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报纸具有“人类的”一面。

　　某次活动后有学生提出，他感觉我们提交讨论的文稿，似乎是在为张季鸾等“把国家民族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其他的个人权利、理想主张、道德伦理等放在次要地位”的行为进行“无罪辩护”。当时很诧异，没想到会有这样的解读、误会和错觉。

　　实际上，在张季鸾等的眼中，放在第一位的不光是国家与民族，还有社会与民众。只是对日抗战的特殊情势，使他们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宁愿选择保大家重于保小家、重群体甚于重个人。在正常的社会政治环境中，个人权益的保障当然非常重要；但在当年强敌入侵的那种情势下，为了国家这个大我而牺牲作为个体的小我，被视为当然。这也不光是张季鸾和大公报人自己如此想，毋宁说几乎是弥漫于那个年代的各方知识群体中的一种比较共通的社会氛围。

　　当时那名学生还提出：中国报人能否跳出“中国的良心”，而成为“世界的良心”？可以说是接着上述话题而来，但是考虑的视角几乎完全掉转过来。其实张季鸾等近现代中国的新闻人，当年也曾经做出过这样的设想和努力。比如抗战爆发前后，张季鸾在报端反复提出：现在日本侵略中国，作为同行的日本报人，不能光为军阀政府服务和鼓吹，而应该超出狭隘的国家观念，从更大范围内来思考问题。借用今人比较熟悉的一句话来说，就是“须知万国之上，还有人类在”。张季鸾进而提出：须知侵略乃是不义之举；如果是中国侵略日本，那么作为中国报人，也不会对当局的这种不义之举视而不见，而是同样会进行谴责的。在这个意义上，张季鸾等已不仅是“中国的良心”，而是也在像“世界的良心”那样去思考。

　　芮必峰教授的一则《夜读偶记》，让笔者对此又有新的感悟。在浏览伍超1925年出版的《新闻学大纲》时，他注意到某段论述“思想超前”，并且“自然联想到马克思的‘世界公民’”。伍著涉及现代中国新闻学术出版史的一段公案，即涉嫌抄袭任白涛《应用新闻学》。笔者乃按图索骥，从任著中找到芮教授感兴趣之相关段落。

　　这番话是在介绍了报纸之公共的特质之后讲的。大意谓就当日实际观察，“其业务之开拓，似仍不可不以一国家或一民族为目标”。因为国民之生命、财产、权利、名誉，“尚视国家地位之升降为转移也”。所以对国家、对社会抱有责任者，“可藉他国之报纸，作考察之借镜”。一张报纸，偶尔把玩，即见其国民之思想、情感，涌现于字里行间。任白涛提醒读者注意：“所谓国家或民族的界域，于此后之某时期，必遭逢打破之运命。”这种界域在今天显然存在，是因为有许多旧式政治家的存在。所以，“新时代之报纸经营者，宜高瞩远瞻，勿为老朽冥顽之政治家所利用”。进而言之，须“认定一国家或一民族为人类之一部”；在“维护一国家或一民族之福利”的同时，“更须顾及全人类之福利。其凡足为吾人类福利之障碍者，皆当努力排除之，是又现代报纸中所应具之绝大要素也”。

　　简言之，报纸具有“人类的”一面。任白涛之意如此，伍超则稍有发挥。在介绍上述内容之后，他提到此前不久的1923年东京大地震。当时国内报道无不“惋惜其词，务使读者能发生极深切的慨叹，而绝无幸灾乐祸者的想象”。伍超认为，这也是中国新闻事业进步的表现之一。他又引述美国堪萨斯州立大学新闻系教授之言，认为现今世界只有两样东西可以算得上“人类的事业”：一是救死扶伤的红十字会，一是沟通智识的新闻事业。这都是为人类服务的使者。红十字会救人是不分此国彼国的；新闻也一样，短期或可考虑国族之别，但长期来看则不应该。因为大家都是人，都是人类的一部分；如果仅仅顾及一国一族，“岂是提倡新闻事业的本意？”

　　当然，张季鸾呼吁日本报界要超越国族，这有其应付迫在眉睫的抗战危机的特殊考虑；伍超和任白涛关于新闻事业之人类性的想法，很大程度上也是译介自域外作品。但在他们内心深处，必然也有戚戚焉。因为这种世界观念有其传统基础，在今天尤其是值得思考的重要资源。

　　（作者为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穆青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