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关于新闻学界和业界提升共同体意识的对话

　　从“新闻无学”到“教育无用”，再到“学界乐于规训业界，而很少为业界说话”的批评，新闻学界与业界在诸多方面常挑起冲突议题。学界应该为业界生产知识吗？新闻教育中学界和业界分别扮演什么角色？学界和业界应该如何独立如何互涉？新闻学为何离新闻业越来越远？学者与记者为何缺乏像法学、医学那样的共同体意识？带着这些问题，从业实务的媒体人与身处学院的学者进行了一场对话，直面这些冲突点，探讨如何在专业共同体中生产专业知识。

　　曹林：曾有新闻学者在一次会议上反思：我们当代的新闻学界已经多年没有为业界创造出新的传播方式和新闻写作体裁，因此没有能够起到对新闻业的引领作用。这段话引发过学界的讨论，有人觉得新闻学界的存在不是为业界提供什么传播方式和写作体裁。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您觉得学界应该为业界生产知识吗？新闻学界能引领业界吗？

　　董天策：传播方式和写作体裁的创新，是一个新闻实践智慧问题，端赖业界在新闻实践中不断探索。历史地看，新的传播方式和写作体裁，并不是由学界提出来的，而是由社会需要激发的，是由业界在实践中创造出来的。蔡元培为徐宝璜《新闻学》作序时说过，“凡学之起，常在其对象特别发展以后”。学术研究往往是对新闻实践的理性反思与理论思考，其任务或使命是努力探索和总结规律性的知识。因此，学界自然要为业界生产知识。这种知识其实是富有启发性的思想、观点以及创新方向，而不是照葫芦画瓢的操作指南。即便是真知灼见，仍然有待业界的创造性转化。至于学界引领业界，那是最高的学术理想。在某种情况下，这种理想是可以实现的。比如改革开放之初，对于新闻业界的拨乱反正，新闻学界就起到了很好的引领作用。总体上，学界与业界应当形成积极的良性互动。

　　曹林：在我前期的访谈中，一个似乎反新闻教育的老记者说，学新闻的刚到报社什么都不会，跟我实习一个月就都会了，我不知道新闻教育有什么用。后来我在访谈一位新闻学教授抛出业界记者的这个问题时，这位教授回答很有意思：既然实习一个月就可以学到，我们为什么非要通过四年去教这些“迅速可以学到”的东西呢？报社可以教的，那就让报社去教，新闻学院要教学生在报社中学不到的东西。我觉得这不是学界与业界的冲突，恰恰说明学界业界是一个教育共同体，合作与互补，在不同层面训练学生。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董天策：现代新闻业经过数百年的发展，越来越专业化。专业化程度越高，对从业者专业能力的要求就越高。新闻工作的专业性，主要体现有两个方面：一是新闻工作自身业务的专业性，二是新闻报道所涉及领域的专业性。在现代社会，这两个方面的专业性主要通过大学教育来完成，特别是现代大学的通识教育或博雅教育，对于新闻从业者这两种专业性的培养十分重要，将打下良好的基础。当然，新闻工作的专业性并未达到像医生、律师、教师等职业那样的高度专业化，在讲究专业性的同时，还十分注重传播的艺术性或者技巧性。而这种技巧性，正是业界具有丰富经验的记者、编辑的长处，他们能够对新手言传身教。现在的“部校共建新闻学院”，就是试图把学界与业界的教育资源聚合起来培养优秀新闻人才的探索。在此意义上，说新闻学界业界是一个教育共同体，很有道理。学界业界可以而且应当优势互补，共同推进卓越新闻人才的培养。

　　曹林：新闻学界业界的关系，既独立又互涉，既有自转又有公转。自转和独立似乎很清楚，各干各的事，各开各的会，但公转与互涉似乎比较模糊。您觉得除了新闻教育外，这两者在哪些方面应该是公转和互涉的？

　　董天策：我曾说过，媒介批评是一种往返于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学术活动。一方面，媒介批评是对鲜活的媒介现实进行学理审视，剖析、判断、评价其利弊得失，为业界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意见，帮助业界弘扬优势，正视问题，修正错误，从而促进传媒业的健康发展；另一方面，媒介批评所发现的问题，所进行的分析，所阐明的学理，所提出的对策，又可以为新闻传播学研究添砖加瓦，或储备素材，或增添新说，或完善旧说，或更新观念，从而推进新闻传播学的不断深化乃至重构。在我看来，媒介批评就是连接业界与学界的桥梁。

