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赵 金

　　嘉 宾：陈振凯 人民日报海外版“望海楼”专栏主编

　　张 国 中国青年报记者

　　韩适南 齐鲁晚报要闻中心副主编兼要闻部副主任

　　主持人的话：又是一年记者节，我们的很多媒体也迎来了不少年轻的力量。

　　刚入行的青年记者，都有强烈的新闻理想，崇拜带有传奇色彩的名记者、大记者，并且梦想在从业道路上也能“成名”、“成家”，写出重量级报道。但在现实中，工作一段时间后，往往会遇到一些烦恼：有的面对日复一日雷同的热线线索、面对循规蹈矩的新闻发布、面对家长里短的市井百态，总是觉得自己在进行简单重复的无趣劳动；有的在学校、实习时是佼佼者，可进入这个行业却发现自己所学的专业知识很难派上用场，工作中的成就感十分有限；有的立志“铁肩担道义”，却发现即使帮助一个弱势的人讨回公道都那么难，感觉“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成长的烦恼，每个职业都有。烦恼的过程也是一个人成长成熟的过程。作为资深记者，他们在成长中遇到过哪些烦恼？现在又是如何看待这些烦恼的？

　　一个阶段有一个阶段的压力

　　陈振凯

　　5年前的8月，北京正办奥运会。公交车载电视里，刘翔准备起跑，我对他充满期待，一如对自己新开始的职业生涯。然而他“意外”脚伤了，一片唏嘘。

　　那年秋天，一到晚上，我就想跑步，主要是排解压力——发不出稿。现在，我依旧想跑，因为似乎越来越买不起房，而孩子已经两岁，自己马上就到了而立的年龄。

　　正如我所尊敬的同事钟嘉老师所言，“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苦”，一个阶段也有一个阶段的压力。2008年8月，单位一下子来了不少新人，总编辑专门与我们这些新人座谈，留下话说：“等着看你们表现啊。”这个总编叫詹国枢，自称老詹，在新闻界名气不小，今已退休，活跃在微博界。老詹还是小詹时，备受范敬宜先生赏识，多获破格提拔，俩人师徒如父子。等小詹成了老詹，也喜提携才俊。谁不想争着表现表现，给老总留下好的“第一印象”呢。

　　但我很快发现，因本科学广告专业，此前媒体实习经历太少（2个月），自己与其他曾在多家单位实习过的新同事比，一是不敢采访，二是写稿慢，三是难发稿。向早工作几年的同事请教，常获回复：思路一般，再想想。于是到了傍晚，绕着朝阳路、金台路、朝阳北路、金台西路划出的四方格子跑步的人多了一个我，名声在外的“金台夕照”似乎也并不怎么动人。

　　新人，要获得一种“存在感”，总面临几个关口：1.向领导证明自己；2.表现出不低于其他新同事的水平；3.新的人际关系的适应；4.各种规则的熟悉。个个都是压力源。业务能力在报社是硬通货，是“纲领”。业务上去了，其他的顺其自然。业务上不去，其他方面也较难。

　　到当年10月，终于有篇分析“奥运助推北京升级”的稿，获得报社“月度三等奖”。这对我是个标志性事件。不久，部门一位副主任对我一篇谈“保护方言，留存民族记忆”的稿评价：写得不错，有意思。见报后，百度贴吧里，对此文支持者众，有人专门写博客谈感受，称“记者对问题分析的广度和深度引起了我的深思”。这无疑是一个莫大鼓励。接下来，出差到青岛，给文化遗产版写了一篇4000字的长稿，晚上下火车一直写到凌晨4点，“不能短时间成稿”的心理门槛在这一夜跨越了。再后来出差到内蒙，写了一篇分析“内蒙古为啥跑得那么快”的稿，被总编称为“几篇备份稿，我一眼选中了这篇”……慢慢地，“存在感”形成。

