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理论创新不是一个“神圣”的事情。只要在研究的过程中确实有了新的发现，并且能形成一种新的、有一定普遍意义的解释体系，就可以认为是一种理论创新。

　　内容摘要：理论创新是青年学者肩负的重大历史使命。应该如何理解理论创新？青年传播学者如何实现理论创新？苏州大学传媒学院贾鹤鹏教授认为，理论创新不是一个“神圣”的事情。只要在研究的过程中确实有了新的发现，并且能形成一种新的、有一定普遍意义的解释体系，就可以认为是一种理论创新。而熟悉基本的理论问题和对其方向性变化的把握是实现理论创新的基础；实现理论创新的步骤可以概括为在现象与理论之间的多次“视角转换”。

　　关键词：理论创新；科学传播；青年学者；本土化理论建设
 

　　理论创新不是一个“神圣”的事情

　　谢宇：请问您为何强调理论创新呢？对于青年学者尤其是研究生，这是否是过早地给他们提出了一个过高的、难以企及的目标呢？

　　贾鹤鹏：我非常理解你的这个问题，就好像说，青年学者明明还在学习阶段，怎么就来谈理论创新了呢？可能大家对理论有一点点误解，再就是我们学习、思维的方式方法还需要进行一定的调整。当我们谈到理论创新的时候，实际上它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

　　从理论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中国的学者，尤其人文社会学者常有的一种倾向，就是把理论看得过于神圣化，认为好像只有一些著名的哲学家或者社会学家的学说，能解释整个人类社会的或者解释一系列的行为的，才能被称为理论。当然，这些确实是理论，但理论并不仅仅如此。我觉得理论就是一种非常系统的、有条理的、逻辑化的、代表一定规律性的知识体系，这也是理论最根本、最关键的特质。[1]如果我们采用这样的表述去定义理论的话，那么理论创新就成为一种经常发生的事情了。

　　首先，因为理论作为一种有内在逻辑与条理性的知识体系，应该是一种具有预测性质或者解释性质的知识。当我们的研究遇到了一个新的现象，或者对某种现象有了新的解释，这势必就意味着你要对此前的知识体系进行一定的调整。当然，这种调整需要我们做到逻辑自洽，需要有事实支撑，并且在逻辑、事实以及研究目的之间形成有机的统一。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其实理论创新不是一个“神圣”的事情。只要在研究的过程中确确实实有了新的发现，并且能形成一种新的、有一定普遍意义的解释体系，那么我觉得这就是一种理论的创新，因为这种新发现势必带来对现有知识体系的调整。比如，我们课题组最近的一系列研究都表明，中国公众积极采纳新冠肺炎防疫措施、疫苗接种行为都与他们的爱国情怀显著相关，这就可以称为一种理论创新，因为这些研究提出了一个新的健康行为的影响因素，而且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预测性。

　　其次，我们说理论创新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也是跟很多青年学者中普遍存在的不那么理想的学习路径有关。我们从小学开始就总是尽可能多地学习既有知识，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我们经常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记忆，最多也只是在记忆的基础上添加自己的理解。正是这样的学习过程，使我们很难质疑既有的知识体系。

　　另外，我们所说的理论创新，需要我们形成一种基于证据的思维，当我们把很多的思维以及对现象的理解放在一个基于证据、基于逻辑的链条上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样的链条靠既有的知识体系很难组织起来，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进行知识体系的调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理论是我们从事社会科学研究每天都要面对的事情。只要大家在研究的过程中认真扎实地收集数据，不断进行反思，那么就会不停地在自己既有的知识框架上进行改动，或者进行一些推进，那么这种过程也就形成了我们所说的理论创新。

　　谢宇：您上面讲的，还是有一点抽象，能否具体到新闻传播学研究中来举例说明一下理论创新？

　　贾鹤鹏：那么我用一个自己的研究，来进一步说明一下理论创新。这项研究主要集中考查了中国科学家的科学传播行为。很多国外的研究在这一研究话题中都选择了计划行为理论，[2]利用科学家对待科普的态度、感受到的对科普行为的控制，以及科学家的主观规范，这三个基本的变量来预测他们希望参与科普活动的意愿。

