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赵 金

　　嘉 宾：崔逾瑜 湖北日报社会新闻中心记者

　　王 凯 湖北广播电视台《垄上行》主持人

　　舒 均 楚天都市报记者

　　主持人的话：新闻媒体是社会现象的“放大镜”，是社会舆论的“扩音机”，新闻报道的毫厘偏差都可能对现实生活产生倍加效应。而记者的心态失准很容易带来报道失误。2013年，湖北新闻界开展了“我是建设者”大讨论，主张记者要以社会建设者的姿态自觉担当社会责任，“用激情燃烧自己，以理性奉献社会”。以下为几位新闻同仁的观点。

　　触摸新闻的温度

　　崔逾瑜

　　评判一条新闻是好是坏，人们有多种标准，我觉得好新闻应该是打动人的新闻。什么是打动人的新闻？央视著名记者柴静说“新闻是有温度的”，这句话也说到我的心底。

　　好新闻应该是有温度的，这种温度不是来自华丽的辞藻、煽情的陈述，而是源于新闻作品被一种人性的光辉所照亮，被人文关怀的精神所贯穿，触摸人民群众的脉搏，感知社会的冷暖。一句话，就是深入的采访体验和深切的人本情怀。

　　深入基层，脚踏沃土，贴近火热的生活，这是一种温度。我始终记得，进湖北日报第一天，前辈们跟我们年轻记者讲报社的优良传统：“铁脚板”精神和“贴毛巾”精神。说的是老报人当年在山区采访时，硬是凭着一双脚，翻山越岭，涉水攀崖，不走到目的地不罢休，这是“铁脚板”精神；汗湿了，就在背脊上贴一条干毛巾，每爬完十几里山坡，就抽出汗湿的毛巾拧干，继续前行，这是“贴毛巾”精神。如今，交通便捷，铁路、公路密如蛛网，就连高处不胜寒的鄂西山区也穿了隧道，修了铁路，建了机场，记者再也不需要徒步，也不需要毛巾，但是深入现场、贴近群众、体验生活、追求鲜活与真实的新闻采写作风却不能改变。

　　关注人性，尊重生命，心存善念，这是一种温度。面对一个进入视野的素材，新闻人理应为自己划定一个禁区——新闻不能为别人的不幸加码，新闻不能让悲观者失去继续前行的勇气，新闻不能让弱势者更加无力。相反的，更应该用人性的温度计去测量和观察新闻事件，用文字讴歌生命，传递美好与感动。

　　去年，我到湖北省新华医院肿瘤科采访，这是全省唯一的肿瘤姑息病房，90%以上的病人都采取姑息治疗。在国外，姑息治疗作为一种临终关怀已相当发达，而在中国才刚刚起步。确切地说，它是一种治疗，相对于根治性治疗而言，有针对性地控制病人的疼痛；它也是一种关怀，很多患者不希望进行痛苦却又希望渺茫的放化疗及手术时，这种方法很人道，也让他们在生命的最后时光活得有尊严。带着对生命的敬意，带着对生与死的又一种理解，我走进一间间病房，完成了一次震撼心灵的采访。这里的晚癌病人，很多都是大医院救治不了送进来的，送来时不成人形，昏迷半死。而如今，他们吃得香，睡得着，感觉不到疼痛，心情愉快地和家人共度最后的时光。报道刊登后半个月，我接到天津的金女士的电话，她激动地说，她的父亲在经历了两个疗程化疗、58次放疗后，已陷入昏迷，意识模糊，不能言语，大医院宣布无计可施，最好回家休养，亲戚们通知金女士赶紧回来见父亲最后一面。后来，因为看到报道，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将老人送到新华医院姑息病房，结果老人的状态一天比一天好，吃饭、散步、交流都挺顺利，一家人还能推着老人到公园去喂鱼、照相。金女士说，父亲在生命的最后时光不用遭罪，而且舒舒服服的，全家人都好开心。当然，我也很开心，这比报道获得任何奖项都更让人有成就感，把感动记录下来，把美好传递出去，何尝不是一种幸福？