　　回想其间历程，几点经验：一是模仿经典，二是充足准备，三是每日一省，四是“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那时候，把老詹、梁衡的经典作品几乎读了个遍，还买了几本经典新闻作品集。单位同事本身就是个宝库，一些人的作品成了大学教材，上了语文课本，成了语文试题，先从他们学。港澳台部主任连锦添的《相思正是吐黄时》，1987年见报（作者时年24岁），轰动一时，后来上了高中语文读本。我请教他成文过程。他连说：“那篇文章，我写了4年。”何故？原来他1983年厦门大学毕业进报社，分口港澳台报道。自工作起，便留心剪报、集资料，时刻积累。一直到1987年，台湾老兵获允返乡。他意识到：这是大事，机会来了。于是，乔扮成香港中旅社的服务人员，给途经香港的台湾老兵拎行包送水，获得他们信任，聊出大量素材。饱蘸感情，加以精当素材及典型话语入句，三思了结构，用台湾相思树吐黄花开做引子，终于成此佳作。受其启发，我在采访前，常会将此一领域及与采访对象有关的所能看到的资料尽可能看完，包括能看到的学术论文，这样一是聊起来不至于怯场，二是足显诚意。

　　为了锻炼基本功，我给自己的要求是“五个一”，每天写一千字，研究一份报，上一小时网，打一个电话，业务反思十分钟。那一阵子，早上坐公交，开始读报，一小时后下车，正好读完。晚上下班，车上再读一份，并思考一天的业务。第一年，我差不多涉猎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旅游等所有领域，尝试了消息、通讯、述评、言论等所有体裁。到第二年，写稿难的问题似乎解决了，但新的难题来了——如何找到跑口单位，明确方向。

　　慢慢地，我对文化涉猎较多。再后来，转向时政。当时，整个报社和媒体圈对国务院参事室关注不多，而其又极具“神秘色彩”。我便写了几千字的采访提纲与该单位对接，后来便与其建立了联系，并因一篇《参事室来了年轻人》，引起社会上好一阵子“参事室热”，参事室主任后来接受媒体采访，要专门介绍一下“年轻人”。此文获报社年度精品奖。而按规定，有两篇精品奖，再加上双年度优秀，满一定年限，就能申请破格。所以，这个精品奖，极为宝贵。再后来，我的侧重点转向——去做那些别人想做，但没有做或没做成的领域（比如“走进故宫未开放区”）。

　　你上了二楼，就要思考三楼的东西。慢慢地，我的重点开始转向“重大时政”，如建国60周年、辛亥百年、建党90周年、十八大、全国两会，等等。现任总编辑张德修，非常重视时政和时评，寻求国际传播能力提升、时政外宣领域的突破。从此意义上讲，我的转向，与单位的发展方向契合。工作三年，我开始参与重大时政选题的策划和主笔，并涉猎“望海楼”专栏的编辑，这是人民日报海外版最重要的时评专栏之一，有光辉历史。一年后，前任主编退休，我接任主编，工作重心开始转向涉中外关系的国际时评。

　　现在，只要出报纸，我都处于工作状态，思考选题，汇报，约稿，编稿，送稿。一年到头，最发愁的事就是选题。人在事上磨，天天磨，渐渐也总结了一些东西，比如专栏的“三看”、“三选”、“三多”标准等。

　　回头看这几年，基本上是第一年，什么稿都写。第二年，侧重感兴趣的。第三年，专注重头报道，参与评论编辑。第四年，做重大话题策划，当主编。现在五年过去了。工作中，也出现过一些失误，经历过一些必要或不必要的“舆论漩涡”，并越来越感受到，越是重大话题越得认真小心，多一分小心，就少一分后顾之忧。而最深刻的一点感受是：得不停“充电”。

　　想起在武汉大学读书时，我所打工的那家企业，朱老板所言及的“三个强大”：能力强大，人品强大，经济强大。距离这其中的每一项，我都差得太远。新的阶段，压力会更多更现实更深层次。人皆如是，即便党国政要，即便弘一法师，即便“飞人”刘翔。

　　为何寻找“冷门”新闻

　　张 国

　　记者这个职业对我的最大改变，就是它让我整个人的情感变得“粗糙”了。

　　还记得入行之初，我收到的第一封读者来信，是反映某地不公。当时摩拳擦掌想要赶去报道，给社会“纠偏”。很多人就是冲着这种职业荣誉感，入了这行。

　　可这类举报信接得多了，时至今日，我发现自己已不易激动。会反复推敲事情的真伪，会“势利”地挑选具有足够新闻价值、适合供职媒体的报道题材；对于大量的重复线索或孤立个案，只能狠下心来拒绝。每一次拒绝都是对情感神经的磨砺，因为自己清楚，举报人往往是弱势群体，走投无路后才来找记者，眼巴巴盼着你施以援手。记者变成硬心肠，也许就像医生每日面对病痛而变得“冷漠”一样。