　　在研究中，我们通过对中国科学家发放问卷进行调查，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根据科学家对待科普的态度，无法预测科学家是否打算在未来半年的时间内从事科普活动的意愿。应该说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发现，因为世界范围内对于科学家科普意愿的调查中都明确地指出了对待科普的态度能够影响参与科普的意愿。[3]这样一个具有预测性的因素为什么在中国，在我们的研究中变得不显著了，这是为什么？

　　随后我们通过多方面的探讨，得出了下面的解释，即中国的科学传播具有一种高度组织化的特性，正是这种高度的组织化特性让科学家们在决定是否参与科学传播活动时，往往要等待组织上的安排。因此根据科学家个人对待科普的态度，也就无法对科普行为的意愿进行预测。当然，对于这样的解释，还需要进行进一步的访谈，通过一些质化的观察进行验证。

　　我们继续来讨论此前说到的理论创新。在这个研究中我们提出了全新的、基于实证数据的一个现象——根据科学家对待科普的态度无法预测他们的科普意愿，而这种现象与此前的理论之中具有规律性的知识发生了冲突。接下来我们需要思考这种冲突是如何发生的。带着这样的思考，我们发现了一个与西方发达国家，以及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完全不一样的科学传播环境。西方发达国家的科学家尽管也存在组织性，但往往他们拥有更多的来自组织之外的激励因素，能够以个体身份参加科学传播活动。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科学家面临的情况是资源相对更加有限，科技组织的力量也很有限，所以投身科普的机会更需要依靠自身的努力（包括寻找国际基金会的支持）。因此，在这些环境之下，对待科普的态度与其参与科普的意愿之间的正向关系也就变得顺理成章。

　　反观中国科学家面临的科学传播机会，一名以个体身份出现的科学家很可能无法参与到科学传播活动中；而身在组织中的科学家，如果不是一个在社交平台上拥有诸多粉丝的“网红”科学家的话（这样的科学家数量很少，没有统计意义），其唯一参与科普的途径就是等待自己所在的单位为自己安排一个这样的机会，而且大部分科学家也并不知道所在的单位在特定时间是否会有这样的安排。中国的科研单位在一年范围内主动参与科普的机会可能只有两次，一次是各地的科学周，一次是由中国科协发起的全国科普日，因此能够安排给个体科学家的机会是比较少的。

　　正是这样的一个原因，导致了根据我国科学家对待科普的态度，很难直接预测他们参与科普活动的意愿。所以我们也就得以看到在一个与既有研究完全不同的社会环境和制度环境下的新发现，而这样一个不同以往的发现，也就顺理成章成为了一次理论创新。

　　谢宇：能否应用科学传播研究的例子来更深入地阐述一下，如何在这个领域实现理论创新？

　　贾鹤鹏：我认为我们一定要对一些非常经典的理论和理论问题有一些比较深入的了解以及比较全面的把握。这样才能在遇到一个比较新的现象的时候在脑海中形成对比，通过这样的对比，去找寻更多的实证数据加以全面多元的分析，从而得到创新性的发现。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无论是科学传播还是传播学，甚至是整个社会科学，创新其实本来就是研究的最基本要求。如果我们的研究所发现的现象或者说理论在现象中的应用并不是新的，而是既往很多研究已经得出的，那么这样的研究价值至少是打了折扣的，因为并没有在知识的层面作出更多的贡献。对于国内的学者，可以不去看国际上一些既有的理论，但是依然要在国内同行学者的研究中去整理所在研究领域最权威最经典的理论成果。

　　举个例子，当你在观察食品安全带来的争议事件，如果仅仅得出了争议来自公众对科学家以及政府部门不信任的结论，那么这种研究的创新性就不是很强。因为我们知道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大量的科技争议话题最后都被解释成公众对科学家、工程师、政府部门的不信任。但是如果你在观察过程中，通过对不同的食品安全事件进行对比，发现了权威部门、权威科学家维护既有结论的方式发生了变化，或者是公众在社交网络中表达质疑的方式发生了变化，或者是表达质疑的维度发生了变化，这一系列发现就存在着进一步发展成理论创新的可能。

　　我们再用社交媒体研究来作为例子。社交媒体在刚刚出现的时候，被学界赞赏为能够实现公众与科学家无障碍交流的平台，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公众参与科学。然而学界这种拥抱社交媒体的热情很快消退了，因为人们发现在社交媒体上参与讨论的人都在自说自话，无法形成一种基于证据的、理性的、富有建设性的对话。放到中国的研究环境中，这样的发现大概出现在微博上线后的4到5年，诸多的研究都发现了公众和科学家之间的交流障碍并不会被基于互联网的社交媒介所破除。[4][5]但是现在，尽管你的研究更换了新的研究对象、研究样本甚至是研究方法，采用了海量的数据，仍然在提出这样的结论(微博并不能就科技争议问题实现有效对话)的话，那么这依然不算是一次充分的理论创新。

