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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后,又站在地震现场

2013-06-24 17:17:55

来源:青年记者   作者:

摘要:

  主持人:赵 金

  嘉 宾:张洪波 齐鲁晚报记者

  田文生 中国青年报记者

  李 勇 大众日报记者

  

  主持人的话:汶川地震,考验着国人的救灾意识,也考验着媒体的报道水平。5年间,不断有文章在反思,面对那场突如其来的灾难,我们留下了哪些遗憾。如今5年过去了,雅安芦山地震,又把记者推到了抗震救灾的第一线。亲历过汶川地震、雅安地震的记者,在这两次报道中有什么不同的感受,有哪些感悟与同行分享?

  

  悲情的汶川,理性的芦山

  张洪波

  

  2013年4月20日上午,当我看到芦山发生7.0级地震的消息,并做好出发前去采访的准备时,自己2008年汶川大地震的采访经历在脑海中一闪而过。当时我有些自信地觉得,5年前在采访汶川大地震时留下的种种不足和遗憾,也许这次可以在芦山地震中得以弥补,但事后自己终于明白,在这种正在进行的灾难新闻报道过程中,我们确实一次比一次成熟,但有些遗憾能弥补得了,有些遗憾却终究难以弥补,只能留到下一次的采访中。

  在采访芦山地震过程中,我明显感受到此次媒体报道与5年前的汶川大地震报道,发生了几处带有“弥补”或者纠正色彩的改变,而这些都是因为经历和反思过汶川大地震,才带来的变化。

  首先,在芦山地震报道中,媒体明显变得理性了。

  虽然汶川大地震过去5年了,但留在很多人脑海中最深刻的印象,还是从土中伸出来的那只握得紧紧的小拳头、背妻尸体回家的男人,以及发生在汶川大地震中诸多悲情而残酷的故事。那时候,第一时间能把故事讲好的记者,就是好记者,报道就是成功的好报道。但在这次芦山地震中,这种悲情路线明显改变了。当然,一是有客观原因,就是芦山地震的震级相比汶川大地震要小,损失主要以房屋损毁倒塌为主,人员伤亡较少,因此有关人的悲情故事也相对较少。但这只是表面原因,因为如果媒体想沿着悲情甚至是煽情的路子走,大家就会不约而同地去寻找这样的事例,甚至渲染这样的故事。但这次,应该说是大家都没有这样做,在灾难面前,媒体自发做到了不渲染,不煽情,平和而又中肯地提出建设性意见。

  所以在地震报道结束后做总结时,很多媒体都突然意识到,这次我们怎么没有写出一篇像背妻回家这样能让人记住的感性文章呢?是我们退步了?不会写故事了?我倒觉得未必。写个好故事是能引起大家伤感的共鸣,尤其能让记者成名,但能理性地看待灾难事件,提出理性而平和的建议,这其实更不容易。

  这让我想起日本大地震时,电视上出现的日本记者略显呆板而又平静的脸,以及极少出现人们悲伤表情的画面。在灾难事件报道后的一次次反思和总结中,我们终于也选择了这条理性的路线。

  其次,在芦山地震报道中,反思性报道无论在时间还是数量上都大大超前和提高了。

  从汶川大地震开始,到后来的玉树地震以及一些重大灾难性报道,似乎形成了一个固定套路,那就是报道分三步走:第一阶段(主要是指灾难发生后三天内)是故事阶段,各媒体都在拼命寻找感人的或者煽情的故事,几乎是看到什么写什么,不讲章法和思想,只求速度和真实,犹如电视镜头一般;第二阶段是深度阶段,媒体开始把多个记者所看到的灾难现场和故事合并同类项,然后提炼出统一主题或思想,以增加整个报道的气势;第三阶段,才是反思阶段,开始反思和总结这次灾难的人为失误和政策不足,借鉴中外事例和专家意见,为以后的灾难应急机制等体制的完善提出建议。

  我一直记得,在汶川大地震发生过了一段时间后,媒体上才相继出现反思性报道。但在这次的芦山地震报道中,反思性报道明显提前,甚至在地震发生两天后,一些媒体包括齐鲁晚报的版面上,就开始刊发针对救灾体制和秩序、志愿者蜂拥进入灾区、救灾物品发放混乱、政府与民间机构的合作等方面的反思性报道,从各个方面总结和反思芦山地震中出现的种种不足。

