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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政之:稳健切实,不私不盲

2015-10-10 09:43:48

来源:青年记者2015年10月上   作者:高明勇

摘要:  即便在抗战期间,《大公报》的经营依然可圈可点,所有的后勤保障少出意外。这一切,都和“经营达人”胡政之有莫大关系。

  文/高明勇

  胡政之的名字,我很早就知道,作为新记《大公报》的三驾马车(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之一,很容易进入关注者的视野。

  印象之一,就是他是搞经营的,不像张季鸾、王芸生那样誉满天下。因为一般来说,评价新记公司《大公报》时,对三驾马车的判断是,《大公报》靠的是吴鼎昌的钱、张季鸾的笔、胡政之的算盘,即吴鼎昌筹措资金,张季鸾主持言论,胡政之管理业务。

  在张季鸾去世后,胡政之接手,至1945年,《大公报》重庆版发行量已接近10万份,至1949年前,加上复刊后的上海版、天津版、香港版,总发行数达20多万份。当时《大公报》被称有“四绝”,即社评、星期评论、新闻通讯、副刊,而这些都有胡政之改版时的心血投射。

  对于胡政之、张季鸾、王芸生这些大公报人来说,《大公报》不是他们职业生涯的全部,却是从业的巅峰之作,他们开创了一个中国言论史上的《大公报》时代。但是,我很少见到胡政之的评论。直到几年前,我在一家旧书店偶遇了《胡政之文集》,由胡政之子女汇编,印数3000册。有意思的是,在张季鸾去世后,胡政之为其编纂了《季鸾文存》。而胡政之的文集,却推迟到2007年才得以出版。这和胡政之生前《大公报》的影响,形成鲜明对比。

  通读上下两册的《胡政之文集》,我发现自己需要重新认识胡政之:他毕生从事新闻工作,担任过记者、编辑、总经理、总编辑等各项职务,从管理工厂、推进业务,到采访、编辑、写评论、翻译,几乎就是新闻全才。

  《大公报》的辉煌,不仅仅是报道和言论的巅峰,即便在抗战期间,《大公报》的经营依然可圈可点,所有的后勤保障少出意外。这一切,都和“经营达人”胡政之有莫大关系。

  然而,作为“文章好手”的胡政之,却被掩盖了。《胡政之文集》近百万字,按体裁分为政论、时评、新闻、通讯、讲话和其它,每类依照时间顺序,收录了从1912年到1949年胡政之所发表的大部分文章。

  据方汉奇在《怎样评价胡政之》中的统计,胡政之仅在《新社会报》上的评论文章就在百篇以上,1916年应聘《大公报》笔政,5年内发表的评论文字不下500篇,接办新记公司《大公报》后,仍经常为该报撰写社评和各种评论。

  知名报人徐铸成曾说:“邵飘萍、黄远生诸先生富有采访经验,文笔恣肆,而不长于经营。史量才、张竹平、汪汉溪诸先生工于筹计,擘画精致,而不以著述见长。在我所了解的新闻界前辈中,恐怕只有胡政之先生可称多面手。后起的如成舍我辈,虽然也精力充沛,编辑、经营都有一套,但手面、魄力,似乎都不能与胡相比。”

  长期关注民国报业史的傅国涌,曾撰文《胡政之:一个报人记录的一个时代》,纪念这位大公报人:“胡政之是个非常理性、严谨的人,他的文章也是以说理见长,而不是以文采取胜,他的文章最大的特点就是:踏实,诚恳。可以说,他的采访、政论和时评都是如此。”

  从学科背景看,在民国报人中,胡政之有少有的法学背景。1907年,他曾自费到日本勤工俭学,进入东京帝国大学读法律,至少通晓三四种外语。1913年受聘任《大共和报》总编辑的同时,他还在中国公学兼法律教员。这或许也注定了胡政之笔下评论的冷峻、理性以及法律的理论依撑。而他的一个笔名,则叫做“冷观”。

  胡政之在1917年的《大公报》上发表的元旦寄语《元旦之新希望》中说:“新闻事业之天职有二:一在报道之真确公正之新闻,二在铸造稳健切实之舆论,而二者相较,前者尤重。”因为“新闻事业应构筑平和公允、与实际相符的舆论,观点力求深刻切实,不能随俗唯否,欺世盗名。”归结起来,“四不”其实也是“两不”,不私、不盲。

  几年前,我所在的《新京报·评论周刊》计划培养评论记者,当时翻阅资料发现,胡政之早有研究,他认为一个好记者,一须本人有天才,感兴趣,二须国文好,常识足,三须体质强,能忍耐,“至于评论记者,则需要丰富的知识、热烈的情感、公正的观察、周到的判断,比一个良好的史官更难培植”。

  如果没有一定的新闻从业经验和体悟,尤其是缺乏对评论的训练和把握,是断然难以写出如此定位的。

  (作者为凤凰网资讯中心副总监、评论主编)

来源:青年记者2015年10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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