　　如果在我们的研究中，发现了虽然社交媒体不会让线上平等对话成为现实，却因为便利的交流手段，催生了专门组织科学家与公众进行交流的社会团体（也就是所谓的知识中介人），进而实现了理性与建设性的对话，这就可能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创新了。紧接着，假如我们又通过对这种理性对话的深入观察，去考察他们进行交流的内容是什么；科学家是否依然保持着此前的知识垄断；公众的表达是否依然是基于感性而非理性的。那么这种发现毫无疑问比我们在2014年前后所提出的“交流技术无障碍，但交流有障碍”的结论大大前进了一步，这就可以称得上理论创新。

　　所以说，无论是科学传播还是在整个传播学研究领域，想要实现理论创新，必须对相应领域的基本理论脉络有很清晰的了解。在这种了解之上，才能够在观察现象、分析实证数据时准确地发现并鉴别出哪里和此前的理论不一致，哪里和前人的研究成果有出入。这些了解往往来源于这一领域此前的文献，而一个优秀的期刊在评审一篇文章时也一定会考察作者阅读过往文献的广度与深度，因为这代表了这篇文章实现理论创新的基础。

　　如何寻找理论创新的着力点

　　谢宇：通过上述的介绍，我相信大家对理论创新的基础与如何实现理论创新有了相对清晰的认识，那么回到您最熟悉的科学传播领域，您认为在科学传播的研究领域之中理论创新的核心基础是什么呢？

　　贾鹤鹏：科学传播领域最为核心的理论创新基础，首先应该是对科学与社会关系问题的把握。如今大家看到的公众参与科学的局面，实际上也是科学与社会关系在当今社会环境之下的一种体现。

　　我在2017年的《新闻与传播研究》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对科学传播理论进行了溯源。[6]在那篇文章中我介绍了基于科学社会学脉络而产生的科学传播始终在关注科学与社会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在经历不同的政治环境、经济社会环境以及媒体环境时是如何变化的。我也分析了这些变化带来了哪些较为核心的研究问题。

　　我与同事在2017年的《Science Communication》上发表的一项研究，通过对一批中国“网红”科学家的访谈，发现了互联网尤其是社交媒体在赋予了科学家们进行主动传播的条件时，也赋予了他们对交流进行控制的选择权。[7]科学家可以选择博客进行科普创作，或者是选择微博与公众进行沟通交流。但是我们调查发现，科学家选择博客的比例远远高于微博，而选择博客时也不愿意选择新浪博客这种更加面向公众的平台，而是选择科学网这类面向科学共同体的内部平台。到了微信时代，科学家压倒性地选择了微信及微信公众号，也正是因为微信的交流方式具有微博平台所不具备的私密性与可控性，让科学家们能够享受相对更高的控制权。

　　从这种表现中我们不难发现，即便是在社交媒体上进行科学传播，科学家对于交流方式的可控性依然是十分看重的。而在传统媒体时代，大部分的科学家都会认为科学在媒体上的呈现是令人很不满意的，但是具有媒体经历的科学家们对自己的媒体表现却是十分满意的。[8]这也恰恰是因为科学家对于呈现在媒体上的科学内容是有控制欲望的。有媒体经历的科学家们往往发现，媒体原来是为我所控的，也正因为如此，科学家才会对科学在媒体上的一般表现不满，却对自己在媒体上的表现十分满意。

　　那么从这个层面来看，科学家在不同媒介条件下表现出的对科学媒介内容进行控制的欲望，其实是一脉相承的。而这种研究视角也就是在现象的不断变化中寻找出不变的理论脉络，并且对这种理论的脉络进行不断的丰富。对理论方向性的准确把握能够让研究更加容易找到理论创新的方向。

　　谢宇：刚才谈到了要熟悉基本的理论问题，尤其是一些基础的问题和对方向性变化的把握是实现理论创新的基础。那么就具体的科学传播研究而言，实现理论创新的条件和步骤是什么样的呢？

