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新闻要快，但也要精，古人就有这方面的范例。

　　一些人认为新闻传播是近代才有的事儿。其实这是对历史了解不够。现在的出版社都很牛，热点出来，一个月甚至半个月之内，就能出一本相关的书，趁热卖。这是市场经济的过人之处。换句话说，是钱“逼”出来的。

　　祖宗们没有市场经济，可紧迫感一点也不比咱们差，尤其是重大事件发生的时候。什么叫重大事件？就是让古人们感到“天都要塌下来了”的事儿。比如，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九，发生了一件“天塌了”的大事儿：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祯皇帝杀了家眷，在煤山自缢。一个王朝终结了。

　　这可是了不得的大事。模糊知道一点的，拼命打听细节；知道许多细节的，恨不得逢人就说、见人就讲，充满了、憋足了传播的欲望。这种强烈的传播欲之下，一个出版史上令今人震撼的现象出现了：崇祯皇帝自缢身亡，仅仅两个月之内，一部关于此事的“新闻小说”就出版发行了！

　　这可是在明朝——或者可以叫做清初；出这本书的人，当时还属于明朝遗民，毕竟清军刚刚入关，还没打到南方。

　　这部既解决知情者的传播欲，又解决了不知情者探求欲的书，虽然名为小说，却更像是一部报告文学作品，题目叫做《新编剿闯小说》。我们甚至可以把它称作“口述实录”，因为这部书的内容，是根据一个“从西吴过来的懒道人口述”而成的（《明末江南的出版文化》，[日]大木康 著）。小说一共十回，珍本现藏于日本内阁文库，从李自成起兵，写到李被吴三桂追剿。该书题目下方有“西吴懒道人口授”字样，并不像是一部“提前写好、崇祯帝驾崩时借机推出”的小说，更像是崇祯帝死后，出版者面对巨大的新闻需求，手头又有“懒道人”这个资源，于是短期内迅速推出了此书。

　　“懒道人”，不知何许人也。但毫无疑问，他担当了这一重大事件采访者的角色，不知不觉成了明末的一个深度报道记者。他是道人，可以无拘无束，云游天下，哪儿有热点，就可以到哪儿去；遇上散兵游勇、逃难百姓，自己夹杂其间，了解些故事、传说易如反掌。这让他有了成为好记者的基本条件，还不拿工资，免费干活。

　　“懒道人”显然很难进入崇祯帝自杀等新闻的第一现场。这让他的“口述实录”在真实性上打了折扣。但从文本来看，这本书细节生动、丰富，至少说明“懒道人”的“采访”，具备多个信息源，能够互相印证，进行甄别。比如，“十九日平明，皇上手自撞钟，集百官，无一至者……皇上乃自缢于梅山（又称煤山——作者注），内监王承恩同缢于帝前。遭难不苟，只见此内臣一人。正是阉人犹识君臣义，科甲惟存富贵心。”

　　各种新闻要素，诸如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相对齐全。“懒道人”口授过后，记录者可能又进行了二次加工，使文本更加符合“章回体”特征，这也符合当时人的阅读习惯；此外，很多地方，记录者加上了三言两语、短小精悍的点评，让文本夹叙夹议，很有力量。比如这段：

　　辰时贼兵先于逃兵中混入数百骑，彰义门遂破。守城兵将弃械争奔。城内奸细乘势讹言乱窜，其东直、得胜门亦开。可怜十万羽林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

　　忽传李襄城已被擒，杜太监为贼用。城外喧声如雷，微雨阴蔽，雾瘴迷目。上知大势已去，含泪入宫……

　　这段文字延展开来，若在今天，至少和《南方周末》的文字不相上下吧？

　　很精致，而且很快。明末信息沟通并不顺畅，据可考的资料，上海等地一些有地位的乡绅，直到五月份才“惊悉”北京城发生的这场巨变；而此书当时已经刊行了。

　　这部书如果换换名字，就是个新闻作品，可以叫做《李闯王：从兴起到覆灭》。只可惜当时人们并无“新闻”这个概念，完全靠一种传播欲，刊行了这一作品；形式上借用章回小说，也在情理之中。何况，章回体让这部“口述实录”显得更加精致，也更可读。这不是工业化的复制品，而是精致的手工艺品。这对我们今天的传统媒体人，是否也会带来一些启示呢？

　　把文本做精致，总归不是错。

　　（作者为鲁中晨报编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