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一些媒体对极端事件的归因流于简单化、片面化，在报道中建构一个貌似合理的因果关系。

　　极端事件容易成为媒体关注的目标。这一点也不奇怪。媒体对世界的观照是选择性的，他们不可能将其关注的目光均匀分布在周遭世界上，必然是有所选择、有所忽略；媒体关注什么，会存在“选择性失明”，有洞见，也有盲点。

　　媒体关注的世界动静，有一个简单的逻辑，就是看哪个地方动静大。极端事件激起的动静大，容易进入媒体视野。诸如重庆钉子户事件、张海超开胸验肺、上海钓鱼执法、邓玉娇事件、江西宜黄事件、山西黑砖窑事件等。这些极端事件无不激起巨大的舆论声浪，引起媒体的跟风围观。

　　前不久，甘肃康乐县农民杨改兰杀死四个年幼子女后自杀，其丈夫几天后自尽，这家农民的惨剧击穿了人们对贫困的认知底线。网络舆论迅速被激起巨大的风浪。在这场舆论风暴中，一篇公众号文章吸引了数以万计的眼球。该文将悲剧归因于精英社会对弱势群体的漠视，并指责社会政策的失败，提出要改造社会阶层流动机制，将更多的社会资源转向扶助贫困阶层。

　　随后，《环球时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意在给舆论沸水降温，可谓用心良苦。文章认为，在出了如此震动的基层悲剧后有这样较为冲动、煽情的文章流传开来，是正常的。它符合远在都市的人们对农村贫困的想象，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情绪出口，它的诘问和呼声也刚好满足了一些普通人的正义感。同时认为，人们在生活中积累了一些其他不满甚至忧伤，而社会上的释放渠道太少了，以至于出现一个基层极端事件后，常常会演变成公众表达普遍性情绪的一个机会。但是，《环球时报》的这篇评论员文章，非但没有为舆论降温，反而抱薪趋火，扬汤止沸，致使招惹更多的批评。一时间，网上舆论的激情演绎和标签化互撕，再次将当下社会舆论的偏向和病态一览无余地暴露出来。需要我们反思的是：媒体究竟该如何报道极端事件？

　　当下中国社会处在转型期，社会的复杂性以及社会管理的艰巨性是空前的。社会张力处于高位，“社会结构性怨恨”也逐渐积累。在这个关口，我们的媒体应该扮演何种角色？

　　首先，媒体的守望功能不能缺席，但不能狭隘地理解媒体的守望功能，不能满足于对极端事件的嗜血式报道。杨改兰一家的惨剧要不要报道？当然需要报道。媒体有报道权，包括有报道极端事件的权利。我们发现，现今有很多媒体对媒体的监测和守望功能的理解狭义化了，在践行媒体守望功能的过程中，不少媒体视野狭窄，对强刺激才有反应，对弱刺激就失去了敏感。如此应对外部刺激往往是最简单的，不需要费什么脑筋。表现在对杨改兰一家悲剧的报道上，很多媒体喜欢跟风炒作，也喜欢把话往狠处说。需要追问的是：我们的媒体在悲剧发生之前，为什么不能及时发现杨改兰们的生活困境？

　　其次，全面、客观呈现事实，公正、理性表达观点。舆论往往是跟着媒体走的，有什么样的媒体表现，就会有什么样的舆论表现。在自媒体多如恒河之沙的今天，媒体场域鱼龙混杂，甚至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现象，污染了媒体生态，恶化了舆论环境。面对极端事件的强刺激，媒体也容易不冷静，无法做到全面、客观地呈现事实，公正、理性地表达观点。特别是那些有影响力的媒体或意见领袖的表现甚为关键。如果他们不能做到全面、客观、公正、理性，会对整个舆论场产生巨大的导流作用和示范效应，混淆公众的视听，甚至将公众带翻到沟里去。

　　再者，不能忙于简单化的归因。对极端事件的报道很容易简单化，对事件作匆忙、粗糙的归因。一些媒体对极端事件的归因流于简单化、片面化，在报道中建构一个貌似合理的因果关系。事实上，很多事件背后的关系复杂。要把其背后的复杂关系发掘出来，并非易事。但不少媒体习惯从顺手捡来的报道框架出发，忽视对框架背后复杂真相的深度开掘。另外，不少媒体发表评论，也喜欢抓住一点不计其余，强调“片面的深刻性”，没有将相关变量考虑得很周全，以至于观点逻辑欠周严。

　　（作者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西藏大学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