　　贾鹤鹏：刚才我介绍了要熟悉基础性理论，在这个基础上想要实现理论创新，还需要我们学者自身对研究方法有扎实的掌握。那么，在理论与方法的基础之上实现理论创新的具体步骤是什么呢？

　　总结起来，我认为实现理论创新的步骤可以概括为在现象与理论之间的多次“视角转换”。首先，我们从现象的视角进行观察，在现象中找寻出与过往理论中产生冲突的部分；随后，我们转换到理论的视角，重新对自己已经比较熟悉的理论的概念化成分进行分析，看我们的过往理论，哪些能解释现象，哪些不能；带着对理论概念的了解，我们再回到现象中去，对我们所观察的现象进行概念化，这种概念化一方面要基于现有的理论，一方面要尊重我们对现象的直观观察，并据此形成一套概念化的变量体系（例如，用哪几个问题来衡量“爱国主义”）；最后，我们通过对概念之间的关系变化来提出对过往理论的创新，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理论创新。下面，我通过几个不同的例子来进行更加详细的介绍。

　　我们回到刚刚提到过的中国科学家的科学传播意愿的案例。根据科学家对待科普的态度不能正向预测科学家的科普意愿，这一现象本身看起来很简单，当然这是单纯从现象的视角来看。但是当我们从理论的视角来看呢，根据经典的计划行为理论模型，这一现象就没那么简单了，因为它与既有理论有出入，这就是在现象中找出了与理论产生冲突的部分。进而，我们通过对理论的整理找出了计划行为理论中的多个概念，例如态度、意愿、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并且，找出了中国独有的科学体制与西方的不同，因此我们又在这一变量体系中添加了感知机构支持的变量。最后，通过对实证数据的分析，我们得出了中国科学家对待科普的意愿很大程度上会受到机构支持的影响，找到了一个全新的概念之间的关系，也就完成了一次效果不错的理论创新。值得一提的是，这也受到了清华大学金兼斌教授较早期研究的影响。[9]

　　我们可以再次分析一下上面提到的中国公众的爱国情怀与他们积极采纳新冠肺炎防疫措施相关的案例。之所以说这个案例值得分享，是因为“爱国情怀”这一变量的发现十分偶然。这项研究最初的研究设计是考察公众对一系列与新冠肺炎疫情相关的阴谋论的采信程度能够多大程度上对他们的健康行为产生影响。毫无疑问公众对这类阴谋论的采信与公众的政治态度、国家立场是密不可分的，也正因如此，我们考虑到了爱国主义这一变量。然而当我们将“爱国情怀”的变量加入整体的回归模型之后，模型的解释效力大幅提升，达到了70%；并且这一变量的系数也远超其他变量。这也让我们开始重视这一变量，并且专门来看待爱国主义在公众健康行为中的作用。尽管这种发现确实比较偶然，但是从刚刚我们解释过的理论创新的步骤上来看，只要我们对一系列现象保持敏锐的观察，这样的发现也是必然的。

　　当然，在我们的研究之中也有一些不太成功的案例。同样是对中国公众防疫行为的一项研究，我们使用了一个“科学效能”的概念，这一概念过去在科学教育的研究领域常用来考察学生对学习科学是否抱有信心。我们试图将这一变量用在考察普通公众在健康行为过程中对于获取与疫情相关的科学知识是否自信。但这一变量让我们的两篇论文受到了审稿人的严重质疑，认为我们并没有找到充分的理论依据来证明科学教育和健康行为两个差异较大的场景能够共享“科学效能”这一变量。因此，在第二轮的审稿过程中，我们放弃了科学效能的概念，才获得了审稿人的认可。

　　结合案例，我们也就可以总结出在概念化阶段开发新变量从而进行理论创新的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这些新变量的源头，在过往研究中具有扎实的理论支撑；第二个条件，是这些新变量具有高度的现实相关性。也正是这两个条件决定了为什么感知机构支持和爱国主义能够被审稿人接受，而简单地移植科学效能却遭受到了质疑。

　　科学传播在中国的本土化理论创新机遇

　　谢宇：您认为，中国现阶段科学传播理论创新的机遇在哪里？

　　贾鹤鹏：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其实通过刚刚我列举的一系列研究，大家不难发现，这一系列理论创新的土壤恰恰来自我们对“中国故事”的书写。我希望通过中国独特的社会制度与文化特征两个方面简要介绍科学传播在中国的理论创新机遇。

