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对话《财经》前副主编、“优恪”创始人兼CEO罗昌平。

　　● 万小广  蒋玉鼐

　　2014年11月9日记者节当天，《财经》前副主编罗昌平通过微博宣布转型创业。2015年5月15日，罗昌平团队与德国杂志? KO-TEST合作创办的优恪网（okoer.com）正式上线，同款APP也在测试当中。

　　最近，我们访问了“优恪”创始人兼CEO罗昌平，他详细介绍了这一项目的愿景、运营与未来规划，并谈了对媒体人创业与媒体转型的看法。

　　“我们是当作事业来做的”

　　访谈者：你在财经类媒体工作过多年，也是年轻的媒体高管，在外人看来顺风顺水，为什么还会选择转型创业？

　　罗昌平：我2001年入行时，很幸运赶上纸媒最后的黄金十年。其实从《财经》辞职之后，我还有很多机会继续做内容，一些网站也发出过邀请。但做了十几年记者，我想改个道，做些不一样的东西！

　　访谈者：你是怎么选择从事现在这个创业项目的？

　　罗昌平：我初期对做这个项目不“感冒”，舍不得原来的那一块。说个故事吧——我在德国看到科隆大教堂，前前后后用了500年才建成，教堂就是一代又一代一点点累加。这让我比较触动。

　　在这之前，我只想做很牛的稿子，追求短期效果。这之后，我想做一件长期的事情，只要这事有价值、有意义，可能短期看不到效果，甚至只做基石部分，成功失败无所谓。

　　我们把“优恪”当作事业来做，希望踏实、严谨一些，做出真正的价值，没有抱着两年上市之类的急功近利心态。

　　访谈者：你能具体介绍下“优恪”这个创业项目吗？它的主要产品是什么？想要实现什么功能？

　　罗昌平：“优恪”，优质生活的恪守者。我们要做新媒体产品，包括网站、移动客户端以及微博、微信。目前优恪网已经上线了，也开通了微博、微信，客户端还在打磨之中，会是一个工具类APP。

　　我们目前主要做第三方产品检测，并提供延伸服务，每周发布一份报告，希望建构一种商誉形成机制，降低消费者与厂商之间的信任成本，让企业提升产品品质，也让大家都来关心家人、关心自己的生活品质。

　　德国产品质量为什么这么好？跟?KO-TEST杂志等第三方检测机构的努力是有关系的。过去三十年，?KO-TEST杂志总共检测过15万种产品，不断地监督和促进企业提升质量。

　　访谈者：能否介绍下“优恪”的团队构成和组织架构？

　　罗昌平：一开始招人很难，因为既会德语又懂检测的太稀缺。现在我们团队有三十来人，大都是85后、90后。我们的组织架构跟IT公司很类似，主要包括资讯中心、运营中心、技术中心。资讯中心除了翻译检测报告，也会做产品背景调查，还要生产新闻。

　　不是打假，不是维权，是产品推优

　　访谈者：你们主要检测哪些产品？

　　罗昌平：我们一开始想覆盖全部产品，但这个会分散力量，目前主要检测涉及女性群体的四类产品：母婴亲子、美妆时尚、食品饮料、家居家电等，第一年以国际品牌为主。

　　之所以这样定位，第一，考虑到女性群体消费比较敏感，她们更关心产品品质，也更有购买主导权；第二，检测成本很高，比如九款奶粉的一次检测成本大概1.5万欧元，因为我们全都送到德国检测。目前本土检测机构要么不接受委托，要么接受了不同意发布结果；第三，就是周期很长，整个检测加上采写核实过程，至少需要三个月。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暂时没有涉及生鲜产品，因为没有冷链运输的配合，难以保证产品在运输过程中不变质。

　　访谈者：你们做的检测有什么特点？与产品打假、消费者维权有什么不同？

　　罗昌平：一开始做这事，人家都以为我们做的是产品打假，像王海那样，其实不是；还有人认为我们做的是消费者维权，也不完全是；我们做的是产品推优，即提升产品质量，向消费者推荐更好的产品。

　　要让厂商提升产品质量很难。打个比方说，产品满分100分，政府监管只是底线，60分合格就可以了；我们的检测想标出60到100分，帮助消费者发现优秀产品。这一块消费者没有知情权，而厂商有大量空间可以操作。

　　政府部门说哪个产品不合格，大家会相信；但政府部门说哪个产品好，大家可能不一定相信。现在中国人不缺钱，但社会的信任度很低，信任成本很高，我们做这个的目的就是要降低信任成本。

　　访谈者：“优恪”的盈利模式是什么？

　　罗昌平：目前主要是做线下活动。现阶段我们主要是把产品做好，把影响力做大。只要给社会提供价值，肯定能找到变现方式，这也是IT公司普遍的发展路径。

　　其实有很多种现成的盈利模式，只是国内还不适用。?KO-TEST的赢利模式就是靠广告和杂志发行，年中与年底还可以做某一类产品的特刊或合辑，卖得很好。但这种模式在国内不可行，至少一开始不行，因为国内纸媒已经衰落了；再一个，做第三方检测要保持公信力，如果接受企业广告容易引起猜疑。

