾驭文字的技巧，更富有人文关怀，如果没有家国情怀的话，不会那样写的。必须把感情深埋在心底，不直接在报道中抒发。
　　“哎呀，他们多么惨啊……”，这是我们都市报的工匠式写法。而真正的高手，再悲伤也会控制住，然后在稿件的字里行间一点一点地带出来，带到文章末尾。读者读完，就会被那些一丝丝一点点散发出来的悲伤情绪所笼罩，整个文章弥漫的就会是这种情绪，让你读后很受感染。这种方式，说起来很空，但绝对充满力量。至于国外的调查性报道，不需要花哨的文字技巧，就是靠事实。
　　张：你觉得，你的文笔风格是什么？
　　李：我没有什么风格，没形成风格，这是我的悲哀。不像杨海鹏会讲故事，我没形成风格。风格比较鲜明的是刘天时，他的风格很跳跃。此外，中国青年报“冰点”的那几个老大姐也不错。
　　张：比如说“冰点”的记者蔡平，很有意思。我去北京时，找她采访过。我说：你多大年龄了。她干脆地回答：58！他们都叫我傻大姐，我觉得傻也挺好的，傻有什么不好的？傻点能骗人家嘛，人家把我当傻子，我好办事。
　　李：他们有他们的套路。比如对话体那样的东西，在《南方周末》上是不会刊出的。《南方周末》是全知视角，很少有长篇对话。

　　记者是理想主义者才做得了的

　　张：你还曾在《南方人物周刊》做人物报道，与做事件性报道相比，把握上有很大的差异吗？
　　李：差异非常明显。原来做事件性报道，看到现场容易受影响和激动，做人物报道却是另一个极端，都在听对方说过去的事情，调动不起情绪。你就是在追述，倒叙，然后编排，把材料整成报道，这是极大的问题。所以，人物报道很难写，你看不到什么现场，几乎只有耳朵听这一个渠道。
　　张：有人说，做深度报道需要好的领导，能给予强有力的支持，你觉得重要吗？
　　李：的确需要很好的企业文化。做深度报道的记者是要付出感情的，在单位应该得到回报。有一个温暖的集体，以及同行的鼓励很重要。在这点上，我觉得江艺平时代的《南方周末》很好。
　　张：她的好，主要好在什么地方？
　　李：以德服人。对内体现个人魅力，对外尽量创造环境。她从集团高层那里为《南方周末》争取空间，坚持提高记者编辑的待遇；只要关系到《南方周末》的利益，她都尽力维护，非常爱惜这份报纸；《南方周末》记者的收入再高，也都是由她来签批的，但她自己的工资在《南方日报》领，非常少。如果记者惹麻烦，她会主动承担责任。
　　张：我发现，有一些记者角色模糊，比方说王克勤。其实，他现在很多时间已经不是在做记者的工作了，而是类似于做人大代表，做学者，做社会活动家。此外，卢跃刚是报告文学作家，张建伟索性转向做编剧。你怎么看这种现象？
　　李：王克勤是个特例。《财经》杂志的胡舒立是新闻活动家，中国青年报的卢跃刚不再是普通记者，可以做新闻记者的代言人。内力积攒到一定时候，就到那个份儿上了，他不靠单篇作品，而是靠著书对某一问题或现象进行解读，然后来影响社会。这无可厚非，可能也是比较常态的吧。我们如果一帆风顺，最后能到那一步也是不错的。
　　张：在你眼里，记者的最高追求和最终归宿是什么？
　　李：得看个人，性格决定命运。大家都非常苦，记者就是理想主义者才做得了的，像张洁、卢跃刚这些人都是彻头彻尾的理想主义者，肯定是赚不了钱的，就为了精神上的追求。你说归宿是哪里？无非是写出好作品，自己满意的作品，让读者喜欢，同行评价也不错，有一定社会影响，就行了，可能一辈子就留下一本或者两本书，就这个。○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０８年８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