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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人眼里的大公报之一例

2016-07-11 00:58:05

来源:青年记者2016年7月上   作者:刘宪阁

摘要:  柳湜的看法反映了时人特别是战前上海知识界对大公报的另一种观察和判断,对全面了解当年时代所趋和舆论氛围提供了参照。

  2012年群言出版社推出的《李公朴文集》,收有一篇《南迁后的大公报预备替谁说话呢?》。这篇文章原载《读书生活》1936年第5期,署名“记者”。综合相关资料可知,该文实际上并非出自李氏之手,此“记者”也就是真正的作者另有其人,即著名进步文化人柳湜。

  柳湜1928年加入中共,后被捕入狱,其间始终未暴露身份;1933年获释后即前往上海,参加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的工作,并被派到申报流通图书馆担任读者指导部主任。不久,他与李公朴、艾思奇等创办《读书生活》半月刊。在此基础上又创办了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了许多进步书刊。这期间,柳湜和上海文化界人士建立了广泛的联系,成为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发起人之一。柳湜有多部论著,其中《街头讲话》更是被毛泽东赞誉为真正通俗而有价值的读物。而为填充《读书生活》栏目所写的大公报这篇,后来改以“警告大公报”为题,收在《社会相》一书中。

  《社会相》是从柳湜在申报“自由谈”以及《读书生活》《新生》《漫画漫话》《妇女大众》《生存线》《通俗文化》《中国农村》等刊物上发表的文字选辑而成的。其中80%以上是在《读书生活》的“社会相”栏目上发表的,所以送给读书生活出版社作为该社丛书之一时,书名也用了这三个字。考虑到读者大多是些店员、学徒、工人,柳湜在写法上尽量通俗、少用引语、避谈典故,常取正面的说法,不像给其他有些刊物写作时那样曲曲折折弯弯绕。他说这些文字好比是在做游击战,针对当前发生的具体事件而写。不讲求文字雕饰,不打算浪费纸张和工友们的劳动。之所以要印出来发表,是因为据了解广西、河南等地一些中小学把它们用作教材。因此把这些分散的文字集中起来,可能还有些用,“提供了大家看世情的一种参考”。

  关于大公报的那篇,也可作如是观。其写作背景是天津大公报将于1936年春在上海发行。对这张被称作“站在国难最前线的报纸”,柳湜作为左翼文化人是不以为然的。他讽刺其南迁说:“到底巧言抵不过敌人的枪刺,也逃到国难后防(?)来了。”在一些时人眼里,像大公报这样较有声名的报纸,居然不肯英勇地死在国难的最前线,这简直“是中国舆论界的耻辱,是一件非常有失国格的事”。柳湜显然也这样想,但他更关心的,是大公报南迁后的态度和内容等问题。特别是,大公报是否还想站在中国舆论的前线,站在中国大众一边呢?

  柳湜以为,在过去的几年里,大公报“太使人失望了”。他承认,该报在舆论界确实比其他报纸“努”过更大的“力”,技巧上也做得比其他报纸要高明,“可是它离开大众也就越远”。站在左翼的立场上,柳湜批评道:“大公报可说是全国报纸中最狡猾的狐狸。”表面上好像真的是大众的喉舌,骨子里则欺蒙大众,替恶势力做说教者。

  大公报以社评、“星期论文”出名,人们订阅无非也是想看这些东西。但是它们真的那么值得读吗?基于该报不鼓励人们积极奋起抵抗日本的侵略,甚至否认一二·九学生运动的进步意义,柳湜认为不值一读。而该报之所以能吸引人、蛊惑人,则是由于文人的“舞文弄墨”。他“不得不惊佩那几位写社论、星期论文等的先生们。他们那样‘挖空的心思’,那样熟练的技巧,真使我们这些笨记者‘出于意表之外’”。所以,读这些文章,一些人自然心中雪亮,高兴诵读;一些人则受了麻醉,“莫名其妙”。“这就是魔术真的做到了家的缘故”。

  柳湜“警告”大公报:南迁后要真正站到大众方面来,否则没法“领导上海今日颓废的报界”。他也提醒上海市民应睁开眼睛,防止上当;而“清白的大众,更应起来监督舆论界”,“不能让离开大众的意志的言论存在”。可以说,相对于后来特别是今人对大公报的各种良好的、甚至过于拔高的评价,柳湜的看法反映了时人特别是战前上海知识界对大公报的另一种观察和判断,对全面了解当年时代所趋和舆论氛围提供了参照。

  (作者为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来源:青年记者2016年7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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