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逻辑严密，雄辩有力，理论色彩浓重，是罗隆基政论的特点。

　　在1949年之前，罗隆基是一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大学教授、政论家、政治活动家、民盟主要领导人之一……种种身份都可以看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底色。尤其“政论家”的身份，是罗隆基身上不可磨灭的印记。

　　1928年秋，罗隆基从英国留学归来，任上海光华大学政治学教授，并兼任吴淞中国公学（胡适任校长）政治经济系主任。其间，罗隆基一度担任《新月》杂志主编，在他的主持下，《新月》杂志的政治色彩尤为突出。

　　1929年，罗隆基在《专家政治》一文中写到，自己信奉的是“最好的政府是最好的行政”的原则，自己“只问行政，不管主义”，因为“有了好的行政，无论在何种政体下，人们总可以得到幸福，反之，如果没有很好的行政，无论在何种政体下，人们都能够遭殃”。这应该是罗隆基的政治观。

　　最为知名的，就是当时由《新月》发起的关于人权问题的大讨论。1929年3月，上海教育局局长陈德征向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提交了《严厉处置反革命分子案》，其中说道：“反革命分子包含共产党、国家主义者、第三党及一切违反三民主义之分子……”一石激起千层浪，罗隆基连续写了《论人权》《告压迫言论自由者》《我们要什么样的政治制度》等名文，对此进行批评。

　　在那篇知名的《告压迫言论自由者》中，罗隆基明确自己对言论自由的观点：“言论自由，就是‘有什么言，出什么言，有什么论，发什么论’的意思。言论的本身，绝对不受任何干涉。行政官吏用命令禁止言论，这当然是非法的行动，是违背言论自由的原则。就是立法机关或司法机关拿法律的招牌来范围言论，也是违背言论自由的原则。”

　　当年，1930年11月4日，罗隆基突然被捕。由于胡适等人的营救，当天晚上7点多钟，他就被释放回家。随之，罗隆基在《新月》上发表“被捕六个小时”的文章，披露详细经过，并怒斥国民党“反动罪名，任意诬陷，嫌疑字眼，到处网罗。得罪党员，即犯党怒；一动党怒，即为反动；于是逮捕，于是拘押，于是无期监禁，于是暗地枪杀……拘捕、羁押、监禁、惩罚、枪杀，这些都是政治溃乱的证据……”

　　罗隆基是政论高手，且高产。根据学者谢泳的统计，在上世纪40年代，他发表了多篇重要政论，如在昆明的《今日评论》上发表了《期成宪政的我见》《五五宪草的权利义务章》《欧战与民主主义的前途》《权力与效率》《日寇撤兵与中国抗战》《中国与民意政治》《中国目前的政党问题》《国民参政会的效用》等，在昆明的《民主周刊》上发表了《党派政治的具体建议》《中国民主路程遥远》《中国的政治前途》《为国民党借箸一筹》等，“《民主周刊》前面的‘时评’差不多每期都出自罗隆基之手”。这些政论，逻辑严密，雄辩有力，理论色彩浓重，显示出作者深厚的学术涵养。

　　有论者说，罗隆基一生有两个爱好，一个是政治，一个是女人。确实，在同时代人的眼光中，他属于很有争议的，但争议主要聚焦在他个人的“私德”，准确说是个人的情感生活。比如储安平在《中国的政局》一文中，专门提到罗隆基，评价说：“在今日民盟的领导人物中，适宜于实际政治生活者，恐怕只有罗努生（隆基）一人。罗氏中文英文都好，口才文笔都来，有煽动力，有活动力，而且对于政治生活真正有兴趣。可惜罗氏的最大弱点是德不济才。”

　　关于罗隆基，梁实秋有一篇著名的文章《罗隆基论》（《世纪评论》第2卷15期）：“如果说罗隆基有罪，那便是，他的话说早了一些……在人民遭受迫害，自由毫无保障的时候，他提倡人权；在亲贵当国炙手可热的时候，他纠弹贪污；在通令‘敦睦邦交’‘自由贸易’的时候，他鼓吹抗日。这些都可以证明罗隆基这个人不是投机，而是不合时宜。”

　　1965年12月7日，罗隆基在北京去世，享年67岁。一生无儿无女，晚年凄惨。如作家梁衡所言，一个人前半生的苦难，是后半生的财富；一个人一生的苦难，是后人的财富。

　　罗隆基当其言。

　　（作者为凤凰网评论总监、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兼职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