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评论政治问题，需要智慧。这里的智慧，是指熟知国情，洞悉时局的大智慧。

　　提到王造时的名字，估计不少人已经没有什么印象，但是如果说“七君子”事件，相信很多人都会恍然大悟：哦。然而，很多关于“七君子”的表述，都是“沈钧儒等”，王造时的名字和影响，也在“等”字后面被逐步淡忘。历史学者姜平在为王造时立传时，特意用了“斯人独憔悴”的诗句。

　　王造时或许有不少的身份，但政论家应该是很重要的一个。早在学生时期，王造时就表现出无所畏惧的勇气。

　　早在1923年10月10日，清华大学在举行国庆大会时，邀请梁启超发表演讲，题目是《我对于十二周国庆纪念的感想》。演讲中提到，中华民国之所以弄到现在这种糟糕的地步，主要是革命党人所造成，因为革命党“不择手段，时常暗杀行刺，运动军队，所以到了现在军阀专权，兵匪横行”。作为清华大学学生的王造时听了感到十分气愤，认为是颠倒是非，随即在《清华周刊》发表了《梁任公先生讲学的态度与听讲的态度》，辩驳称：“正是革命精神推翻了清王朝，并使一班军阀政客感到害怕，而梁先生不但不赞扬革命党人的牺牲精神，反而加以指责，显然是一种政治偏见。”当校方找他谈话，要求写悔过书，不然就可能被开除时，王造时拒绝认错。

　　评论政治问题，需要智慧。这里的智慧，是指熟知国情，洞悉时局的大智慧。

　　王造时有个观点，国家出问题，好比人生病，治国病和治人病一样，都要对症下药。他的方法是，研究中国国情。英美留学归国后，他开始了自己的国情研究之旅。在《新月》《东方杂志》等刊物上，他先后撰写了《中国问题的物质背景》《中国问题的社会背景》等。

　　王造时曾撰写长篇政治论文《新国家主义——救国良药》，分14部分，分别指出，这是与帝国主义、暴力主义、仇恨主义、无抵抗主义、顽固守旧主义、外国化主义等相对立的，而与人道主义、世界主义、社会主义、和平主义等相辅相成的。

　　评论政治问题，很多时候更需要勇气，这或许是作为知识分子的最大特点。

　　1932年4月25日，国民党中央常委、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孙科发表《目前抗日救国纲领》，要求国民党当局尽快实施宪政。此举遭到于右任、汪精卫等人公开反对。5月5日，于右任在《申报》发表《放弃训政与中国革命之危机》。汪精卫在随后的一次演讲中，指出孙科的观点是错误的。5月13日、14日，王造时接连在《申报》《新闻报》和《时事新报》上，同时发表《对于宪政和训政的意见——批评汪精卫、于右任二氏的言论》，对二人的主张逐一批驳，反响极大，引发一场关于宪政的大讨论，胡适也参加了这次讨论。作为当事人的王造时，6月中旬在《时事新报》发表《我为什么主张实行宪政》，阐明自己关于宪政的主张。

　　1932年11月，王造时与彭文应等友人创办半月刊《主张与批评》，每月两期，王造时担任主编。创刊号上，王造时执笔撰写《我们的政治主张》，明确提出建设国家的四个根本主张：实现独立统一的国家，建设民主法治的政府，组织社会主义的生产，提倡科学的文化。同时，还发表了《国民党怎么办？》，突出了13个“怎么办”，都是国人关注而国民党无法回答的问题。比如：“全国破产，已入绝境，民有饥食，野有饿殍，政府的财政，至于公卖鸦片；官吏的贪污，甚于猛虎吃人。请问当权的国民党怎么办？”随后的刊物中，他还刊发了《怎样打倒贪污》《对国家的认识——我的自供》等。仅仅出版了四期，国民党政府就宣布刊物言论反动，“肆意诋毁本党”，12月15日被强令停刊。

　　一个半月后，王造时等人又在上海创办了《自由言论》，先后刊发《安内必先攘外》《领袖的条件》《对内的平等》等，尤其是《安内必先攘外》，在当时产生很大的政治影响，并逐步成为抗日的共识。1933年12月，在出版21期之后，《自由言论》遭遇到查封。次年，王造时将自己在《自由言论》发表的25篇文章（起止时间从1931年“九一八”到1933年底），编辑成册，起名《荒谬集》。在序言中，王造时写道：“刊物被禁了，书也教不成。……罪名是‘言论荒谬’，其实内容是否荒谬？只有请读者来判决！”

　　后来，他还创办过《前进日报》，在1946年还筹办过《自由周刊》。

　　正如他之前的文章标题，他一生主张宪政，认为这是解决当时中国问题的根本之道。

　　(作者为凤凰网评论总监，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兼职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