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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大公报辩诬之外的李纯青

2017-03-13 16:36:46

来源:青年记者2017年3月上   作者:刘宪阁

摘要:  李纯青的文章写得好,但他不只是文章家,或者说,不只是一介书生。

  曾有论者称,李纯青是一位“特殊的大公报人”。也因此,许多关注点不期然被集中于其“特殊”的一面,即长期服务于该报、而又隐蔽中共地下党员身份;到国共两党决战的最后阶段,又以“统战”人物的身份登场。而对其作为“大公报人”的一面,也主要集中于那篇有名的辩诬文章:《为评价大公报提供史实》。此外则对其关注不多,尤其是对其本色当行的报人角色,甚少留意。其实,这方面也留下不少回忆。

  比如唐振常1946年7月进入上海大公报工作。其时李纯青为社评委员(即主笔),所写多为国际问题评论,特别是有关日本问题的社评。在他的印象中,这些社评往往鞭辟入里,分析精当,洞烛先机,启发了无数读者。尤其让他佩服的是,李纯青文字修养极深,“纯粹是中国文章写法”,足当练达之评,且极注意文字的音韵,读之铿锵有声。李的老同事戴文葆也认为,李纯青的报刊文章,尤其是用笔名发表的作品,汪洋恣肆,结构异常,小标题奇特,出言吐语不同流俗,有些语句古朴而又有生气。庄子《天下篇》谓,文章有三种方法:“以卮言为漫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李纯青可谓得其三昧,晚年在小报上发表随笔,更是把这种风格发挥得淋漓尽致。

  曾敏之也记得,李纯青博学多识,能随时引用,令说话为文都有感情。因为文章写得好,用字用句、结构修辞、立意布局很讲究,不少人都向他请教。戴文葆就是其中之一,但是李纯青说没研究过文章作法。他坚信什么名著都不可模仿,也不能模仿。“你的东西应该是你的东西,素其位而行,便是真善美。”后来戴文葆在悼念文章中,将李的想法具体归结为这样几条:1.写事实,没有事实就不知所云。他相信章学诚所说,必“文欲如其事”。2.必须先有自己的见解,不但要使文章有个性,而且要使自己所写的文章每篇都有它的个性。3.主题应表现充分,结构要像一张图画,辞藻要清新,要合身。4.用感情说道理,既有法,又有情,才能写出文情并茂的作品,产生磁铁般的力量,把读者牢牢吸住。5.修辞立其诚,要有正义感。“满脸涂上胭脂,就会变成西红柿。”

  多半因为这些,李纯青晚年非常不认可一些新闻作品,文风干巴,面目可憎,无法吸引人。他说有很多人“一直在写无情文章,进行无情的宣传”。延安整风就开始反对党八股,没想到几十年之后,“许多大作小评,还存在着七点九九九股。稍微逸出八股一步,便被批判为小资产阶级情调,资产阶级文风”。这是不行的。

  李纯青的这些看法,也和做过《时代青年》副刊主编有关。抗战胜利之后的大公报,有许多周刊,每天轮流见报,编者多为社外名流,《时代青年》则由社内负责。那时他平均每天收稿十来篇。尽管只是一个学生或知识青年的园地,篇幅不大,却也呼风唤雨,隐有时代的雷声。比如他用“公孙何之”的笔名,讨论“死的秘密”,指出死不可怕,但不该以他人之死为乐。生有限,人该立志勤勉做事;死有限,死得其所则其人虽死犹生。又探讨“人是何种动物”,指出那被压迫被奴役的人已经发现自己是“人”,久已失踪了的“人”找到了。

  《时代青年》周刊不断讨论一些青年问题,结果“必碰到不能碰的地方”。李纯青还举行过两次时事测验以窥民心向背。但在第二次测验的最后几天,“收到近三千封答案相同、信封相同、显然是有组织的函件”。发信地点为三处,其中一处有读者来信揭秘,“说答案是奉命填写的”。李纯青乃公开将此揭之于报端。

  作为编辑,李纯青尽力保护作者。遇有言词激烈的文章,总是为之易以假名,甚至提醒作者注意。国民党当局每有追查作者真实姓名和地址之举,他也义正词严,拒绝交出。最终《时代青年》被勒令停刊。后来回顾这一年的编务,李纯青说:“一个青年刊物不能站在时代前面,何等痛苦!”而从这一块园地上,我们的确可以看到,他不只是文章家;或者说,不只是一介书生。

  (作者为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穆青研究中心研究员)

来源:青年记者2017年3月上

编辑:qnj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