　　所谓媒介批评，就是对媒介的是非、善恶、美丑、得失作出的分析、判断、评价，本质上是一种价值评判，一种评价意见。这种分析判断或价值评判，可能是对媒介现实的某些问题提出质疑，加以抨击，乃至否定；也可能是对媒介现实的某些做法总结经验，加以肯定，倡导推广。换言之，媒介批评既可以是否定性的批评，也可以是肯定性的评价。当然，对于缺乏媒介批评传统的当代中国来说，适当强调媒介批评的否定性指向，加强对媒介现实中各种问题的分析、评论、批判，对于促进传媒业的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曹林：哲学和历史这些人文学科可以自信地说“哲学就是无用之学”“历史就是无用之学”，可以不需要依存于某个职业实体，但新闻学的发展可以离开新闻业这个职业实体吗？为什么？从现在各种学刊和学会来看，好像是可以离开的，诸多研究似乎离新闻业界很远。

　　董天策：陈力丹教授在一篇文章里说过，“新闻学与多数其他社会学科的不同之处，在于社会上还存在着一个庞大的新闻传播行业。行业的发展不断地提出各种新问题，需要学界从理论上予以阐释，并为新的行动决策提供理论依据”。新闻学研究，在引入传播学以后，在学科建制上变成了新闻传播学。当初传播学的引入，正是以其科学性而让新闻学界趋之若鹜的。应当承认，随着传播学研究的深入，新闻学研究的学术性、科学性都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提升。新闻学或者说新闻传播学自身的学术逻辑必然日益向专业深度迈进，探索现象背后的根本学理问题。而大学的高水平发展，其考评体系必然注重高质量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在以量化考评作为主导考评方式的阶段，学界势必把出版体现学术水平的高深的成果作为学术追求。于是，学界在追求新闻传播学术水平的过程中，势必脱离新闻操作艺术而走向新闻传播学理的纵深。学界与业界的分化日趋明显。这既有其合理性，也存在局限性。最近这些年开展的新闻院系与新闻单位互派人员挂职交流，就是为了增进了解，取长补短。

　　曹林：在我的前期访谈中，诸多业界人士都觉得学界只是把业界当成一个研究对象，当成一个“数据榨取者”，学者研究者充当主动探究者、报告撰写者和论文发表者；而作为实践者的记者只是被观察、被研究的对象，前者通过对记者工作的描述和分析而得来的资料，通常只作进一步理论研究之用，而非反馈给记者以改进实践之用。他们抱怨在专业知识的生产中没有被当成一个合作者。您怎么看业界的这个抱怨和新闻学的知识生产方式？

　　董天策：学术，尤其是专业而高深的学术，必然要求与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如果停留在描述现象、总结经验、就事论事的层面，就难以成为严格意义上的学术。当新闻传播学研究采用实证研究方式的时候，业界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自然就成为学者调研的对象，这时，研究者获得的是各种经验材料，即广义上的“数据”。以学术的眼光看，记者、编辑配合学者的调研，贡献各自经验材料，就是一种合作行为，记者、编辑就是研究得以进行的合作者。不能说只有成为论文的合作作者，才是合作者。当然，学者在发表研究成果时应对业界合作者加以明确的致谢。可惜，在我国的学术生产中，致谢文化发展得不够充分，这可能让业界人士感觉有些受伤。

　　曹林：学法律的应该有法律专业背景，医学也是如此，新闻学却并非如此，甚至很多单位有一种逆向歧视，不要学新闻的，而要其他专业背景的毕业生。现在很多学新闻的不做新闻，做新闻的很多不是学新闻的，您怎么看待这种专业教育与职业实体的离心化取向，是教育出了问题，专业缺乏对知识的垄断，还是新闻业本身就是一个开放的职业？

　　董天策：应当说，新闻业是一个开放的职业，新闻工作面向的是整个人类的社会生活，政治、经济、科技、军事、外交、社会、文化、体育，方方面面，不一而足。因此，不管大学本科学什么专业，只要热爱新闻工作，具有“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公共情怀和专业能力，都可以进入新闻行业。相反，即使本科学新闻专业，若对新闻工作缺乏热情，对公共事务不够关心，在自由择业的时代，自然不会选择新闻行业。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大学本科教育日益成为高素质人才的基础教育，专业教育主要是在研究生阶段完成。而新闻工作的专业门槛并不是那么高，本科毕业生已能基本满足甚至满足其需要。在自由择业的环境中，出现您所说的情况，是很自然的。当然，如何提升新闻教育的专业水平，提升新闻专业教育的不可替代性的专业优势，这是当前和今后的新闻教育应当认真研究的问题。

