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主持人：赵  金
　　嘉  宾：杨雪冬  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副主任
　　
　　主持人的话：当下，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出现了各种社会矛盾。作为时代记录者的记者，在每一个或大或小的采访中，都回避不了这些问题。做有深度的报道，做有建设性的报道，离不开坚定厚重的新闻理念，而其背后，一定是对社会现状的深刻认识。
　　中央编译局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杨雪冬研究员致力于社会政治理论和中国当代政治研究，最近，就新闻同行关注的几个问题，我们请他进行了分析。
　　
　　
　　如何看待风险社会中不同人群的利益诉求
　　青年记者：当下，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有专家认为，当代中国社会因巨大的社会变迁正在进入一个“风险社会”甚至是“高风险社会”。什么是社会风险，当前的社会风险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
　　杨雪冬：社会风险在本质上是人为风险，个体、组织乃至政府的行为是风险的直接或间接来源。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们之间联系的日益紧密，风险往往能从局部扩散到更大范围，从国内扩散到国际，乃至全球；影响的对象也会从个别群体扩大到更多群体，乃至全人类。在风险面前，素昧平生的人也会结成一个同舟共济的共同体。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社会管理都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谐，影响到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从这个意义来说，社会管理的实质是对社会风险的管理，涉及到风险的识别、分担以及防范解决。而社会风险的扩散性决定了社会管理必须是整体的系统管理，相互配合的协同管理，共同分担的合作管理。
　　中央提出建立“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非常准确地体现了这种整体管理、系统管理、协同管理、合作管理的精神。这些年来，尽管各地在按照这种精神进行着改革探索，但是总体上，社会管理格局中这四个基本元素的关系还没有理顺，作用发挥也不均衡，作用有效发挥的机制也不完善，因此社会管理过程中不断暴露出各种问题，甚至使得社会管理本身也成为了社会风险的根源或者放大器。
　　现有管理格局存在的问题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一些地方将党委领导片面理解为包办一切。除了不断增加新机构外，更在实践中不断重复“老大难，老大难，老大出马就不难”的行动逻辑，虽然提高了解决问题的效力，也使党委负担过重，更重要的是，也使政治方法不断干预问题的司法解决程序，把更多的矛盾吸引到党委身上。其次，是一些地方政府虽然通过责任书、一把手负责等方式不断强化部门责任，但是部门之间的协调合作机制还不完善，这直接导致了社会风险出现后，各个部门都从本部门的角度，甚至部门利益出发来加以应对，既诱发了用打压、封堵等方式来掩盖风险，也容易导致推卸责任，放任风险的扩散和放大。第三，是社会协同、公众参与还缺乏充分有效的机制。在这个风险无所不在的时代，没有哪个个体或者群体能够偏安一隅，独善其身。风险对于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即使能够依靠财富或者特权暂时规避掉风险，但是依然会被接下来更大的风险裹挟进来。因此，发挥社会的作用，鼓励普通人的参与是有效应对风险的根本之道。如果不能做到这点，只会使已经负担很重的党委政府部门越来越有不可承受之重。