　　这并不是说我缺乏同情心。我依然容易“动情”。我会约见那些执着的举报人、请对方吃饭聊天——出于职业准则，绝不敢让对方付费。在听对方诉说不幸时我会流泪，但是我不会轻易“动心”。拒绝对方之后，只能安慰自己：他四处求告，我能坐下来像个朋友一样耐心听他语无伦次地倾诉，对他也算是一种压力的缓解。因此，有的举报人被明确拒绝后，几年来仍愿意来找我聊天。

　　多年的从业经历使我明白，记者并非道德警察，也非社会医生，不要抱着“无冕之王”的名号居高临下。“仗剑走天涯”的豪迈气概，我从没有过。如果说我们的报道揭露过社会的某些毒瘤，那常常是因为所在的媒体提供了这样的空间。

　　我供职的报社，向来以“铁肩担道义”为人称道。但每次记者会上，无论中年青年，“焦虑”都是个绕不开的关键词。记者做了几年，很容易产生焦虑感。令人焦虑的因素很多：公权力和金钱的干预下，毙稿的压力甚至人身的威胁时有发生。信息大爆炸时代，记者作为个体犹如沧海一粟，传统媒体也只是暴风雨中飘摇的一叶扁舟。

　　另一方面，很多老记者恐慌于这个职业的社会地位在下降，包括薪酬多年没有变化。考虑到十多年来房价及其他生活成本的上涨，反差更是巨大。同行见面，常常自嘲“稿奴”，忙着计算“工分”，干的是“体力活”，吃的是“青春饭”。身边逃离这个职业的同行与日俱增。一些违背职业道德、敲诈勒索的同行又进一步啃噬着这个群体的名声。看起来，记者职业的崇高感正在丧失。

　　在这内外环境下，我认为我们可以淡定一些。我不赞成记者的自我悲情化和个人英雄主义。这个职业从来都不乏热血热肠。很多新记者敢打敢冲，有可能因为某篇关注度高的调查报道具有了一定知名度。但这种状态仅凭热血是无法持久的。入行之初，我被派去参与过不少舆论监督报道，如山西矿难“封口费”报道、吉林松原高考舞弊案报道等，有些还获得过各类新闻奖项，有的则招致巨大阻力，导致我被采访单位“封杀”。很快我对这种报道失去了热情——当我撰写年终总结，试着重读这些作品，发现它们是那样粗糙、简单，简直令人不忍卒读。一度为人津津乐道的采访过程，连自己也已记不太清。作品发表时有多“热”，事后就有多“冷”。这类新闻的确是社会的必需品，在激浊扬清、推动社会进步中作用很大，但它绝不应成为大多数记者职业生涯中产出的主要品种。

　　新闻是易碎品。当今时代，新闻的拼抢分秒必争，而一条热门新闻的保鲜期也只能以分秒计算，受众对它的热情只会持续到下一条热门新闻出现。新闻的轰动效应，给作者带来的只是一时的满足，接踵而至的可能是巨大的空虚。

　　我倾向于相信，记者的身份是记录者，不止步于那些耸人听闻的事件，而是能够沉下心来发现这个时代的“标本”式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人与事，为今时今人提供坐标和参照，为后世留一份历史的底稿。我们应该对世界持有长久的好奇心和同理心，能于社会激流中发现潜流，能管中窥豹，见人所未见，在别人之前感知变迁。能凭借独到的观察、精微的刻画，记录时代的表情、社会的肖像。20世纪80年代，我国深度报道诞生之初，那些名记者们的制胜之道就是与思想界走得很近，能在社会变革时留下一笔。这类新闻也许不够轰动，但生命力长，具有静水流深的力量。回顾个人职业生涯，我喜欢的是那些意味深长的作品。

　　我相信，记者这个职业适合好奇心重的人，但更适合好奇心长的那些人。对“冷门”怀有好奇心的记者会走得更远。

　　所以，建议职业记者与微博等社交媒体保持适度距离——在那里每时每刻都在孕育最新最热的话题，能够从中发现大量线索。但记者被微博牵着鼻子走，就会渐渐失去从现实生活中发现新闻的能力。你所追逐的热门新闻，别人也在跟踪。而凭借个人的积累、独到的观察找到的新闻，就很少跟别人撞车。