　　坚持真相，剖解事件，回应社会关切，疏导公众情绪，这是一种温度。有人说，“一句真话能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诚然，新闻会过时，纸张会变旧，油墨会模糊，只有真实、真诚才能把我们的心灵与读者的心灵联系到一起。真实是新闻的生命，也是新闻温度的本质。真实是我们的情感，也是我们恪守的伦理。现在的网络时代，人人都有“麦克风”，信息海洋，观点多元，思潮纷繁，舆情复杂，主流媒体更有责任对公众热议的网络声音进行调查澄清，探明争议新闻的疑点，探寻存疑事件的真相，该降温时就降温。

　　本着“释疑、求证、辨理”的宗旨，湖北日报去年8月开辟《网事回应》栏目，以我名字命名的“崔逾瑜工作室”成员承担了大量的调查采访工作。第一期是关注汉阳城管局成立武装部事件。此前，报道经网络发酵，加上“城管”、“武装部”两个极为敏感词语的交汇，引起了轩然大波。网络上，不少网民担心引发暴力执法升级，尽管汉阳城管局一再解释，但回应声淹没在多数网友的口诛笔伐中。

　　接到总编辑点题后，我很快投入采访。通过采访汉阳区城管局、汉阳区委、社会学家等人士，并横向对比外地做法，得出报道结论：城管成立武装部是出于国家战略的考虑，属于体制创新，在全国各地早有尝试，武汉并非首例。报道分析了之所以公众对此事普遍持怀疑态度，是因为城管一直以来在不少群众眼里的“暴力”、“冷血”等负面评价居多，因此，更要正视这种社会情绪，避免激起公众的对抗心理。该报道一经刊发，当天即被新浪网、新华网湖北频道、搜狐新闻等数十家网络媒体转载，客观、中肯的分析有效回应了公众质疑，谣言迅速化解。

　　这次报道让我认识到，在全媒体时代，网络舆论引导得好，可以成为民意“晴雨表”、社会“黏合剂”、道德“风向标”，促进社会良性发展；引导得不好，则会适得其反。

　　新闻的温度，存在于时代和社会的温度里。我们的脚步，紧紧跟随着温度而四处奔波。我们是观察者，我们看到许多面孔和表情，那些让我们“牵挂”的、“怀念”的、“快乐”的和“拍案”的，一直在我们的眼中、心中；我们是记录者，记录这个时代的一举一动，尽可能多地看见，尽可能多地听见，尽可能多地追问，尽可能多地思考和尽可能多地力争；我们是建设者，坚持理性的、冷静的思考，坚持客观的、公正的记录，触摸着新闻的温度，不掩饰我们的表情，不掩饰我们的愤怒，不掩饰我们的叹息，不掩饰我们的热爱，不掩饰我们的欣喜，也不隐晦我们的立场和态度：为党说话，为民执言。

　　赤足走在田埂上

　　王 凯

　　什么是建设者？工地上挥汗如雨的农民工、流水线上一丝不苟的工人、农田里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媒体人是建设者么？答案是肯定的。虽然我们媒体人不是直接创造物质财富，但我们构建社会的精神脊梁，传递的是实现“中国梦”的正能量。我们要营造的是积极向上的舆论氛围，我们不是简单的记录者，而是参与者，需要俯下身子，贴近再贴近，融合再融合。

　　《垄上行》是一档对农栏目。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总会有一些年轻人加盟到我们的团队，他们很多来自城市，对于农村农民几乎没有多少了解，有人甚至不知道水稻和麦子有什么区别，也不知道我们吃的米饭其实就是稻谷。有一位新来的女记者，第一次到农户家采访，院子里的几头猪让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她兴奋地大喊：原来猪是有睫毛的！让周围的农民哭笑不得。甚至有农民带点嘲讽地说：你们《垄上行》还有这样啥都不懂的人呀？

