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批评家是社会的针砭，也是社会的兴奋剂。他的责任是天天去激动社会，一方面使社会知道错误，一方面使社会知道改良，才可以步步地走到进化路上去。

　　我大学毕业已有十数年，母校南京大学的校训一直记在心里：诚朴雄伟、励学敦行。这个校训来自民国时期原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的演说《中央大学之使命》（1932）。在这个演说中，罗家伦说：“我们要养成新的学风，尤须先从矫正时弊着手。本人诚恳地提出‘诚朴雄伟’四字，来和大家互相勉励。”

　　罗家伦有很多被人津津乐道的传奇，32岁即被任命为国立清华大学校长，35岁任国立中央大学校长，曾任西北建设考察团团长，巡视西部五省，一度出任新疆监察使，也由于与蒋介石的关系过密，被贴上诸多政治色彩极浓的标签。今天来看，罗家伦和很多历史人物一样，需要我们重新审视。其中，不可回避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罗家伦的政论。

　　1918年，尚就读于北京大学的罗家伦，与傅斯年、俞平伯等筹组“新潮社”，以“批评的精神、科学的思考、革新的文词”来编辑出版刊物《新潮》。罗家伦对这个办刊宗旨有明确的阐述：

　　关于“批评的精神”，就是将“批评”作为向旧世界宣战的有力武器，对于政治问题、社会问题和书籍方面的批评可以祛除“顽固不合科学的思想”，“指导一般的国民”，免得青年人上当。

　　关于“科学的思考”，科学的方法论是改中国人“糊涂脑筋”为“科学脑筋”的利器。

　　至于“革新的文词”，主要体现在对白话文运动的推波助澜与身体力行。

　　罗家伦也是“五四精神”的最早提出者。1919年5月26日，罗家伦以“毅”为笔名在《每周评论》第23期刊发文章《“五四运动”的精神》，较早使用“五四运动”的概念，并将“五四精神”概之为“学生牺牲的精神”“社会裁制的精神”和“民族自决的精神”。他更是一个“五四精神”的重要阐释者，先后撰写了《北京学界全体宣言》（1919.5.4）、《“五四运动”的精神》（1919.5.26）、《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底成功失败和将来应取的方针》（1920）、《新文化运动的时代和影响》（1931）、《五四运动的经过和感想及青年对于国家民族的责任》（1937）、《纪念“五四”》（1939）等推崇“五四”的政论。

　　1920年，23岁的罗家伦在《舆论的建设》中指出，真正的舆论有四个要素，一是当为一种“科学的假定”，二是一种精当足法的“平民的讨论”，三是一种“讨论的结果”，四是负有“公共的责任”。

　　而围绕如何“批评”，罗家伦有自己的思考：“批评家是社会的针砭，也是社会的兴奋剂。他的责任是天天去激动社会，一方面使社会知道错误，一方面使社会知道改良，才可以步步地走到进化路上去。这是西洋社会组织同中国社会组织精神上不同的唯一原因。”

　　同时，罗家伦还进行“批评的研究”，提出了“三W主义”：

　　第一步应当注意的就是“What”，就是“什么”？仅仅知道事物好坏等等的观念，是没有用的。譬如Copernicus排斥宗教的天文说，认为不对，而不知其所以不对，是不生效力的。

　　批评第二步应当注意就是“Why”，就是“为什么”？大凡要说人家的短长，都还容易。若是人家承认我们的议论，而向（问）我们究竟他们底（应）当怎样做，我们就答不出来了……报馆里天天的时评，也会说政府国民这样不好，那样不好，但是问到这班记者先生究竟如何办才是好的。而他们的结论，又不过是“不知政府又何以善其后也”“国民其知之乎”一类的老生长（常）谈。这样的评论，难道有一毫价值吗？不但没有价值，而且发生两种弊病：（一）使发批评的人妄作空言，有损批评的价值；（二）使受批评的人无所适从，以至于不信任批评。所以现在报纸上的批评，还不如没有之为愈。

　　所以，第三步应当注意的就是how， 就是“要怎么”？批评的三W主义，缺了一个W就不足以算是好批评。但是我们还有一件事要注意，就是我们的苟欲批评，必先研究批评是研究的先声，也当是研究的结果。我们要赞成一件事应当研究，反对一件事更当研究。

　　（作者为凤凰网评论总监、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兼职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