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一个好的言论家，关注的问题往往和时代核心议题高度吻合，核心议题因这些言论家的关注而更为重要，言论家也因参与核心议题的议论而更具公共影响。

　　在台湾“中央研究院”，傅斯年的纪念馆与胡适故居毗邻；在台湾大学，行政楼门前的“傅园”及“傅钟”，无不凸显傅斯年的重要。

　　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创办者、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台湾大学校长……相对于这些显赫身份，有一条线索贯穿始终，就是傅斯年的言论。

　　作为教育家的傅斯年，伴随着“傅钟”声声，其价值愈发凸显，而他在言论史上的影响，同样无法忽视。

　　1919年，《新潮》创刊，在《〈新潮〉发刊旨趣书》中，“青年领袖”傅斯年提出了四大命题：“同人等以为国人所宜最先知先觉者有四事：第一，今日世界文化至于若何阶段？第二，现代思潮本何趣向而行？第三，中国情状去现代思潮辽阔之度如何？第四，以何方学术纳中国于思潮之轨?”

　　并由此出发，提出办刊的四种责任：1.持此四者刻刻在心，然后可以渐渐导引此“块然独存”之中国同浴于世界文化之流也。2.虽学伐不足任此弘业，要不忍弃而弗论也。3.同人不敏，窃愿鼓动学术上之兴趣。4.总期海内同学去遗传的科举思想，进于现世的科学思想；去主观的武断思想，进于客观的怀疑思想；为未来社会之人，不为现在社会之人，造成战胜社会之人格，不为社会所战胜之人格。同人浅陋，惟有本此希望奋勉而已。

　　他有两句名言，经常为研究者津津乐道。一句是：“我们自己要有办法，一入政府即全无办法。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一句是：“我们是要奋斗的，惟其如此，应永远在野，盖一入政府，无法奋斗也。”“不如办报”表明志向，“永远在野”亮明态度。

　　十几年前，在阅读傅国涌的《追寻失去的传统》时，读到一个读者对傅斯年的评价，让人唏嘘不已。那是1947年3月1日一位署名“许金铿”的上海读者写给《观察》周刊编者的信，以《傅孟真的文章》为题发表在3月8日的《观察》第二卷第二期“读者投书”栏。读者所赞誉的，是傅斯年发表在《观察》上“监督政府，抨击豪门”的三篇评论，笔锋直指时任行政院院长的宋子文。第一篇是《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原载1947年1月3日《观察》第二卷第一期。作者在文末特意写道：“这篇文字全由我负责。”第二篇是《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原载1947年2月15日《世纪评论》第一卷第七期。第三篇是《宋子文的失败》，原载1947年2月22日《世纪评论》第一卷第八期。除第一篇为《观察》原创，后两篇均为1947年1月3日《观察》第二卷第一期“观察文摘”转载。

　　《世纪评论》是担任过国民党政府高级官员的经济学家何廉1947年1月筹款创办的，由留美政治学博士张纯明主编，撰稿人包括萧公权、吴景超、潘光旦、蒋廷黻、翁文灏等。据何廉回忆，自己当时向傅斯年约稿时，傅斯年说：“他要给《世纪评论》写稿子，但有一个条件，就是按原文发表，不能有一字改动，我立刻表示同意。”

　　就是这篇《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开不可》，因发表后杂志被人恶意收购，何廉又联系在《大公报》上发表。之后又在《观察》上集中发表。傅斯年在评论中写道：“今天的官僚资本当然推孔宋两家”，“古人说‘化家为国’，现在是‘化国为家’。”“我真愤慨极了，一如当年我在参政会要与孔样熙在法院见面一样，国家吃不消他（宋子文）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该走了，不走一切垮了。当然，有人欢迎他或孔祥熙在位，以便政府快垮。……我们要求他快走。”结果是，半个月左右，宋子文下台。虽然难以断定是否为傅斯年的言论直接所致，但当时这些主要言论阵地集中发声，群情激愤，倒也构成了一道令人难忘的言论景观。

　　百年中国言论史上有一些公共层面的核心议题，比如论政参政问题，独裁专制问题，东西方文化论战问题，中日关系问题，等等。一个好的言论家，关注的问题往往和时代核心议题高度吻合，核心议题因这些言论家的关注而更为重要，言论家也因参与核心议题的议论而更具公共影响。

　　从这个角度看，傅斯年无疑是一位好的言论家。

　　（作者为凤凰网评论总监、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兼职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