　　这样的情况让我们很忧心，这个时候我们推出了一个媒体行动，叫“我在农家”。规定《垄上行》的每个工作人员，包括总监、制片人和后期包装人员必须到农家去同吃、同住、同劳动，平均一年中要有近一个月的时间在农家度过。有年轻人很不理解，说我是学新闻的，不是学农业的更不是来当农民的。我们对他说：你不了解农民怎么做出农民爱看的节目？还是那个说猪有睫毛的女记者，第一次去农家几乎是哭着去的。她抱怨洗澡没有热水、房间里有老鼠到处跑、新买的高跟鞋在田里根本走不动。然而第一次住农家，乡亲把为儿子准备的新床单、新棉被给了她，怕住在家中的两个记者害怕，两口子在堂屋里开了整夜的灯凑合着坐了一夜。乡亲的细心让两个城市姑娘倍感温暖。于是，她们也拿起了锄头，穿上了布鞋，到田里打药除草，和邻居拉家常。几天工夫，两个记者就好像变了个人。临走的时候，为了让乡亲收下伙食费，她们偷偷地把钱藏在了枕头下，走了很远才告诉乡亲。一个记者在她的工作笔记上写道：“这几天对于我是崭新的体验，我终于真正知道‘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当初被农民嘲笑的女记者，如今已经转为后期包装人员，她已经能够自信地告诉你现在的农时，告诉你除草剂的作用是不同的，不是什么草都能除掉。

　　这样的故事在《垄上行》有很多。有人说，到《垄上行》就是一个接受革命再教育的过程。确实如此，我们要做的其实就是去掉记者的光环，把自己当成农民的亲人。两年前，荆州公安县有一个妇女叫朱宜凤，她在成都读书的儿子得了尿毒症，急需换肾。经过匹配试验只有朱宜凤符合要求，但是她体重超标。为了减肥，她天天坚持快走3个小时，被当地媒体称为“暴走妈妈”。在得到这个消息后，两名年轻的记者不远千里赶到成都，联合当地媒体拍摄节目，播出后引起巨大反响，当地政府和爱心人士为这位可敬的妈妈捐出善款，最终手术成功了。这是一次极其成功的报道，体现了母爱和社会大爱。治疗结束后剩余的善款，朱宜凤捐给了慈善机构，带着儿子回到了老家。然而，外出打工几年了，老家的田荒了，屋破了。两位年轻的记者私下里联系了农业专家，为“暴走妈妈”出谋划策种植葡萄，自掏腰包为她买来了葡萄苗搭起了大棚，隔几天就利用自己的休息时间去看望他们。到葡萄挂果的时候，他们又帮忙找销路跑市场，自己买上几箱葡萄。当我们决定表彰这两个记者时，他们却推辞了，他们说，既然我们和农民是一家人，那这些忙就该帮。

　　提起这些事，我自己特别激动，想着那些老同事新同事，想着这些可爱的兄弟姐妹，总让我分外自豪。不浮躁、不迷茫、不去追求所谓的轰动，我们只是在做着一些平凡的事情。习惯了和农民打成一片，习惯了风吹日晒的艰辛。我们坚守着铭记于心的那一份责任，做有良心的媒体，做农民喜爱的媒体，脚踏实地如同赤足走在田埂上，接地气，表民意。心里装着农民的喜怒哀乐，拍出来的片子才是真实的生活。什么是媒体的公信力？那不是靠喊口号喊出来的，是每个媒体人用汗水和心智一点点建立起来的！什么是建设者？不是袖手旁观看热闹，不是冷嘲热讽甚至拖后腿。而是主动地上前去，找到自己的位置，冲锋在前，牢记使命。

　　为社会进步聚合正能量

　　舒 均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觉聚合社会进步正能量，是都市类媒体的社会责任。

　　《楚天都市报》“信义兄弟”系列报道，通过报道信义兄弟接力送薪的故事，彰显了“诚信守诺”的传统美德，打动了万千读者，引起广泛关注。“信义兄弟”获评央视2010年度“感动中国”人物、中国十大责任公民，还获得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这组系列报道也获得中国新闻奖一等奖。

　　其实，这个故事最早是一个负面事件，那么，是如何做成一个“感动中国”的典型人物报道的呢？

　　2010年2月20日，《楚天都市报》新闻报料平台接到孙东林打来的求助电话：2月10日凌晨，在南兰高速河南兰考境内，发生一起重大的交通事故，哥哥孙水林一家五口不幸遇难。目前，遇难亲人的遗体尚在异乡，事故处理和善后工作遇到很大困难，进展缓慢。恳请《楚天都市报》记者能够关注，最好派人与河南方面联系，促使事情得到处理。