　　青年记者：您讲，鼓励普通人的参与是有效应对风险的根本之道，那么作为媒体，应该鼓励、倡导公众树立什么样的风险价值观？
　　杨雪冬：作为面向社会大众的媒体，应该将呼唤责任共担的风险价值作为新闻报道时基本的一个态度。
　　在这个风险不断增多的时代，安全激发了每个人的本能，但是在追求安全、规避风险的过程中，我们又面临着安全的困境：一方面每一个人都比前人对风险更加敏感，更加珍惜自己的生命；另一方面，也有一些人或群体为了获得更大的安全，在无意中威胁着他人的安全，甚至蓄谋牺牲他人的健康和生命。这些行为成为风险的主要来源。
　　德国当代社会学家乌利希·贝克因对风险和风险社会的研究而著称，其许多作品都被翻译成中文。在他关于风险社会的论述中，有一个很著名的命题是：工业社会的核心问题之一是财富分配以及不平等的改善，而在风险社会中，伤害的缓解和风险的分配则成为不容忽视的核心问题。贝克强调，风险是公平的，一场风险或灾难的来临，在其影响范围内每个个人和群体都难以逃避，因此风险社会必然会形成一种新的风险文化，也呼唤着一种责任共担的风险价值观。
　　然而，这样一种风险文化和风险价值观不会自发地形成，因为这个社会存在各种各样的差异和固有的不平等。这就需要舆论引导。
　　这些年来，各种风险和灾难不断光顾我们的生活，人们自我保护、相互援助的意识不断增强。2008年让我们看到了“公民社会元年”到来的曙光。遗憾的是，在每次风险或灾难中，我们依然会看到一些令人汗颜甚至羞愧的因为过度自保而伤害到他人的“投机”行为。最常见的两种“投机”行为是：“赶火车”和“自扫门前雪”。前者表现为，风险来临了，不管别人安全与否，争先恐后地逃脱，哪怕把别人挤倒并踩在脚下，也有人借机占几个座位，最大化地占据安全资源；后者指的是，为了自身的安全，使出各种解数，将风险阻挡在自己的生活圈之外，甚至为了获得保障自身安全的更好条件，不惜把自己制造的风险输出到其他地方，大有“在我身外，哪管洪水滔天”的味道。抢购潮与各类毒品反复出现不过是这两种行为的极端表现。
　　要减少这些出于自保冲动的投机行为，形成共担责任的风险应对机制以及勇担责任的风险价值观，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今天，日本人在重灾之后依然能够有序地面对，是因为这个民族在过去经历了无数次灾难，用生命的代价凝结成了今天的制度约束、行为习惯以及价值共识。这就是“多难兴邦”的真谛。
　　安全的政治，不单纯是惩罚的政治、强制的政治，不惜代价地发明各种手段，设计各种机制去控制风险，惩罚过失。安全的政治，更是参与的政治、合作的政治。要让每个人和每个群体参与到风险决策和风险应对之中，在相互的交往中，学会对他人负责，对自己的后代负责，对自己的良知负责；在相互合作中，分清责任，承担责任，形成共识，达成集体行动。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以牺牲他人乃至共同体为代价的投机行为。
　　
　　如何看待当前人们普遍存在的“弱势”心理
　　青年记者：当前，人们的权利意识空前增强。作为媒体记者，也经常会遇到各个阶层的读者来报社反映情况，要求维权。之前在社会上也有一种说法：从农民工，到政府官员，几乎现在每个群体都感觉自己“弱势”。您是如何看待这种社会现象的？
　　杨雪冬：权利意识的觉醒与增强，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其运行和不断完善的根本动力。过去30多年的改革发展，不仅创造出多元的权利主体，也使这些主体之间的博弈日益激烈，矛盾和冲突不断公开。见诸媒体的公共事件和发生在日常生活中的细碎琐事，不时给我们提示着这样的矛盾与冲突，让我们在目睹身历物质财富增长奇迹的同时，焦虑日多，以至于担心我们共同生活的社会是不是有陷于对抗和断裂的危险。这种焦虑正在蚕食许多人已经积累起来的幸福感，正在破坏着将整个社会凝聚起来的愿景与共识。
　　同时，进入互联网时代以来，借助新技术创造的信息传播和意见参与无障碍，个体事件会在一瞬间成为全国乃至世界知晓、评论直至参与的公共事件。在这些公共事件中，被侵犯权利者不仅得到了舆论声援，也会获得社会自组织的救助，从中让人真正体会到了“众声喧哗”的力量。然而，在许多公共事件中，也出现了“搭便车”现象，个体权利过度扩张，迫使公共权利退缩，甚至受损。在某些公共事件中，沉默的大多数失去了发言机会，公共权力被污名化；而且，本该是理性的讨论变成谩骂，乃至人身攻击。若干公共事件成为泄愤事件，失去了“公共性”，达成的结果不是共识和宽容，而是播下破裂与仇恨的种子。