　　具体到科学传播领域而言，最首要的机遇就是中国所独有的社会制度，在这一社会制度之下成长起来的科学传播，与那些存在于西方经典科学传播理论中的科学传播是不一样的。而作为一个科学传播的学者，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中西比较的层面，不能仅仅去探讨西方在其民主体制之下做了些什么，而中国没有。这种追随式的比较与研究，确实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但不具有理论创新的意义。

　　虽然中国确实缺乏一种围绕科学问题进行自由辩论的制度，也没有像西方民主制度中议会成员代表公众向科学界不断提出质疑与施压的现象。但是我们在很多科学议题上，例如转基因、水电、核电等领域，引发的科学争议在争议程度上丝毫不低于西方社会。这也就说明西方经典理论在解释中国问题上能力有限，但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中国需要一系列更加具有中国特征的理论，来解释与解决中国科学传播的现象与问题。

　　此外，中国社会独有的文化特征，或者说一种东方的社会文化特征，也有可能为我们带来非常本土化的理论创新。刚刚我们提到的根据爱国情怀预测个体防疫行为，就可以称为一个本土文化条件中诞生的理论创新。当然，这还需要在更多相对常规的情景、没有这么多危机与不确定性的情景之下，对爱国主义进行更多维度的考察与研究。

　　谢宇：您加盟苏州大学后和团队成员在推动科学传播的本土化理论创新方面做了不少工作。能否从团队目前的一系列研究成果方面介绍一下如何来推动和实现科学传播的本土化理论创新？

　　贾鹤鹏：感谢你提出这个问题，让我有机会介绍一下我们的团队。苏州大学的科学传播研究团队主要由我和从中国科技大学加盟苏大的王国燕教授领衔，带领多位青年学者共同完成了一系列的研究。通过上面介绍的研究成果，大家不难看出，实现这些理论创新和苏州大学正在形成的团队化作业模式密不可分。所谓团队化的模式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有着不同学科背景、经受过不同学术训练的成员之间的相互配合。其中最重要的优势在于我们能够在分析不同的社会现象时拥有更多的视角，能够在一些最热点的议题之中，找到这些议题与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中国制度之间的独特关系，最大化地形成交集与互补，从而去发现更多可以实现理论创新的增长点。并且在这样一种由互补产生的知识结构中进行一些系统化的工作，从而实现团队化的理论创新。

　　具体而言，我们的团队主要围绕着四个研究方向展开。

　　第一个主要的研究方向就是科学共同体的传播行为，例如我们刚刚提到的影响科学家传播意愿的多种因素；以及在新一版《全国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2021-2035）》中提出的科研资源的科普化。

　　第二个方向则是着力在疫情之下考察公众的健康行为。尤其是在中国社会中，一系列独特的文化因素与制度因素如何内化为公众个人的行为因素，进而呈现出与西方不同的公众健康行为模型。

　　第三个研究方向主要围绕着气候传播而展开。恰逢我国刚刚提出的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在206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的“双碳”目标，而实现这样的目标继续依靠自上而下的推动是很难的，它必须内化成公众的强大支持意愿，甚至需要牺牲自己的部分利益，例如少开车、为航空旅行购买碳积分等。因此我们未来的研究也将更加集中在深入了解公众应对气候变化的实际态度，以及在这种态度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情况之下，如何去影响与调整公众的行为。

　　第四个研究方向主要研究科学知识与公众知识在传播过程中形成的差异，以及这些差异如何反过来影响科学知识的生产，或是科学的内部交流过程如何影响公众。

　　除了以上四个团队层面的研究方向之外，我们的青年学者们也都有自身擅长的研究领域。比如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毕业的杨正博士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科学家的边界工作上，探讨科学家如何构筑科学与其他领域的边界；清华大学毕业的罗茜博士则有着扎实的大数据研究背景和对网络意识形态的持续关注，为团队提供了一个更加开阔的数据视野和时政背景。毕业于比利时鲁汶大学的潘野蘅博士则专注于媒体端的气候变化传播。

　　目前为止，我们得到的一系列研究成果都还只是一些比较初步的发现，但正是这些初步的发现让我们看到了中国与西方世界在多个方面的不同，让我们看到了能够实现本土化理论创新更加丰厚的土壤。