　　群众的各种求助电话，在《楚天都市报》新闻报料平台中，几乎每天都有。若单纯就其报料来看，也很难予以公开报道和关注。

　　一是时效性差。众所周知，新闻区别于其他文体的基本特性是真实、快速，时效性更是新闻的生命力所在。发生在10天多前的一起交通事故，很难让读者有阅读的兴趣。

　　二是贴近性差。作为区域性媒体，关注的新闻重点为传播区域内的人或事，孙东林所反映的情况，因在河南兰考发生，其新闻性持续减弱。

　　三是交通事故本身并不新奇。

　　此外，在孙东林给本报打电话之前，已向多家媒体求助，但没有得到回应。对这样一条牵扯两省的灾难信息，尤其是春节期间，一家5人遇难的负面新闻，有没有介入的必要？

　　《楚天都市报》编委会认为：心系群众、为民解难，是都市报的服务宗旨之一。作为一份将责任扛在肩头、情为民系的主流媒体，有责任和义务关心群众遇到的困难，这也是媒体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的责任所系。现在孙东林有所求，我们就应该有所帮。于是编辑部迅速派我前往现场采访。

　　在随后的采访中，我们获得了大量新闻素材：一是孙水林一家的遇难，是30多辆车追尾事故中的一起，现场死亡人数达18人，当地为减少事故影响，不影响城市评优评先，将30多辆车的追尾事故分解成五六个孤立的事故处理，还隐瞒了死亡人数。二是孙东林找到哥哥一家时，发现哥哥随身携带的部分现金，嫂子身上佩戴的金银首饰等财物，全都不翼而飞。三是当地交警部门事故处理和善后工作进展非常慢，从大年三十的前一天到正月初九，都没有得到有效处置。四是孙水林一家遇难后，在没有找到账单的情况下，弟弟孙东林赶在大年三十的前一天，四处筹款付清了60多名工友的30多万元的工钱。

　　从收集的这些新闻素材中，我们该如何选择？是刺激眼球、质疑死者身上的财物为何被抢，还是指责当地有关部门的不作为，或是追问当地为何隐瞒死亡人数？在报道时，我们选择了这个故事闪耀着人性光辉和传统美德的情节：哥哥一家去世后，弟弟接力送薪，兄弟俩诚信守诺，“新年不欠旧年薪，今生不欠来生债。”

　　2010年2月21日，《楚天都市报》率先推出草根典型人物“信义兄弟”后，孙家两兄弟的信义之举，迅速传遍神州、感动中国。

　　接下来的几天里，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人民日报》“社会版”、新华社“新华视点”多次报道“信义兄弟”的事迹。同时，党和国家领导人李长春、刘云山同志，也分别就这一时代典型人物作出批示。

　　此外，成千上万的读者、观众、网友也来电和发帖，盛赞“信义兄弟”这一道德楷模，称其足以“感动中国”。他们表示，在社会的诚信体系尚不健全，企业信义缺失比较普遍，拖欠农民工血汗钱的现象屡见不鲜的背景下，孙东林、孙水林兄弟俩的行为，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现实针对性，是诚信湖北的一个生动注解。这组报道能够打动人，就在于它展现了人之为人的高尚与纯洁，并为社会送来了一分久违的温暖。而亘古以来，“真、善、美”都是人类的终极追求，它也是新闻作品应有的精神导向。

　　时至今天，常有人对我说，“信义兄弟”的故事，不少负面的素材同样具备新闻性，但《楚天都市报》选择最感人的部分，把它做成一组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传统美德的典型报道，给人带来精神的洗礼与震撼，实在了不起。其实，这并不是都市报人了不起，对于一个新闻工作者来说，我们也是时代的建设者，只要我们牢记新闻工作者作为建设者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并在这种使命感和责任感的感召下，及时反映百姓呼声，正确疏导舆论热点，反映社会的公平与道义，我们就是在为社会的进步传播正能量。这个过程，就是一种建设，这也是我们新闻工作者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来源：青年记者2014年3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