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张季鸾认为，写评论千万不可有火气，但千万不可没有情感。换句话说，就是要有同情心与侠义心。

　　文/高明勇

　　张季鸾生前辗转多家报馆，但他名满天下，却是和《大公报》密切相关。《大公报》的口碑与影响之一，是其社论，而社论最大的特色之一，是“敢言”，言他人不敢言，言他人不能言。

　　张季鸾的政论，有名的当数“三骂”。

　　一骂吴佩孚。1926年夏，北伐战争之后，吴佩孚连遭惨败。10月，北伐军攻占武汉三镇，吴部主力被歼，从此一蹶不振。12月4日，张撰写社论《跌霸》：“吴佩孚独霸一时，为迷信武力统一之一人……识者不待其踞蹐郑州，早知其必演跌霸一剧矣。” 跌霸，原为昆曲剧目名。“吴氏之为人，一言以蔽之，曰有气力而无知识，今则并无之，但有气耳。”

　　二骂汪精卫。1927年11月4日，张季鸾在《大公报》发表社论《呜呼领袖欲之罪恶》，斥骂汪精卫“特以‘好人为上’之故，可以国家利益，地方治安，人民生命财产，以殉其变化无常目标不定之领袖欲，则直罪恶而已”，后来汪精卫果然堕落为汉奸领袖。

　　三骂蒋介石。1927年，桂系倒戈，宁汉谋划合流，蒋介石下野，于8月13日宣布辞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并定于同年12月1日举行蒋宋婚姻。12月2日，张发表《蒋介石之人生观》：“离妻再娶，弃妾新婚，皆社会中所偶见，独蒋介石事，诟者最多，以其地位故也……为国民道德计。诚不能不加以相当之批评，俾天下青年知蒋氏人生观之谬误。”并针对蒋介石因刚与宋美龄结婚而“深信人生若无美满姻缘，一切皆无意味”，并“确信自今日结婚后，革命工作必有进步”的说法，以犀利尖锐的笔触指出“蒋氏人生观之谬误”，“一己之恋爱如何，与‘革命’有何关连哉”，“夫何谓革命？牺牲一己以救社会之谓也。命且不惜，何论妇人？”

　　三骂之人，皆为一时之政客，乱世之枭雄。言辞犀利，符合张季鸾一贯的写作风格：“以锋利之笔，写忠厚之文；以纯拙之笔，写尖锐之文。”

　　社论写作风格的背后，是著名的“四不”方针。1926年9月1日，有感于“报业之厄运，至今日而极矣!”张季鸾在天津《大公报》发表《本社同人之旨趣》，提出“四不”：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简单来看，所谓“四不”，就是强化独立性，主要是出于对政治力量、商业力量、谋私动机、民粹主义的警惕与规避。

　　1931年5月22日，《大公报》发行一万号时，张季鸾发表社论纪念：“自英君敛之创刊，以至同人接办，本社营业，始终赖本国商股，不受政治投资，不纳外人资本。”就是强调从经济的独立到办报立场的独立。如果没有经济的独立，言论独立只能是奢谈。此外，当时有人赠送近万元给张季鸾，他拒不接受；又有某位政要请他出任某部部长，也遭到拒绝。

　　1936年4月1日，张季鸾在《今后之大公报》中再次明确：“要求同人尽可能地剖析事实，衡量利害，不畏强权，不媚时尚，期以工整健实之主张，化全国各种感情思想上之歧界。”

　　当然，就政论而言，作为《大公报》首任总编辑，张季鸾笔下，题材涉猎广泛，内政国事，抗战前途，国际外交，新闻报刊与言论自由，均有关注。以言论自由为例，如《国府当局开放言论之表示》《关于言论自由》《论言论自由》《改善取缔新闻之建议》等。

　　比较传奇的，是徐铸成回忆张季鸾写社论的场景：“当时，《大公报》的社评是刊在第二版下部。广告多了，地位会被挤缩小。他动笔前，先问排字房留下多大地位。有两千字他就写足两千，一千二就写一千二，不要加条或抽条一般凑合版面的办法。遇大问题字数少了，他也能‘畅所欲言’；小问题而篇幅大，他也能旁征博引，句句扎实，不使人有勉强拉长的印象。有时写到一半，忽然来了更重要的新闻，决定易题重写。为了‘抢时间、争速度’，他写好一段，裁下来先付排，接着写下去，边写边付排。全篇付排后，到小样打来再加润色。还有，最后来了新闻，社评必须修改、补充时，他能划去一段，补上一段；划去几个字，补上几个字。排字房不须硬挤，不会影响行数，还可准时打版、付印。”

　　对于如何写评论，他曾提出，评论记者的起码条件，“要有人格与修养；千万不可有火气，但千万不可没有情感。换句话说，就是要有同情心与侠义心”。

　　(作者为凤凰网评论部总监，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兼职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