　　比如，在任何一个记者云集的重大新闻事件中，谁都不太容易获取独家信息，怎样“冷眼看热门”，从公共信息中挑出独家线索，是十分重要的。我从业以来感到高兴的事情，是有时会在多数同行忽略的场合写出独家新闻。2010年山西王家岭矿难后，我发过一则不足500字的消息《矿难问责即将开始》。这是王家岭矿难中被转载最多的报道之一，同在当地采访的一位同行看到该报的转载，好奇地问我这是哪儿来的“新闻”。事实上，这是矿难新闻发布会对所有在场记者披露的公共信息。当时，救援在连续8天一无所获之际取得突破性进展，153名被困矿工中救出了115人，官方召开了3次新闻发布会，通报“人类矿难救援史上的奇迹”。也许正是信息过于丰富，新闻发言人的一句话被大家忽略了。他说，已经要求煤矿的生产经营单位按照事故调查的要求做好准备，“接受即将展开的事故调查”。我意识到，这是官方第一次表态启动追查程序。其实，人们对这场震惊中外的矿难成因猜测很多，很多信息揭示了人祸因素。尽管舆论呼声强烈，一些个人和单位反被赞扬“救援有功”，很多人担心追查会不了了之。那天晚间的新闻发布会后，我综合此前采访的情况以及几次新闻发布会的信息，写了事故调查和问责程序即将启动的消息。由于抓到了被同行忽略的点滴公共信息，成了独家新闻。

　　我至今仍难忘记，在王家岭矿难救援现场，我在凌晨的寒风中向编辑断断续续发了几条短信，最后拼成一则消息。那消息并不紧要，但那种“我是记者”的成就感非常奇妙。世界上很多媒体正在尝试以从未有过的形态报道新闻。新闻的呈现方式在演进，纸媒也许有一天会消失，但新闻和新闻人不会。因为，人类社会就是由“好事之徒”构成的。

　　为何报纸越来越厚，

　　新闻和收入却越来越“薄”

　　韩适南

　　从校报记者到实习记者，从实习记者到记者，从记者到编辑，从编辑到副主编，在这个记者节里，回顾自己这几年的从业经历，发现成长的烦恼无处不在。每个时期都有每个时期的困惑和烦恼，有的烦恼很快就能解决，有的却持久存在。有的烦恼是个体的烦恼，有的却是媒体人集体的烦恼。

　　从业以来，在晚报都市类报纸这个圈子里，就我接触过的一些同行，无论是入行几年的还是入行几十年的，无论是一线记者编辑还是高层中层，大多都面临以下几个烦恼与困境：一是新闻不好做了，二是收入低压力大了，三是社会地位大不如前了。

　　我的观察可能不很全面，但在我接触的人当中，以上三条属于我所观察的这个群体样本的集体烦恼。为何会有这样的集体烦恼？我认为这与当前都市报所处的社会环境有关，即大环境决定了行业现状，而行业现状又决定了个人烦恼走向的变化。

　　如何认识当前的集体烦恼，这需要从都市报发展的历程加以梳理。在梳理的时候，主要考察政治经济的变化、人才流动的趋势、报纸内容的走向和竞争环境四个纬度。

　　都市报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可以称为初创期。这个时期都市类报纸开始在党报集团的主持下创刊，都市类报纸在各地逐步开花，这个时候是都市类报纸的上升期和懵懂期。都市报人烦恼的是都市报的走向与内容，这是一种创新有为的烦恼，亦可称为幸福的烦恼。

　　这个时候一个地区基本只有一份都市类报纸，版面少，几无竞争，因为与众不同的特性，几乎所有的都市报在这个时候都受到广告商的欢迎，加之刚刚从党报党刊下半脱离出来，记者尚是稀缺资源，故而都市报的记者地位也很高。

　　个人的转型总是敏感于组织的转型，走在时代的前列。这个时期的都市报人收入高、地位高、拥有大量的新闻资源。故而对许多行业的精英形成了巨大的吸引力。以齐鲁晚报为例，当年有省级各厅局的干部、高校及中小学的优秀老师、国企骨干、各市县的公务员等辞职来到齐鲁晚报。这个时期，是一种知识分子充分享受知识的力量与金钱带来快乐的时期。