　　谢宇：刚才我们谈了很多，主要是聚焦在科学与健康传播的理论创新，也就是您说的实现新的规律性的认识。那么这种理论创新与科学和健康传播的实务有什么关系呢？对于一个不打算终生从事学术研究的研究生来说，从理论创新的角度理解科学传播与健康传播到底有什么价值呢？

　　贾鹤鹏：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事实上在我自己之前的一些讲座中，这一部分的话题一般会在很靠前的位置，这样好吸引听众，别早早地被理论吓跑了（笑）。但今天这次访谈的读者可能更多的是旨在进行学术研究的青年学者，所以你将这个问题放在了最后，但是我认为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之前任何一个问题。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其实更应该回到第一个问题。当我们把理论看得不那么宏大，而是把理论简单地看成一种对人类社会中各类行为与现象的规律性的系统性的总结，并带着这样的对于理论的理解来看待理论学习与理论创新，那么理论学习就对我们的实践工作有着非常大的指导意义。在这里我还想继续用我们关于科学家传播意愿的研究来举例。除了上面提到过的研究，我们另外的研究也发现了根据科学家与单位负责宣传工作的人员的接触频率，能够正向预测科学家的传播行为，这毫无疑问也代表了一种组织化的因素。基于这样的理论创新（这一因素在美英是被忽略的，但在德国受到了很大重视）[11]，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在提升科学家传播意愿的时候，从提升科研机构的传播职能方面发力呢？让科研机构更好地发挥对科学传播的服务职能，让科研机构在制度上设置更多的“新闻官”（这一职业在西方被称为PIO，Public Information Officer）。同时我们也应该考虑到在科研机构缺乏相应的资源时，是否可以利用更多的社会化手段，在中国似乎还没有科研机构雇佣公关公司进行科学传播的案例。但是在西方，科研机构与公关公司进行传播合作是一件很常规的事情。

　　这不就是我们所说的通过科学传播的理论创新，对科学传播实践进行指导么！正因为我们的理论创新发现了中国科学传播强组织性的特点，并且依据这样的特点，才能够提出更多样的解决方案。

　　通过以上两个案例，我们可以很确定地相信，科学传播的理论发展与理论创新对于指导实践工作有着促进作用。我相信随着科学传播理论创新工作的不断开展，这样成功的案例会越来越多，理论对于实务的指导意义也会越来越强。我也相信在不远的将来，我们中国的科学传播、健康传播本土化理论建设工作也会越做越好，越来越有效地促进和支持我国科学与健康传播事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Shoemaker P J, Tankard J W, Lasorsa D L. How to Build Social Science Theories.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 2004:15-28.

　　[2]Ajzen I. 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 Self-Efficacy, Locus of Control, and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J].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2006,32(4):665-683.

　　[3]Besley J C, Oh S H, Nisbet M. Predicting scientists' participation in public life.[Z]. 2013971-987.

　　[4]贾鹤鹏，范敬群，彭光芒. 从公众参与科学视角看微博对科学传播的挑战[J]. 科普研究，2014，9(2):10-17，32.

　　[5]范敬群，贾鹤鹏，张峰，等. 争议科学话题在社交媒体的传播形态研究——以”黄金大米事件”的新浪微博为例[J]. 新闻与传播研究，2013(11):106-116.

　　[6]贾鹤鹏，闫隽. 科学传播的溯源、变革与中国机遇[J]. 新闻与传播研究，2017，24(02):64-75.

　　[7]Jia H, Wang D, Miao W, et al. Encountered but Not Engaged: Examining the Use of Social Media for Science Communication by Chinese Scientists[J]. Science Communication, 2017,39(5):646-672.

　　[8]Peters H P, Brossard D, de Cheveigne S, et al. Science communication: interactions with the mass media[J]. Science, 2008,321(5886):204-205.

　　[9]金兼斌，吴欧，楚亚杰，等. 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的知行反差:价值认同与机构奖惩的角度[J]. 新闻与传播研究，2018，25(02):20-33.

　　[10]Rosenstock I M. The Health Belief Model and Preventive Health Behavior[Z]. 1974.

　　[11]Marcinkowski F, Kohring M, Fürst S, et al. Organizational Influence on Scientists’ Efforts to Go Public[J]. Science Communication, 2013,36(1):56-80.

　　(贾鹤鹏：苏州大学传媒学院教授；谢宇：苏州大学传媒学院科研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