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理解麦克卢汉其人其文，应该对其文风和作为人文学者的写作特点和风格有清醒的认识，重在对其启发性思想进行整体性把握。

　　摘  要：本文倡导一种“历史的共情”式阅读，并对麦克卢汉论述中“媒介”和“信息”的丰富内涵进行了阐述。同时强调，理解麦克卢汉其人其文，应该对其文风和作为人文学者的写作特点和风格有清醒的认识，重在对其启发性思想进行整体性把握。

　　关键词：理解媒介；文本解读；媒介；信息；物质性；技术底座

　　借助点评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猫头鹰读书会”对麦克卢汉的经典著作《理解媒介》的阅读，我对如何理解麦克卢汉的媒介观进行了一些粗浅思考，主要有三点。

　　首先，对于麦克卢汉在书中阐释的理论，读者不用太纠结于自己理解得是否“正确”或“准确”，此类“执念”可能会妨碍我们对经典的恰当解读，因为解读本身就是一个编码者和解码者“协商”对接的过程，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文本的解读不可避免地受解读者以及解读场景特别是解读的时代特征和社会文化风尚之型塑和影响，这是一种跨时空的思想碰撞和思想回响。尤其值得指出的是，文本固然脱不开其生产者所赋予的原初意涵，但文本一旦生成进入内容流通和消费领域，便也具有了其自在性、社会性的一面：其如何被社会解读，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和不确定性，而人们也无需原教旨般时时顾及文本创作者的初衷究竟为何。事实上，麦克卢汉自己对其这一作品也是抱着“我不解释，我只探索”的态度的。对文本与时俱进地进行多元化解读，也许正是他所希望的，这也是赋予他所创造的文本以及蕴含其中的洞见以鲜活生命的最佳方式。这样说，并不是鼓励对经典文本的随意解读，而是倡导一种“历史的共情”式解读，即一方面尽量进入作者创作的时代和社会场景中去理解文本的原初意涵和所指；另一方面，对文本不同内容有选择性地关注、侧重乃至引申、阐发，特别是为我所用、活学活用，用以回答和启迪对当下问题的思考，应该是我们阅读经典的题中之义。从这个意义上说，体验作者笔下所描述的技术、故事、认知、心理，贵在抱持一种重意不重形的跨时空同理心，在“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之间，立足其与当下问题的关联点，这也许才是经典文本能够常读常新的原因。

　　事实上，理解麦克卢汉的媒介观，关键是对“媒介（medium）”和“信息（message）”之含义及其关系的理解。在我看来，麦克卢汉“媒介即讯息”所体现的媒介是第一位的，信息是第二位的思想，性质上和马克思“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之著名论断是异曲同工的，也和近年来媒介文化研究中的“物质性转向”遥相契合：即在过分强调数字文化超越物质载体乃至时空束缚的可能性后，重新认识到“技术底座”对寄寓其上或其中的内容和活动具有根本性、基础性的决定或影响。从某种意义上看，麦克卢汉意义上的“媒介”，可以是一切具有承载和孕育功能的平台或载体，包括平台的技术架构和运行法则；而“信息”则可看作这些平台或载体所生发的“产出物”，包括从UGC到各种教育、娱乐、交流、交易活动，多种多样，不一而足。哈佛大学法学教授、创用共享协议（creative commons，即CC协议）创立者劳伦斯·莱斯格在其《代码：塑造网络空间的法律》一书中指出，运营在网络空间底层的代码或基础技术架构和协议，才是影响和决定网络空间生态和形态的终极意义上的“法律”。2007年12月20日，由《南方周末》曹筠武、张春蔚、王轶庶撰写的长篇特稿《系统》，成为新世纪揭示平台/资本和用户博弈关系的一个经典文本，游戏平台作为一个看似自洽的“系统”，成为游戏玩家们无法逾越、难以抗争的幽灵般挥之不去的统治者，主宰着发生其上的各种游戏人生所遵循的规则。无独有偶，2020年9月第二周，《人物》杂志发表了一篇关于外卖行业的深度报道《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引发全社会对外卖行业特别是外卖骑手生存状态的关注和讨论。相隔13年两篇触发人们思考平台与行动者关系的长文都以“系统”入题作为双重隐喻，其背后回荡的时代关切不言而喻。无论是平台资本还是平台资本主义，其实这些报道所描述的故事，其原型都跳不出马克思曾经描述过的消费社会中资本与劳动者、消费者的政治经济学范畴。这正是物质基础或经济基础对社会生活乃至文化、消费和意识形态具有内在定义性的现实注解。

　　另一方面，正如麦克卢汉“旧媒介成为新媒介的内容”这一“向前兼容”思想所揭示的，媒介演变展现了一种“嵌套性”景观。从电子媒介到如今的数字媒介，这种媒介的“嵌套性”也无远弗届地存在着。换言之，媒介的物质性属性并非一成不变，它可以同时既是媒介也是信息，仿佛薛定谔的猫：某个系统或平台到底是“媒介”还是“信息”，端视我们从什么角度、以何作为参照系来看待之。从我们直接使用的各种App、小程序到微信这样的平台，再到安卓系统这样更基础的平台，我们可以看到基于代码的不同层级的系统的“双重身份”。以微信为例，它相对于附着其上的内容（无论是公众号还是朋友圈）是平台或“媒介”，但对于其所赖以存在的环境（如安卓或苹果操作系统），又是内容或“信息”。这正是我们当下所处的信息传播环境的基本特点，即不同媒介系统的多重嵌套和交叠。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把社会的思想文化看作是“信息”，所谓“媒介”，即是一个社会的法律、文化、规范、制度。我们或可引用杜骏飞教授曾在微信中对《普林斯顿那些没有用的教授……》一文的点评——“人类社会最可宝贵的，还不是最富有创造力的思想，而是那激发和护佑一切创造性思考的制度性力量”，作为对上述理解的注解。如前所说，制度本身则又可看作更为基础的“社会物质基础”即社会生产力的“信息”。

