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从专事农业研究，到创办农刊，董时进意在传达有益于农民的知识，做农民的喉舌。

　　相对于其他言论家，董时进进入我的视野相对较晚，原因无他，他是一位被农学界“借”走的言论家。

　　言论史上，知名的言论家大多出身报刊社、大学，所从事的专业，大多是法学、教育学、经济学等。从这个“经验”看，董时进算是一位“异类”——他一生心系农业，视农业为毕生追求。或许，也因为此，他成为言论史上被遗忘的知识分子。

　　知道董时进，是源自好友熊培云在《一个村庄里的中国》中引用的董时进的几句话：

　　“我素来认为要知道乡村的秘密和农民的隐情，惟有到乡下去居住，并且最好是到自己的本乡本土去居住。依着表格到乡下去从事调查，只能得到正式的答案，正式的答案，多半不是真确的答案。我因为要明了乡间的情形起见，早想回到我乡村老家去住些日子——不是去做乡村调查，只是去居住，希望藉着居住，自然而然地认识乡下。”

　　这段话，摘自董时进民国二十一年在《独立评论》的《乡居杂记》系列文章。

　　这种“乡居”方式，让董时进对“乡村的秘密和农民的隐情”洞察一针见血。对于农民送孩子读书，他说：“乡下人送子女入学的目的，是要他们成‘读书人’，要他们在地方上可以站出来说几句话，到县衙门可以同知事会面，在乡下可以使别人畏惧；他们不但要不受人欺侮，而且要说的话人家都依从。在乡下人看来，这才是教育的用处，至于学什么职业，他们倒反不重视。”

　　董时进（1900-1984）是四川省垫江县（现属重庆市）人，1924年获美国康奈尔大学农业经济学博士学位。1925年回国后，他曾任重庆西南体育专门学校名誉校长、北平大学农学院院长、四川大学农学院院长并执教有年。1934年任江西省农业学院院长、四川省农业改进所所长，在此期间，他成立了“中国农业协进会”，1940年为“国际农业协会”接纳。

　　纵观董时进的一生，志趣在农，与“农”字结下不解之缘。他为农师，任农官，办农刊，立农会，建农党，创农场，著书立说，多是言必称“农”。1986年，政府给大新农场的补偿款2.6万元人民币，他早有遗嘱，捐赠给西南农学院作为奖学金。

　　董时进曾创办“现代农民社”，并于1938年在成都（1939年迁重庆米花街）自筹经费主编《现代农民》月刊，全国公开发行。其间，在日本飞机轰炸中，三易地址，三次被炸，毁稿毁版，坚持出版。

　　从专事农业研究，到抽空创办政论刊物，和董时进的政治观念有关：“谈论时事的刊物，恐怕要数中国最多，但是价值之低与销路之窄，恐怕也以中国为第一。”他认为中国所需要的，是“少数有价值的刊物，内容必须经过严格的选择”。在《现代农民》发刊辞中，董时进宣称，一是要传达有益于农民的知识，一是要做农民的喉舌。月刊内容分政论、农业科技、农人之声和通俗文艺三部分。

　　他先后撰写《保长的威风》《骇人听闻的乡长》《一个佃农吃了地主的亏》《役政的弊端》《征粮舞弊应处死》等评论，反响巨大。甚至，他还写了《请政府禁呼万岁》指名道姓批评蒋介石：“国民党喊总裁万岁，万岁原系君主时代对皇帝的称呼”，“万岁爷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人民组织政府雇用官吏，而结果好似找来了一些老祖宗”，他还质问：“林（林森）主席和蒋委员长谁大？”指责当时各单位只挂蒋介石像、不挂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像的做法。

　　此外，董时进还在《独立评论》撰写《如何救济农民》《中国的废话阶级》《乡下目前最需要什么样的教育》《论复兴农村》等文章。

　　董时进对中国土地经济制度的分析和判断，今天需要重新审视。正如他在《论复兴农村》中所写：“夫挽救吾国农村经济破产之方法，除停止一切榨取外，当以增加农民之收入为最重要。”方法有两种，一是技术的方法，增加农业生产总量；一是经济的方法，使农民之劳力能充分使用。

　　“三农”之病，延续上百年，而董时进的“药方”，并不过时。

　　（作者为凤凰网评论总监、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兼职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