  反思性报道的提前和大量出现,也说明媒体在面对灾难性报道时,越来越趋向于理性和成熟,更习惯于提出建设性意见,而不是最初的一味煽情,或者一味将救灾报道变成英雄事迹报道。在一次次灾难报道的磨练和总结中,中国媒体也在逐渐摆脱原来的桎梏和窠臼,蹚出一条自己的路来。

  汶川大地震对中国媒体的灾难性报道是开启性的,汶川大地震后,伴随着中国整个社会的反思,许多媒体也在反思自己在这次巨灾报道中的种种失误和不成熟。例如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为此专门出了一本研究汶川大地震报道的书籍《巨灾时代的媒体操作》,里面对地震发生后媒体如何启动应急报道机制,以及记者们如何布点采访,媒体应该以何种姿态介入灾难事件,都一一进行了反思,并对以后的类似报道提出了具体规划和意见。在此后的一次次灾难报道中,媒体的表现也确实在不断成熟,并形成了具有各自风格的套路。

  在芦山大地震中,很多媒体在派人、应急机制、前后方协调甚至装备上,都不再有汶川大地震时慌乱的样子。比如,4月20日上午8点02分发生芦山地震后,1分钟后,微博上就开始传出芦山地震的消息,半个小时后,齐鲁晚报部分记者、编辑就开始聚集到报社,领导开始组织第一、第二、第三批采访人员,老中青记者结合,摄影、文字、多媒体记者全都参与,然后成梯队式前往灾区。就是在地震当天,在成都双流机场还被关闭的情况下,齐鲁晚报记者已经进入了地震灾区芦山县。

  五年时间,已足以让一些事情改变,但我也同样希望,有些东西不要变。比如在汶川大地震后,多家媒体派出记者持续关注灾区的重建情况,这一关注就是五年。虽然后来越来越少,但人们自始至终没有忘记汶川,媒体的持续关注带动了社会和广大读者的持续关注,也给灾区提供了后续发展的力量。

  而这次的芦山地震,由于伤亡远没有汶川大地震那么大,在地震发生一周后,志愿者和记者就几乎都撤出了灾区。这真像极了当年汶川大地震后中国青年报一篇报道志愿者的题目《忽的来了,倏地走了》,这次,我们能不这样吗?

  问的是大家,也是自己。

  

  

给生命以温度

  田文生

  

  4月22日,当我到达雅安市芦山县龙门乡古城村时,我并不知道,这个村庄和村里的陈碧姚,将永远留存在我的记忆里。

  两天前,在村妇陈碧姚搂着孙子骆成龙为他穿衣服的温情时刻,地震来到这个贫困的村落。

  地面突突地上下跳,整个村子随着地震上下颠簸。刹那间,一大块砖头从墙里飞出来,不偏不倚砸向了老人怀抱中的孙子。

  芦山地震中,废墟下的声音呼唤出生命的奇迹,这些奇迹大篇幅地出现在新闻报道中,很少有血腥和惨烈的一幕;但在5年前的汶川大地震中,类似的惨烈场景却比比皆是。

  汶川大地震发生19小时后,我便到达受灾最为严重的北川县城,接下来的20多天,我亲身经历了一场浸泡在泪水中的采访。我到达时,还能听见废墟下传出的低微呻吟和呼救声,但由于撬动那些彼此钳制的预制板和水泥墙体几乎是无法完成的任务,有的声音最后渐渐归于静默。

  而在清理北川中学废墟时,现场的惨烈则没法用语言形容。难忍内心悲苦的我满是泪水地不由自主后退,突然有人拍拍我的背,提醒我不留神站在了一个女孩的残肢上。

  虽然我曾在第一时间深入开县井喷事故现场,看见过大量遗体,但是,北川采访时经历的场景和细节带来的冲击仍超出了我所能承受的程度。即使在离开地震现场很久以后,在我获得“全国抗震救灾宣传报道先进个人”后与报社同事集体交流时,回忆到当时的情景,依然情绪崩溃。

