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19年12月以来，新冠肺炎疫情这一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我国公共卫生治理体系提出了严峻考验，也对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带来了巨大挑战

　　2019年12月以来，新冠肺炎疫情这一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我国公共卫生治理体系提出了严峻考验，也对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带来了巨大挑战。值得关注的是，数字抗疫成为我国战胜疫情、有序安排复工复产复学的重要技术支撑，不仅加速了我国社会数字化转型进程，也进一步探索了互联网平台在助力国家治理方面的有效路径。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阿里巴巴、腾讯、百度、京东、字节跳动、美团、滴滴等互联网平台企业，结合大数据分析技术、信息采集和算法推荐功能，在信息服务（包括信息播报、疫情督查、辟谣科普）、舆论引导、社会公共沟通、资源配置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协助政府部门建构起线上线下相互协同的疫情防控体系。

　　平台社会的国家治理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互联网在全世界迅速普及，互联网平台的集中化发展趋势不断凸显。传播学者范迪克(Josévan Dijck)等提出了“平台社会”（platform society）的概念①，认为互联网平台从信息、社交、娱乐、商业等多方面，通过数据和算法搭建起一个完整的数字社会空间，不仅把生产者、消费者连接为市场主体关系，还与诸如政府、行业、公众等参与方共同形成生态，进而营造了平台社会。

　　互联网平台成为人们获得信息、阐释信息和发表意见的平台，促进了数字化信息的快速流动和大规模的社会化协作。一方面，互联网平台所带来的便捷和价值创造渗透到社会以及个人生活；另一方面，平台通过技术优势、海量用户和强大社会连接能力，实现了社会信息的大规模协同化分享，建构起强大的社会化传播网络，继而成为社会连接和资讯传播的枢纽。平台社会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将为国家治理带来全新的治理模式，也需要我们重新思考互联网平台时代的国家治理制度安排。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互联网平台助力国家治理的路径

　　（一）公共信息服务的枢纽

　　1.互联网平台的信息聚合和枢纽功能。互联网平台聚合政务媒体、专业媒体、机构媒体、垂直类自媒体生产的各类资讯，实时更新疫情动态、滚动更新专题频道。腾讯新闻上线疫情重点专题，联合全国各地专业媒体每天推出核心报道，开发出“实时疫情地图”H5页面。百度和今日头条上线“抗击肺炎”频道，提供疫情地图、权威解读、防疫措施等内容。“百度地图”App的疫情地图可以查询人员迁徙地图，百度发热门诊地图让用户可直接点击查看附近所有发热门诊的医疗机构。微信开通多个新冠肺炎实时疫情资讯查询入口，“看一看”还在湖北、北京等疫情重点地区进行主动推送。

　　2.疫情防控的重要科学传播平台。互联网平台利用其广泛用户优势和平台连接社会资源的能力，在疫情防控上起到了重要科学传播平台的作用。互联网平台与权威医学专家合作，发布与疫情防控知识相关的电子读物。百度“百科医典”和腾讯“腾讯医典”邀请权威专家第一时间上线“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词条，对新型肺炎相关问题进行解答，向公众传播科学防疫知识。此外，短视频和直播平台也开展疫情知识科普。今日头条、抖音邀请武汉协和医院、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专家对新冠肺炎进行科学解读和防护知识科普。西瓜视频、快手均推出疫情防控知识专场，通过问答的形式普及科学防范知识。

　　3.疫情谣言辟谣服务。《麻省理工科技评论》刊文指出，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是第一个真正的社交媒体“信息疫情”(infodemic)②。“信息疫情”不仅使得人们被虚假信息所误导、社会被谣言和阴谋论撕裂，更使得公众忽略对权威信息的关注，从而助长社会恐慌和模糊的希望。

　　世界卫生组织已在新闻公报中提出，呼吁对新冠肺炎疫情出现以来蔓延的“信息疫情”进行管理，并试图通过与推特、脸书、腾讯、TikTok等合作来管理虚假信息。腾讯的“新闻知识官”和“较真”平台针对各类疫情谣言进行科普与辟谣。微信推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实时辟谣”专题，上线24小时内就为约4000万用户提供超过1亿次辟谣服务。今日头条“抗击肺炎”频道也搭建“谣言终结者”专区，汇聚和推荐各大媒体的辟谣信息。

　　（二）社会舆论引导平台

　　理性舆论引导是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防控与社会公共治理的重要手段。理性舆论引导通过全面、准确事实的报道，达到消除谣言、建立社会共识与协调社会行动的作用。互联网平台利用其海量用户和广泛社会连接的优势，其开展的正能量传播，能有效扩大主流媒体内容传播的覆盖率和到达率。

　　疫情期间，微博成为信息传播和公共舆论形成的主平台之一。微博平台拥有上百个部委官微和2.6万余个各级政府官微，密集传播疫情相关信息。此外，微博还对国家及各地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进行了1400余场直播。微信公众平台先后为多个政务类公众账号增加文章发布次数，有效提高了主流媒体和政务公众号文章的传播力。微信视频号邀请了国家卫健委、中央政法委等政府机构，以及新闻联播、人民网等多家主流媒体入驻，视频号的正能量动态覆盖率达90%以上，其中涉及疫情相关内容占比超7成。快手政务号疫情相关视频播放总量也达到数百亿次。