　　这就导致了你刚才说的那种值得关注的普遍心态，每个人似乎都有一种无力感，每个群体似乎都成了“弱势群体”，包括那些掌握着优势资源的人。这种无力感和弱势感的产生，一方面由于自我权利不能得到充分满足；另一方面更来自其自身对于权利与义务的把握的严重失衡：在主张权利的同时，没有承担起与之对称的社会义务，总是要求对方作出牺牲。权利与义务的失衡，散布于社会各个方面，典型的就是敬业精神丧失，工作成了敷衍，交易成了“一锤子买卖”，“拔一毛以利天下，不为也”成了行业的潜规则，更有甚者将之极端化为“拔天下之毛以利于我”。如果放任这种无力感和弱势感，必然导致社会信任逐渐消解，“拳头逻辑”在社会中蔓延。
　　因此，如果说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唤醒了每个公民和各个群体的权利意识，那么接下来三十年社会建设的重大任务，就应该是促成权利自觉，即通过制度改革和提升个人修养，理性地实现个体与群体、阶层与社会之间的权利平衡，避免个人权利的最大化导致社会权利的最小化，乃至破裂化。
　　青年记者：从权利意识的觉醒，到促成公众的权利自觉。那么作为媒体，在我们的报道中牵扯到类似问题时，应该把握哪些基调？
　　杨雪冬：固然，任何权利都是博弈的结果，但是权利的实现不能脱离社会历史条件，“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
　　权利的自觉，首先意味着权利与义务的对称。只主张权利，不承担义务，甚至用个体的、群体的权利来侵犯他人的、社会的权利，既是对法律与道德的践踏，也是对社会合作底线的破坏。而只强调义务，不实现权利，必然导致社会的不公正，加深社会人群的被剥夺感。
　　权利的自觉，也意味着要学会运用正当的手段来维护自我的权利。这既是权利的时代，也是法治的时代。尽管存在着法治不尽完善、司法不尽公正等问题，但毕竟基本的规则已经确立，正常的渠道也已经存在。现在更关键的是，如何通过促使每个主体正当地主张自我权利，让这些既定的制度规则运转起来。在法治的时代里，运转制度与建立制度同样重要。
　　权利的自觉，也意味着个别社会阶层要学会自我约束。任何社会都存在阶层的差别、力量的不平衡，实现人人均等的“大同世界”是每个社会的长期愿景。既然存在力量的强弱之别，就会有权利实现水平的高低。这一方面要不断通过制度改革来实现机会公平、条件公平，另一方面更要求强势的社会阶层学会自我约束，习惯社会制约。德国哲学家费希特曾说：“如果出类拔萃的人都腐化了，那还到哪里去寻找道德善良呢？”
　　权利的自觉，更意味着个人要积极参与公共生活。德国政治家施密特曾经谈到，现在人们有着维护自我权利的明确认识和强烈意识，但是对承担的义务和责任却不甚了了。对于整个社会和人类来说，每个人都有意识地对自己的行为和要求负责——对他人负责，对共同体负责，对自己的良知负责，这是其存在的必要条件。公民个体有义务通过参加公共生活，向他人显示自己的公正和团结之心，而且一个人的影响越大，责任和义务越重。
　　权利的自觉，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个体与社会、群体与群体之间的不断互动。互动中既有合作，也有冲突，这都是健康社会中的正常形态——必须提醒的是，冲突也是社会沟通的形式。如果社会群体与个体之间日益疏离，形同陌路，连冲突都没有了的话，那会出现更可怕的后果。
　　
　　如何看待当前公众对某些地方政府的不满情绪
　　青年记者：近年来，围绕地方政府的负面消息数量不断增多，地方政府也成为了社会批评的焦点。甚至，在某些突发事件中，对于官方的一些解释和说法，人们本能的反应就是质疑。即便是一些有益于公众利益的政策决定，也会因为地方政府的言论不当，而阻力重重，甚至中途夭折。作为媒体，应该担负起“上通下达”的作用，化解矛盾，推动问题的解决。那么应该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杨雪冬：现在确实形成了一个非常矛盾的现象：一方面地方政府与社会公众的联系日益紧密，承担的公共服务责任越来越多；另一方面，社会公众对地方政府的不满情绪越来越强烈，很容易在一些问题上发生矛盾与冲突。