　　之所以有如此发展，主要得益于当时的政治和经济环境。改革开放在经济上的成就，使得媒体有了丰富的、愿意投放广告的个人和企业。在新闻操作上，经过改革开放，思想大发展大繁荣，对于报纸这种文化资源的需求高涨，另外就是政治方面的束缚较少，新闻人可以放开手脚做新闻。

　　第一个时期，大概持续到1998年前后，从1998年前后到2003左右为第二个时期。这个时期可以称为发展期，因为改革开放持续二十多年的推进，社会积累了大量财富，“国退民进”、特别是民营企业得到了大的发展；另一方面，在发展过程中，社会矛盾与贪腐等问题日益突出。都市报在这个时期赢来了大的发展机遇。

　　这种发展分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规模的扩大，规模的扩大包括版面增加、人员增加、分站增加；二是新闻的有力，这种力量是都市报在这个时期的利器，即舆论监督的主流办报思想成了许多都市报的办报理念；三是在新闻有力的配合下赢得了更多社会群体的认可，在经济大发展的时期有了丰厚的收入。

　　因为行业的影响力和赚钱的能力，这个时期吸引了许多党报集团或其他资本来兴办都市类报纸。同城都市类媒体由原来的一家发展到多至四五家，多家争夺同一地盘。

　　这个时期，无外部压力，有内部竞争。这种竞争是一种外部世界大有作为的竞争，而不局限于与哪几家报纸的争夺。在这个竞争过程中，有些第一个时期在本区域数一数二的媒体被竞争下来，至今不能翻身。

　　这个时期的人才流动，主要是行业间的流动，用社会学的概念来讲，是一种个人的垂直流动。有名编名记，必有报社重金相邀，一篇著名的报道，便可成就一个记者。现在许多都市报的人员格局，就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

　　上述的新闻操作、人才流动模式等，在第三个时期就很少见了。2003年至今为第三个时期，这个时期可以称为深耕期。这个时期大环境的变化就是，社会变革不大，承接上一个改革时期带来的成果与问题；在舆论环境方面，异地采访式微，本地监督无力；经济上再次出现“国进民退”的现象。这些都直接导致了第二阶段的那种新闻操作模式的举步维艰。

　　这个时期都市报的竞争对手除了本身的同城都市类媒体外，还有来自网络的新兴媒体。网络在此时发展成熟，不仅在新闻的“新”字上发挥了特有优势，而且在广告市场上，分走了很大一块蛋糕。

　　这个时期的都市报可谓有内外之忧，内有同类媒体的白热化竞争，外有新兴的网络媒体的巨大压力。而且这种竞争和压力越来越大，直到现在，许多报纸还在谋求如何在这两者间突围。

　　在以上压力之下，各家都市报选择的套路几乎如出一辙，一是在发展战略上深耕本地市场，广开地方版和地方站，报纸越来越厚；二是广告上的深耕，除了原始的、单纯的广告投入，车展房展的大型活动外，开始广告的外延拓展与其他产业的多元化经营，包括利用品牌，直接买卖商品的日常广告模式的变化。

　　在新闻操作上，此时再走第二阶段舆论监督的路子已经没有多少余地，所以有的都市报开始探索贴近与服务的转型。但也有的报纸认为当下的问题是监督的无力，并不是监督的不可行。但在大的政治经济背景下，这条道路的艰难性与效果，相信此类媒体深有体会。

　　这个时期的报人流动，相对第一时期属于逆流动，这也足以见证都市类媒体的困境。一是向新兴的网络媒体流动，目前许多主流网站的管理层和中层，大都是传统媒体的精英；二是向社会核心部门流动，向国企及公务员阶层流动也是这个时期的趋势。这与第一个时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个时期还有另外一个现象，就是党报与都市报也形成了一定意义上的竞争关系。作为以宣传为主的党报，在都市报的前两个阶段广告收入很少，但在这个时期，广告却有了相当可观的收入。这与都市报一些门类广告客户的减少形成对比，这个现象的直接原因就是经济方面的“国进民退”。

　　第三个时期能持续多久，与大的时政经济环境有关，最近或许将迎来第四个时期。而第四个时期如何，都是未知数。

　　若不能考察一个阶段的政治经济之变化，“只管低头拉车，不管抬头看路”，那么上述集体烦恼——“新闻不好做了，收入低压力大了，社会地位大不如前了”就没有破解的可能。那么，这种烦恼还会成为一种集体烦恼持续下去。○

　　来源：青年记者2013年11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