  汶川和雅安两次地震,我都在20小时内到达最重受灾区采访。报道结束后,上述记忆片段给了我最深刻的感悟:地震采访,第一要义是感知和体现生命的温度。

  “生命的温度”包括两个维度:首先是心灵层面的,记者本人如何理解和面对巨灾带来的死亡;第二是工作层面的,如何展示和报道这样的死亡。

  汶川大地震报道,势必在中国新闻史上留下一笔,这是我国灾难报道通向公开之路的标志性事件,是政府危机传播的典范,是中国对外传播的重大变局,也是灾难信息传播体现出巨大社会动员能力的里程碑式事件。芦山地震报道也延续了这些变革,相比汶川大地震,其最显著特点是灾难报道回归了新闻传播本位。

  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于一线记者而言,在回答“如何面对巨灾带来的死亡、如何报道这样的死亡”的问题时,我认为,需要把握四个关键词:

  第一,是时效。毫无疑问,灾难是最具新闻价值的事件之一,报道灾难新闻的第一原则就是时效。作为灾难报道的核心要素——“人”——灾民就在现场,“第一时间到现场去”理应成为灾难报道记者的职业信条。事实也已经证明,来自现场的灾情和细节报道是所有报道中最受关注的信息,多年之后,受众对地震最深刻的记忆仍然是那些细节。不同灾难所造成的伤害可能存在天壤之别,记者应在第一时间作出反应,赶赴现场,回应受众的关切。

  第二,是真实。灾难报道中,记者应准确、全面地向受众告知自己所了解到的信息,履行现代传媒在现代社会中最基本的职能。现场报道的真实,意味着客观呈现、如实还原,还意味着媒体在煽情性和客观性之间的尺度的把握,摈弃“越悲惨越感人”的创作式或宣教式思维,不渲染、不夸大、不耸人听闻。

  第三,是协同。无序,是灾难报道最可能出现的问题。对于同一家媒体的记者和选题分布而言如此,对各家媒体亦然。灾难报道,有灾情信息、现场救援、伤者救治、灾民安置、心理抚慰、应急交通、安全反思、灾民食宿、卫生防疫、志愿服务等不同方面,媒体应统筹安排,协调调度。对于现场记者而言,应不过多考虑个体的声誉或作品可能产生的影响,而应各司其职,使报道内容更加丰富饱满,避免报道内容过于单一。

  第四,也是最关键的,是人性。人性化是灾难报道的重要准则,主要体现在对灾民的生存状况、灾民的生命尊严给予善意的尊重和关注,在报道中,要将“人”放在首位,立足于人的尊严、价值、个性及生存状况。

  体现人性化,应摆正记者的位置。面对灾难,记者的第一身份是人,其次才是新闻从业者。我刚到达北川时,现场救援人员还不是很多,救援难度也很大,我发现具备救援条件的新伤员后,赶紧去叫来更多的救援者,十多人齐心协力才将腿部严重受伤的伤员抬出废墟。我还参与救援一名被深深掩埋的老者,左手食指的皮肉被压破,看得见里边的骨头,5年过去了,现在还留有极为清晰的伤痕。尽管救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采访和写稿,但在重大灾难之初,救援力量不足时,在“第一位是救人还是采访”的问题上,记者的正确答案应该是救人。

  体现人性化,应尊重媒体伦理。记者应尽力处理好理性与感性、整体与细节、责任与伦理之间的平衡,充分注意到自己和灾民以及救援者之间的敏感距离。这意味着,记者应多做倾听者和观察者,而不是介入者,不能因为记者的采访,让灾民遭受第二次心理伤害。灾难爆发之时,灾民非常脆弱和无助,希望找到一个愿意安静地听他们讲话的人,记者往往是他们愿意倾诉的对象。但是,当他们从惊恐中走出,开始直接感知到灾难带来的伤痛和各种生存的具体压力后,他们会变得敏感,反感外部的惊扰,不愿回忆那些惨痛的经历。记者在采访时,应尊重灾民的情绪,倾听他们愿意主动说的内容,不要为了“挖掘细节”而不断追问,提问也应该是开放式的问题而不是闭合性问题。为了获得对记者和受众而言更有价值的信息,完全可以不采用追问灾民的方式,而采取陪同灾民一道查看财产、反映情况等途径,在为灾民做一些有实际意义的事情的同时,从各个侧面丰富报道所需信息。