　　造成这些结果的因素有许多，并且因为案例的不同而有较大的差别。总的来看，在这个网络媒体高度发达，利益、观念多元的时代，政府-群众的单向度宣传理念已经不能有效地传达给不同的群体，因为不同群体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和对宣传的偏好，更重要的是，人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表达渠道，也能成为新闻发生的在场者、报道者、评论者，甚至能够利用自己的特色话语形成舆论的中心，改变舆论的导向，这就为主流媒体、主流话语的影响范围和影响力设置了诸多的边界，并使之与其他媒体、话语系统的关系趋于平等。
　　此外，其他三个因素也值得重视：
　　第一个因素是公众对公共权力的质疑和不信任感的常态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权力会普遍受到质疑和不信任，因为社会公众有了更强烈的权利意识和法治精神，也有了实现和维护自我利益的更完善的制度保障，他们不需要事事依靠政府，也会以纳税人的身份对公共资源的使用提出要求。即便是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各级政府的公信力也普遍呈下降趋势。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民主法治意识不断增强，各项权利有了更完善的保障，这也使人们对于各级政府的运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怀疑和不信任感的产生也是必然的。
　　第二个因素是地方政府的不当行为时有发生，甚至反复出现，损害了社会公众的利益，破坏了政府的整体形象。当前地方政府的不当行为主要发生在涉及群众利益的领域中，或者是违反法律规定，直接侵害群众利益，或者是不严格执行法律政策规定，消极不作为，间接影响群众利益的维护。这些不当行为还存在着在同一地方或者不同地方反复出现的倾向。更重要的是，在网络时代，这些不当行为很容易在更大范围传播开来，由地方事件演变成全国性公共事件，不仅超出了地方政府的应对能力，也扩大了事件的消极影响。
　　第三，地方政府的话语体系已经成为其更好地表达自己的工具，同时又成为与社会公众沟通的重要障碍。尽管地方政府有完备的宣传系统、新闻发布系统，在推动当地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不断创造出丰富生动、具有地方特色的经验案例，但是将这些经验案例组织起来，传达给社会公众的话语体系却深受“官样文章”、“党八股”的限制，一方面空话套话掩盖了生动的实践，另一方面居高临下的口气屏蔽了公众的感受。有好的经验，没有好的作品，就难以感染社会公众，更不能获得社会公众的理解和认同。同时，随着商业媒体的发展，一些急于求成的地方政府为了吸引社会公众的“眼球”，又采取了过于“媚俗”的宣传方式来推销自己，虽然引人注目，但代价则是政府公共形象的损失。
　　胡锦涛同志在庆祝建党90周年的讲话中又谈到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稳定。社会管理改革创新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人民群众的物质精神需要，要面对和解决的是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但是如何认识这些矛盾，如何解决这些矛盾，对各级党政机关提出了严峻考验。矛盾处理得好，会减少各个方面的损失，更有助于保持社会的活力，增强党和政府的公信力。
　　我想，对于新闻媒体来说，正确认识这些矛盾，从而进行客观、理性的报道，既能成为社会情绪的“减压阀”，又能缓和政府和公众间的矛盾，是很重要的。○
　　来源：青年记者２０１１年１２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