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袁世凯曾经采取多种方式，力图改变日本新闻界对他的负面报道。

　　报人张季鸾在1914年前后服务于《雅言》月刊期间，曾翻译过日本政治学者浮田和民谈民国宪法问题的一篇文章。只是以前并不清楚浮田之文的背景，最近才了解到，原来是袁世凯通过其收买的日方间谍青柳笃恒促成的。

　　据尚小明教授的文章，青柳1913年作为有贺长雄助手随同来华，随后因其通华语、谙华情，并且与大隈重信等要人有联系而被袁世凯收买。回到日本后，他进行了收集日本朝野对华情报、破坏革命党人与日本实业界联系等活动，还发挥着另外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利用日本舆论为袁鼓吹。在青柳致他和袁氏联系的中间人曾彝进的密函中，有两份日文“觉书”，即相当于中文的“备忘录”，均由曾彝进节译后呈给袁世凯，分别题为《操纵日本新闻说》和《转移日本新闻办法》。

　　在《操纵日本新闻说》中，青柳分析了为什么日本新闻报道大多偏向民党即革命党，并指出了六点原因。比如“（袁世凯）政府态度过于慎重，恒不喜以事之真相示人，故日本人恒谓政府不如南方民党之坦白率真”，以及正赶上日本“拥护宪法、打破官僚之说盛行，民党势力日盛，故日本人对于民党表同情者多”等。在此基础上，青柳提出六条“转移之策”：一、设法使北方人士与日本人为个人之交际，随时接近，疏通意思（中日记者俱乐部为团体亲睦之法，不如个人交际之利益大）。二、政府宜就各机关指定专员，专司预备新闻材料，并接待新闻记者，除机秘事件外，一切披沥见告，政府所与之新闻材料既多，自不向南方民党索取材料矣。三、派遣足以代表政府之人游历日本，与日本内地重要人物联络，再至各大都会演说，使日本人心逐渐倾向政府。四、物色可靠之日本人作为政府心腹，专与各日本新闻记者通气脉（其人须有才略而又笔力雄健者）。五、买收日本新闻记者。六、派遣得力人至日本东京、大阪，与各有力新闻社内外人接洽，使知政府真意。

　　据尚小明教授披露，这两份呈文均写于青柳回国之前。因此不难想见，扭转日本新闻界对袁世凯的负面报道，应是青柳最初的主要使命之一。这也说明袁世凯当时很清楚自己在日本朝野的负面形象，并极力想改变这种情况。比如他曾安排亲信准备材料，编撰《正传袁世凯》一书，然后挂名日本《报知新闻》记者内藤顺太郎著，准备成书后在日本出版，以宣传“真实”的袁世凯。

　　被袁世凯收买的青柳也承担了类似工作。1913年11月4日下令解散国民党后，袁氏致电青柳，说明此举“实为防遏内乱，保全治安”，与宪法问题毫无关系，让青柳在日本设法宣传，以免“谣传失实”。青柳也确实这样做了。他进行的方式主要有三种：其一是按《转移日本新闻办法》所述，不时请总统府秘书曾彝进寄送宣传材料，以便登载日本报刊。其二是亲自出面，或明或暗，竭力为袁世凯及其政府辩护。其三则是请日本有名政论家出面撰写文章，为袁世凯鼓吹。特别是请到了日本政治学名家、早稻田大学教授、《太阳》杂志总编浮田和民撰文。

　　在1913年11月21日的密函中，青柳向袁世凯详细报告了与浮田见面商谈的情况。浮田一直反对中国实行共和制。还在武昌起义爆发不久，他就发表过题为《革命后的支那》的文章，认为中国民智未开、知识落后，采用共和制不合适，为时过早。在与青柳的交谈中，浮田也毫不掩饰他的这些观点，以及对袁世凯的支持，这也解释了青柳为什么会请他来撰文。随后不久青柳就再次写信报告：“该博士（即浮田）现已稿就，题曰《支那共和国之宪法问题》，成篇最长，订在《太阳》杂志正月号揭载。该博士向与贵政府毫无关系，足以使世人信服其为平正之清议，其与时局稍有裨益，不容疑焉。”

　　由于在此前后青柳将革命党人的活动在日本《中央新闻》公开揭示，因此孙中山等判断青柳是受了袁世凯的委托窥探党人活动，这点是对的。不过他们并不知道，浮田在《太阳》杂志发文，与有贺长雄等人的言论遥相呼应，为袁氏摇旗呐喊，促成其事的也是青柳笃恒。而随着这些史料的披露，为我们了解那段新闻史背后的复杂与多变，又提供了一个实例。

　　(作者为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