　　曹林：汤兰兰案中，新闻学界批评业界缺乏新闻专业精神，不追问权力却逼问作为受害者的汤兰兰，只有单方信源而缺乏官方信源。这种批评遭到业界的反诘，诸多当事记者都批评学界的新闻专业精神是“假装外宾”“上帝视角”，认为新闻专业精神作为一个理想形态不能成为规训业界的教条。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一次会议上，一个著名媒体人批评学界乐于在伦理问题上规训业界，却在业界受到公权打压时没有站在业界一边批评公权力，您怎么看待这种冲突？

　　董天策：新闻界习惯于批评别人、批评社会，还不习惯接受学界的批评。当然，学界对业界的批评，这就是我讲的媒介批评，是否客观、公正、恰当，本身是可以而且应当允许反批评的，业界可以就媒介批评存在的问题开展批评，但不应拒绝这种批评。至于在业界受到公权力打压时，学界没有站在业界一边批评公权力，这的确是目前存在的一个问题，学界的学术理性和道义担当尚未充分表现出来，这是新闻学界应当向法学界学习的地方。不过，这不能成为业界拒绝媒介批评的理由。

　　曹林：其实依存于新闻专业的，不是学界和业界两界，而是三界，还有一个新闻教育界，教育界是研究界和从业者中间的一个桥梁，教育界将研究成果转化到教育中，教育让业界对学界产生教育母体和专业故乡的尊重，但从当下的现实看，科研似乎压倒教学，教学完成依附于科研，两张皮，教学没有主体性和积极性，教几年课比不上发一篇核心期刊论文，教师不愿投入教学。您怎么看待教学与科研的分裂和依附现象？这种现实对新闻专业共同体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董天策：新闻学界与新闻教育界，两者其实是同一个界别，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大学，特别是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担负着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社会服务、文化传承等多种使命。而创新型人才培养，绝不是简单的知识传授所能完成的，必须依赖于科学研究才能完成：一方面，能够从事科研甚至科研优秀的教师，他本人才真正懂得创新的内涵与途径，而且具备创新的经验，从而对学生言传身教；另一方面，高水平的创新型人才，譬如研究生，也必须在科研过程中得到真正的锻炼。在提升我国高等教育水平的过程中，出现了重科研、轻教学的现象，是一个必经的历史阶段。因为，由于种种原因，我国高校教师过去相当长时间内的进入门槛较低，有不少甚至相当多的大学教师并未受到完整的学术训练，即未取得博士学位。在这种情况下，大学尤其是研究性大学在提升自身水平的发展过程中，必然要把科研放在相当突出的位置，强调通过科研来提升教学水平和整体水平。随着高水平大学建设逐步取得成效，国家和大学已开始把人才培养放在核心地位，确立了“以本为本”的理念。相信随着师资队伍的优化和办学理念的转变，科研、教学两张皮或重科研轻教学的现象将逐步得到改变。

　　曹林：法律界常提法律职业共同体，医学界也有医学共同体，共同捍卫行业利益和职业理念，一个律师受到打压，学者、律师、法官都会站出来声援，医生受到攻击，医生和医学研究者都会抱团，新闻专业界似乎缺乏这种共同体意识，您怎么看待这种共同体意识的缺失？

　　董天策：原因很复杂。譬如，新闻学的专业化程度远不如法学、医学。专业，意味着门槛，专业化程度越高，门槛也越高。门槛越高，其是非曲直越要依靠专家的判断。与法学、医学相比，新闻还处于一种“半专业化”或“大半专业化”阶段，业界与学界的是非曲直，远不如法学、医学那么泾渭分明，自然也不容易形成像法学、医学那样的共同体意识。新闻界又被称为舆论界，新闻舆论本身错综复杂，是非功过的评判依赖社会共识的达成，往往需要一个过程。加上新闻与政治的天然联系，“讲政治”的要求也会让新闻业界与学界的有识之士谨慎从事。不过，新闻业界共同体、新闻学界共同体，已成为不少国家有识之士的追求。随着社会的进步、时代的发展、学术的昌明，包括业界与学界在内的新闻共同体一定会逐渐形成。

　　（董天策：重庆大学新闻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重庆大学新闻传播与社会发展研究院主任；曹林：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中国青年报高级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