　　其次，阅读和理解麦克卢汉的媒介观，需要结合对麦克卢汉及其文风特点的了解。麦克卢汉对媒介本质及其社会影响的论述，是一种杂糅了感性/具象体验和理论/抽象归纳的整体性叙述，用了大量类比和隐喻来启发和拓展我们对媒介本质的另类想象，一方面极具启发性，但另一方面，似是而非的论断也比比皆是，无法以科学论述的严谨性去要求之。简单而言，作为一个人文学者，他对人-媒介-社会关系的论述，固然富有洞察力，但从推论的有效性而言，以偏概全、过度推断、还原论式的简单归因等“逻辑性问题”也不少，这是作为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生们在阅读时需要注意的。当他洞察到现象间具有某种有趣的可能关联时，会集中一点进行浓墨重彩地剖析而不及其余，使得其论述常常极有冲击力，但又让人感到有点云里雾里。这是麦克卢汉作为一名具有浓厚人文色彩的媒介学者对可能性和确定性之间的差别进行有意无意的策略性遮蔽所导致的。因此，阅读麦克卢汉带有浓厚“技术决定论”色彩的媒介观，我们还是应该保持一定的“社交距离”：欣赏之，但也要注意无需削足适履般地臣服于他的话语逻辑。否则，我们的阅读便可能变成一个自我精神矮化或异化的过程。而对惯于用社会科学实证思维看待现象和问题的读者而言，麦克卢汉的不少观察和洞见，的确提供了理解社会现象或趋势的某种“理论资源”或分析视角，可以启发某些解释框架的构建和形成，并通过严谨的实证设计对其加以验证或证伪，从而深化或者丰富我们对世界和现实的理解。从这个意义上而言，麦克卢汉的文本也可以是一个启发我们理论思考的富矿。

　　最后，我们不仅要阅读，更要“续写”麦克卢汉。也许我们可以联系当下我们生活中的一些新媒介，采用麦克卢汉式的思考和观察来进行“延伸”解读，续写麦克卢汉的媒介观。信手拈来可以论述的新媒介，包括云计算、人工智能、基因编辑技术、5G等一系列定义了我们这个时代风尚的“媒介”或信息传播基础设施。这些不同层面、不同性质的技术，广义上而言都是孕育和催生我们这个时代独特的社会和生活形态的媒介，是我们当代文明的“技术底座”。这些新兴的媒介或技术，或将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挑战我们对时空、存在、人的价值以及国家、婚姻、血缘、忠诚等概念的现有理解和认知。也许，在不远的将来，在万物皆媒、万众皆媒的景观中，“马太效应”作用下社会数字鸿沟的加剧，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笔下的“无用阶级”终将不可避免地涌现，新的阶级斗争作为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持久动力和矛盾，将以我们现在不可想象的方式卷土重来，一如英国脱欧、美国民粹主义抬头所引发的大范围社会抗议、族群撕裂乃至流血冲突所昭示的。当然，这只是技术和媒介发展将把我们生活的世界带向何处的可能前景之一，多少具有麦克卢汉技术决定论的影子。诸如人工智能这样的技术能否始终驯化在人类的伦理意志范围内，充当社会发展和人类福祉的一种建设性力量，在眼下也许并不是一个紧迫的问题，但可能在不远的将来会成为一个超越族群乃至主权国家利益的严峻问题。

　　2020年，伴随世界范围内新冠肺炎疫情公共卫生危机而暴露的国家和社会各种深层次的不平等、不信任，直接引发了人们对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这看似牢不可破的“物质底座”的韧性和包容性的巨大担忧。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无论是人工智能还是5G等新媒介技术，本来理所当然应当成为人们更有效地进行协同以应对诸如病毒这样的共同挑战的利器。但新冠肺炎疫情及其所引发的“信息疫情”，恰恰展示了万物皆媒、万众皆媒时代“恐怖”现实的另一面：生物病毒和信息病毒是可以在物理空间和网络空间进行双重传染和叠加的，侵蚀人与人、群体与群体、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信任和道义基础。虽然还没有到“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的地步，但也足以让我们思考和意识到，我们一直以来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和发展模式也许不可逆转地到了一个临界点。无论是技术还是媒介，作为我们文明的产物是有可能成为反噬我们自身文明的宿命般的终结者的。无论是生物安全、核安全还是全球变暖导致的生态安全，“生存还是毁灭”已经不是一个隐喻意义上的自我考问，而是高悬在我们头上的一把实实在在的达摩克利斯利剑。

　　我思故我在！要想在日益媒介化的日常生活中还能捍卫我们作为人的创造力、进取心和批判精神，也许，重读麦克卢汉是一剂历久弥新的良方。

　　（作者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