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新闻传播学真正要想有所发展，一个必要条件就是在固守学科本体的同时，也要有比较宽松、开阔、开放的视野和心态。

　　这两天有朋友参加了一个跨学科的论坛。他很感慨：跨学科的研究其实很不容易，尤其是我们眼下的一些专业区分太细。以他所在的法学领域为例，不要说跨学科，就是刑诉和刑法之间，也几乎没什么交流，“这也是极其奇怪的”。这样的困惑，相信其他不少学科的研究者都曾经遇到过。笔者刚转入新闻传播学时，曾就此写过小文，最近又有所感，乃申论之。

　　供职于某高校新闻学院的一位学者，最近和其他学院的朋友正在合作一篇文章。他开玩笑说：搞不清、也不想搞清自己到底是哪个学科的人。幸亏这位仁兄早已拿到了博士学位，并且已经是教授了，不必担心答辩什么的，否则很可能都毕不了业。因为就学术研究的本来旨趣而言，问题先于学科应无疑义；但在毕业答辩环节，却往往是学科先于问题。也就是说，论题首先必须被合理地归置于某学科分类，否则就很麻烦。实际上也的确不止一次听说这样那样的故事了。比如有做新闻史的硕士生在答辩时，就被问到：你的这篇文章，到底是新闻学，还是历史学？

　　在扎紧篱笆、固守自己学科边界的同时，新闻传播学也遇到一些新的挑战。比如在眼下比较时髦、也需要跨学科的大数据研究领域，新闻传播学当然是非常重要的支撑学科，甚至被称为基础学科。但面对这种前所未有的宠爱，新闻传播学真的做好准备了吗？有朋友直言：此时的新闻传播学，“就如一个连基本功都还没练到位、但又急切成名的愣头青，被突然推翻到了舞台的中央，一方面兴奋不已，终于等到了这天，另一方面又内心羸弱，真的技艺不精……”从微信“朋友圈”的一众点赞可知，这一判断并非虚语。再如近年谈得比较多的媒介融合、媒体融合。从业界来说，当然有其理由；但就学术研究而言，新闻传播学该怎么做呢？仅限于学科自身内部，显然已经不够，而必须兼具跨学科的视野。

　　也正是在这多重背景下，经常可以发现关于新闻传播学的身份焦虑。这当然是对当下新闻传播业态以及新闻传播学科现实的一种反应。解决这种焦虑的途径和方法可能有很多种，而注意吸收其他相关学科的成果，显然应为其一。以新闻传播史为例，一些历史学、文学乃至其他学科的研究，都已经“侵入”，而且有的做得还很不错。比如村田雄二郎教授关于严复和《国闻报》的研究；又如王奇生教授关于新文化是怎么“运动”起来的，以及北伐中的漫画等问题的研究；再如杨奎松教授关于1949年前后《大公报》转型的研究等。此外，北大中文系陈平原教授，以及社科院文学所几位学者的相关研究，对拓展新闻传播史、认知网络传播现象等也提出了有趣的见解。而在相关领域，新闻传播学自身能拿得出手的研究，倒不多见（近年受黄旦教授影响的一批年轻学人，正在尝试走出一条报刊/媒介史的新路）。其他如政治传播领域，也存在类似问题。曾有政治学的朋友，对国内政治传播学研究的现状提出剀切的批评。

　　如何推进新闻传播史、政治传播学等研究？打破学科藩篱显然是必要的。幸运的是，近年这种学科融合的趋势早已存在并有所呈现。比如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乃至其他学科等新进师资，开始流入新闻学院和研究机构，为新闻传播学的教学科研带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可以说，新闻传播学真正要想有所发展，一个必要条件就是在固守学科本体的同时，也要有比较宽松、开阔、开放的视野和心态。说到这里，不禁想起前段时间芝加哥大学教授阿伯特在北大的演讲。他谈的原本是学派，但对一个学科也适用。在阿伯特看来，芝大最成功的制度和机构设置，就是那些将学科与学科拉近，但又不让它们过于密切的制度；是那些能对学科安于现状发起挑战但同时又能真正给予支持的设置。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阿伯特说：“学科建设最终不能无视学者的日常工作状态，要把学者们喝咖啡和吃甜点的状态放在心里。因为最终是教学和研究中的日常状态带来了最长久的学术成功。”

　　（作者为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