　　还有一种方式，就是给企业做收费检测，帮助对方加强内部监督。比如一个企业让我们匿名采购它的产品，再送去监督，检测报告双方都不发布，仅用于对方的内控。但这个我们也放弃了，因为B2C的模式混入B2B的模式，一定也会受到质疑。

　　我们对免费检测产品进行评级，得出哪些产品推荐购买、哪些产品谨慎购买等等，最终呈现的形态是一个产品质量认证体系。如果企业认可我们的检测，要使用我们的商标，则可以支付商标授权费用。

　　还有就是自己做第三方电商，或者与超级电商合作。比如在大型电商平台上开设“优恪推荐专区”，让消费者买得放心。

　　超越同质化，确保独立性与公信力

　　访谈者：你们做的产品检测报告，与央视《每周质量报告》等媒体产品质量监督报道有何区别？

　　罗昌平：我们不做暗访，会有一部分调查，但更多的还是让科学说话。监督报道未必解决现实问题，但“优恪”的检测报告正在推动企业加强质量，并引导一种消费潮流和趋势。有个例子，今年2月我们做过一份德国婴幼儿奶粉检测报告，泓乐奶粉被检查出高含量氯酸盐，这种成分阻碍甲状腺吸收碘，可能对婴幼儿健康造成不良影响。虽然对方表示其产品符合安全标准等等，但在后来给我们的回复里承诺，在2016年将调整配方和改进生产过程，改用不含氯的清洁剂。

　　另外，媒体为了监督报道所做的检测，没法像专业机构一样科学严密，比如取样、样本保存、运输、检测结果报告等等，都可能存在漏洞；此外，监督报道也是底线检测，即企业是否违反国家法律规定，而“优恪”的检测不仅是为了发现问题，更是为了找到产品可以提升的空间。

　　访谈者：媒体监督的公信力来自采编与经营分开的制度安排，“优恪”采取了哪些措施确保检测报告的独立性与公信力？

　　罗昌平：前面讲到，为保持独立性我们从源头上否定了很多赢利模式；其次，在业务流程方面，“优恪”不接受企业产品送检，坚持独立，通过线上线下调查选定测试品牌后，通过正规渠道随机购买测试样本，整个流程都会留存法律证据；此外，我们不仅拒绝企业公关，也不怕企业来找麻烦，“优恪”有专门的律师团队和经费来应对企业的法律诉讼，最大的风险不是来自法律。

　　总的来说，来自企业的压力比我做舆论监督报道时要小多了。

　　“不鼓动人人都去创业”

　　访谈者：你觉得从传统媒体高管转型为创业公司CEO，这两种角色有哪些差别？你的生活、工作产生哪些变化？

　　罗昌平：现在考虑的事情比以前多。原来做《财经》副总编，主要是关注某个领域，一年做出几篇好稿子，只需要考虑怎么花钱；现在不光要考虑怎么花钱，还要考虑怎么挣钱，还有方方面面的事情。

　　我一天要接待十几批人，讨论各种合作，协调各种关系，处理大量非常琐碎的事情。

　　访谈者：你认识的媒体人中有创业的吗？对媒体人创业怎么看？

　　罗昌平：当然有，已经形成一股风潮。但我觉得，不鼓动人人都去创业。我对创业的看法就是：创业不是人人都能干的事。创业意味着个人资本、能力、资源的最优配置，这对很多人来说很难。一创业你就会发现，非常烧钱。创业者不仅要去找钱，有时还得把自己的钱垫进去。像我还好，不需要去找钱，但前期还没做什么，就花出去400万元。

　　媒体人创业是被逼出来的。一是过去的激励机制已经不存在了，那种一稿成名的时代已经不可能重现；再一个，媒体人收入十多年没有变化，90年代一些媒体记者能拿1万多，现在差不多还是这个水平，可这十几年中国发生了多大变化？当然，也有少数媒体机构有创业氛围，比如网易有一帮人，李甬、唐岩、方三文等等，他们都出来创业，有创业氛围，能互相帮衬，容易对接资本，这也跟网易重视产品有关。

　　访谈者：你怎么看待传统媒体的转型和前景？

　　罗昌平：3～5年内可能还很艰难，以前几千家纸媒的广告资源，都集中到新浪、腾讯这样少数几家大平台上。但长期来看，小而精的内容团队仍有价值。因为这些大平台也需要优质内容。一部分通过自己原创，一部分还是需要购买，扶持小的内容团队。其实，它们扶持的一些自媒体已经做得不错了，但现在自媒体的变现能力太低，不足以维持生存。

　　（作者单位：新华社新闻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