  体现人性化,采访必须让位于救援。记者的采访不能影响对生命的救援,不能为了得到更好的观察拍摄距离而影响救援,不能堵塞抬送伤员的通道。当医生给伤病员做手术时,记者也应保持合适距离,不能过于贴近采访,不得使用闪光灯。同时,采访不能给灾区增加额外的负担,不能给灾区添乱,不得占用灾民的食物和水。

  体现人性化,要坚决避免灾难悲情化、娱乐化乃至英雄化的做法,要避免任何程度的渲染。血腥的画面和照片不宜发表,文字表现应以不令读者惊惧、反感为限,以大多数读者可以接受为限。要尊重被采访对象,对于未成年的灾民和罹难者,如有必要,应采用化名。

  体现人性化,还应保持对灾民的持久关注。对于大灾大难中的灾民而言,记者可能是灾民最绝望时的抚慰者,是他们的命运转折的见证人。那种特定情景中的特定接触方式,可能让记者和灾民由陌生人变成有特殊情感关联的友人,采访结束后,记者应尽力和他们保持长期的联络和沟通,了解他们的生活状态,尽力帮他们解决面临的困难,让他们感受到被关心的温暖。

  体现人性化,还应从灾难的死亡中吸取到生活的意义,为所有受众提供启发他们思考生命和爱的信息。这也是“记者本人如何理解和面对巨灾带来的死亡”的选择之一。去过重大灾难现场的记者见证和感受过死亡,可能更加懂得生的意义,记者可以用合适的方式,表达对灾难罹难者的追思,引导社会公众珍惜生命。

  在芦山地震采访结束后,我曾在中国青年报的“青年话题”中发表《见证了死就更懂得生的意义》,其中,有这样的句子:

  今天,我想用陈碧姚的事情,提请您想一想,什么是生,什么是爱。

  我想请您,在方便的时候,为那个尚不能完整地说出一个句子的小孩祈祈福,祝福他在天堂安好。

  我想请您,好好地爱您的父母,爱您的孩子,爱您的TA,请您向您的亲人说出您对他们的爱,同时,好好地爱他们,向他们道早安和晚安,拥抱他们,亲吻自己的爱人……

  我想请您,好好地活着……

  

  三进灾区

  李 勇

  

  2013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大地震5周年纪念日,各家媒体纷纷拿出版面,采用追思、访谈、图片对比等各种形式追思和纪念灾难中逝去的生命,颂扬和传递灾难中人性的伟大和社会正能量,总结国人在大灾大难面前的表现,同时也在反思新闻媒体在灾难报道过程中的得与失。作为亲历了汶川、玉树和雅安三次地震的摄影记者,从第一次心存忐忑懵懵懂懂撞进汶川大地震灾区,到勇往直前义无反顾进入玉树高原,再到从容不迫赶赴芦山,我作为一个媒体人的经历和感受或许更感性更具体,思考也会更趋于理性。

  汶川大地震前,作为摄影记者的我基本没有采访突发性灾难事件的经验。5年前的5月12日,四川汶川地动山摇,瞬间惊醒了媒体人。当通知我赴灾区采访时,我和其他没进过灾区的记者一样顿时感到压力和紧张,甚至有些手足无措和恐惧。可是,当我像战士一样辗转站到了灾区的废墟上时,除了对地震巨大的破坏力感到震惊外,还有了两个挺深的感受,一是我居然一点都不紧张更不害怕,二是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整个灾区到处都是记者。汶川大地震是继唐山大地震后国内最大的一次灾难,举国上下高度关注,给信息时代各类形式的媒体提供了一个展示平台。地震17分钟后新华社就发出了第一条英文快讯,28分钟后发出了第一张地震新闻图片。随后,灾区的信息不断经各种渠道传出,各家媒体也开始派出记者赶赴灾区,力争拿到最快、最新、最有价值的灾区新闻。