　　（三）公众参与平台

　　平台媒体利用强大的用户到达率，开放公众参与入口，征集疫情线索、搜集公众诉求，配合政府征集防控线索，助力疫情防控。比如，在扩大疫情社会监督方面，腾讯云配合国务院中国政府网政务新媒体开发“疫情督查”线索征集小程序，在微信“城市服务”界面加入疫情线索征集入口。在收集居民日常需求方面，微信在北京、广州等城市上线“小程序”，搭建政府沟通公众需求的渠道。如北京发布“生活必需品统计”小程序，市民可通过小程序填报具体门店的口罩、生活必需品供应是否充足，政府可及时掌握生活必需品供应情况。广州市政府上线“穗康”微信小程序，市民不仅可以通过小程序预约限量购买口罩，还可以登记健康自查、疫情线索上报和医疗物资捐赠。

　　（四）数字政务平台的数据与功能支撑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浙江、上海、广东等地积极运用大数据、智能感知与智慧城市为疫情防控、民生服务等提供有力支撑。政府部门充分发挥“数字政府”“互联网+政务服务”和平台优势，强化数据分析应用，优化线上服务供给。如广东省“数字政府”政务大数据中心和“粤政图”平台数据提供实时动态分析，“粤省事”推出了“粤康码”服务。浙江省以“一图一码一指数”进行智能化和精准化管理等。

　　疫情防控期间各地围绕大数据、大系统、大平台创立融合一体的作业平台，也有效整合了各大互联网平台的相关数据及其功能模块所汇聚的信息，提高了疫情防控决策的精准性、科学性与灵活性。阿里巴巴通过钉钉平台，为浙江省卫健委搭建了“实时在线的疫情防控作战指挥室”和“浙江省新型肺炎公共服务与管理平台”，有效整合与利用互联网大数据、运营商大数据、医疗大数据、政务大数据与智慧城市大数据，进行前瞻性预判与精细化管理。一些互联网医疗平台，开通线上问诊渠道，降低交叉感染风险，促进地方公共卫生体系在线化和数字化升级。百度、微信均开辟了“在线问诊”入口，为公众免费提供肺炎相关问题的线上咨询服务。对于广大农村“防疫短板”地区，腾讯上线“新冠肺炎实时救助平台”，面向村民提供在线义诊、疫情辟谣等服务。快手短视频平台联合微医推出7×24小时线上问诊功能。

　　（五）数据驱动支撑精细化社会治理决策

　　互联网平台充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进行智能数据监测，助力用户追踪，发挥算法算力优势，辅助疫情防控的治理决策。我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互联网平台发挥的数据驱动与智能算法辅助社会治理决策的功能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利用位置追踪大数据帮助定位和寻找潜在感染者；二是共享云计算、大数据分析能力，为医疗团队、疾控中心提供计算能力支持，提高病毒传播分析、疫情防控效率。

　　如今日头条的“头条寻人”汇总全国各地发布的急寻乘客信息，依托地理位置弹窗技术，将相关信息推送到乘客所在城市，从而帮助寻找与确诊患者同乘交通工具的乘客。UC搜索团队联合支付宝，在支付宝疫情专题页上线“新冠肺炎确诊同行程查询”服务，公众可查询是否曾与确诊患者搭乘过同一班次的公共交通工具。“航班管家”App可以显示疫情暴发以来武汉出港航班的各目的地数据。网约车等平台可以快速锁定行程司机、后几单的乘客，并及时将具体信息同步给政府相关部门。如阿里云支持浙江、河南等20个省市的政府部门，利用大数据计算和算法能力，对多源数据进行整合分析，实现疫情传播过程的智能分析和管控能力在线化。

　　（六）社会资源动员与协调

　　互联网平台汇聚资源，增强了社会动员能力。从互联网平台协助疫情防控来看，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以平台企业为连接器，互联网正在发挥着前所未有的资源整合能力。正是这种资源整合能力，使社会的应急动员能力大幅度提升，实现多主体、多维度、多平台的协同合作，从而使社会资源高效整合，投入抗疫战争。例如，在国内拥有8亿用户的支付宝基于对用户、政府、企事业单位抗疫服务需求的紧缺情况调查，面向社会各界开发者发布“十大疫情期最急需服务开发清单”，号召更多开发者投入进来开发更多服务，解决社会问题。此外，通过互联网平台开展网络慈善募捐，有效扩大了社会公众和民间力量对疫情防控的参与支持力度，平台则发挥集聚效应，满足了公众通过社交平台媒体发布求助信息的需求。

　　结  语

　　从公共治理的视角来思考现代复杂社会治理，互联网平台所发挥的作用，有助于我们摆脱政府中心主义的国家治理思路，拓展对国家治理机制的认识。互联网平台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和社会公共治理中所发挥的作用，不只是国家治理的新技术工具，也意味着国家治理参与主体的变化和治理机制的创新。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我们需要探索互联网时代国家治理体系中个人、市场、企业、政府等协同参与的机制和路径，进一步发挥互联网平台在数据、技术和协调社会多元行动者与整合社会资源方面的效力。在后疫情时代，应通过推动政府与互联网平台企业合作，使数字技术在国家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继续完善现代社会治理体系。

　　注释：

　　①José van Dijck，Thomas Poell，Martijn de Waal.The platform society：Public values in a connected world［M］.Oxford：Oxford University，2018

　　②Karen Hao，Tanya，Basu The coronavirus is the first true social-media“infodemic”，MIT Technology Review,2012年2月12日

　　（作者单位：中国网络空间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