  5·12大地震后,汶川、北川等震中的多个县市几乎被夷为平地,受灾群众多达4500余万,记者蜂拥而至,大部分人没有灾区采访的经验,我就亲眼看到过穿着高跟鞋进灾区采访的记者。包括我在内,来灾区前根本难以想象灾区的状况有多艰险,甚至都不知道应该准备哪些东西。到了以后才发现,自己不仅寸步难行,连吃饭睡觉发稿都成了难以解决的问题。在映秀镇,在完成了对一名被掩埋了几天的电力工人的采访后我吃惊地发现:我根本无法把拍摄的图片传回报社去!去之前曾以为,在前方现场,一定看到的多,信息也多,其实不然。事实是,记者如果是第一时间到达灾区,那里基本的公共服务设施都处于瘫痪状态,没有交通工具,不能打电话也不能上网,记者只能在很小的范围内活动,处于一个闭塞的环境,外界事情一概不知。所以,当时就想,如果后方有一个团队,通过各种渠道获取信息后并提供给前方记者,协助记者对灾区的各种信息进行选择和判断,决定行动方向,是非常必要的。如果报道缺乏整体策划,前后方缺少交流,特别是对报道主题的确立、新闻报道的流向不加以控制,记者在灾区很难有大作为。

  面对汶川大地震如此大的灾难,如此大的关注程度,每个媒体人都接受了职业生涯中最严峻的考验,也检阅了媒体对重大事件的报道质量和水平。大众日报每天不仅多版面大篇幅地进行报道,新闻图片也得到了重视,尤其是那些展示人性、表现细节的图片,给了读者更直观更生动的感受。美中不足的是,由于信息来源、摄影和传输设备等的局限,我在前方拍摄的照片刊发较少。当然,这与自己的经验不够也有直接关系。

  吸取了汶川大地震报道的教训,在对芦山地震的采访中,我加强了与文字记者的协作与配合,共同确定报道内容后,齐力采访,报道的新闻图文并茂,既有深度又具生动的现场感,增加了新闻的可读性和真实性,也使报道的内容更加集中。因为图文都很丰满,后方编辑也有了做大做重的底气。比如,我们得知天全县新华乡新华村是血吸虫病疫区,灾民因水源污染面临饮水困难,为一探究竟,我们爬山涉水进入坐落在山顶的新华村,发现近百口人全靠牲口到山下背水维持生计。我们逐户采访,如实报道。稿子第二天在报纸很重要的位置标框见报,效果很好。

  与汶川大地震相比,玉树地震虽然灾区范围较小,但由于玉树地处高原,又是藏区,因此对记者的考验一点不亚于汶川大地震。这种考验更多地集中在对记者的生理、体力等方面。地震时不仅交通中断,为保障灾区秩序,当地都会实行严格的交通管制,在那种极端的环境下,怎样用最快的速度,第一时间到达现场是一场严峻的考验。玉树地震后,尽管当天我们就乘机到西安而后转飞到西宁,但因为交通的原因,第二天才到达玉树县城,耽误了近一天极其宝贵的时间。之后反思,今后再遇到这种情况,后方应提前做出交通方案,利用记者在路上的这段时间差,想办法通过各种渠道联系车辆,尽量让记者不把时间耽误在路上。玉树是高原,几乎所有从内地来的记者都或多或少地有高原反应,缺氧的时候感觉脑子空空的,很难把精力集中起来。一起在玉树采访的一位记者就因为受了外伤,再加上高原反应,饮食、睡眠不能保障,得了肺水肿,假如玉树没有机场不能及时走出高原,后果难料。因此,在像玉树那样极端的环境中,身体不出问题才能保障工作,各种思想和物资准备都应该更充分。

  我亲历的三次震区采访都有和衣睡马路的经历,特别是芦山地震采访期间,基本都是露宿街头。所以摄影记者进灾区的装备问题是个挺闹心的事情。大家知道,摄影器材很重,每次启程前都会为带几个镜头几个机身、带不带帐篷睡袋而纠结犯愁。其实,地震后灾区的情况分几个阶段,第一阶段就是所谓的72小时黄金时间,这期间处在生命的援救阶段,整个灾区会比较混乱,而且没有救援物资,没有吃住条件,记者必须自己解决生存问题。第二阶段,搜救暂告一段落,部队救援队开始安营扎寨,救援物资也陆续到达,吃住可能会有办法解决。所以,如果你是第一时间到达的记者,还真的不能马虎,该带的就得带上。

  从芦山灾区回来的第二天,领导让我起草一份关于购置摄影记者应急采访设备的报告,以备应急之用。我写的申请购置的设备包括了卫星电话、防水照相机、帐篷、睡袋、净水器、手电筒,甚至还有一次性内裤。尽管报告还在审批中,但我依然感到欣慰,因为这意味着重大灾难的采访报道更加受重视了。○

  来源:青年记者20136月上

来源:青年记者

编辑:解西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