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李纯青的文章写得好，但他不只是文章家，或者说，不只是一介书生。

　　曾有论者称，李纯青是一位“特殊的大公报人”。也因此，许多关注点不期然被集中于其“特殊”的一面，即长期服务于该报、而又隐蔽中共地下党员身份；到国共两党决战的最后阶段，又以“统战”人物的身份登场。而对其作为“大公报人”的一面，也主要集中于那篇有名的辩诬文章：《为评价大公报提供史实》。此外则对其关注不多，尤其是对其本色当行的报人角色，甚少留意。其实，这方面也留下不少回忆。

　　比如唐振常1946年7月进入上海大公报工作。其时李纯青为社评委员(即主笔)，所写多为国际问题评论，特别是有关日本问题的社评。在他的印象中，这些社评往往鞭辟入里，分析精当，洞烛先机，启发了无数读者。尤其让他佩服的是，李纯青文字修养极深，“纯粹是中国文章写法”，足当练达之评，且极注意文字的音韵，读之铿锵有声。李的老同事戴文葆也认为，李纯青的报刊文章，尤其是用笔名发表的作品，汪洋恣肆，结构异常，小标题奇特，出言吐语不同流俗，有些语句古朴而又有生气。庄子《天下篇》谓，文章有三种方法：“以卮言为漫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李纯青可谓得其三昧，晚年在小报上发表随笔，更是把这种风格发挥得淋漓尽致。

　　曾敏之也记得，李纯青博学多识，能随时引用，令说话为文都有感情。因为文章写得好，用字用句、结构修辞、立意布局很讲究，不少人都向他请教。戴文葆就是其中之一，但是李纯青说没研究过文章作法。他坚信什么名著都不可模仿，也不能模仿。“你的东西应该是你的东西，素其位而行，便是真善美。”后来戴文葆在悼念文章中，将李的想法具体归结为这样几条：1.写事实，没有事实就不知所云。他相信章学诚所说，必“文欲如其事”。2.必须先有自己的见解，不但要使文章有个性，而且要使自己所写的文章每篇都有它的个性。3.主题应表现充分，结构要像一张图画，辞藻要清新，要合身。4.用感情说道理，既有法，又有情，才能写出文情并茂的作品，产生磁铁般的力量，把读者牢牢吸住。5.修辞立其诚，要有正义感。“满脸涂上胭脂，就会变成西红柿。”

　　多半因为这些，李纯青晚年非常不认可一些新闻作品，文风干巴，面目可憎，无法吸引人。他说有很多人“一直在写无情文章，进行无情的宣传”。延安整风就开始反对党八股，没想到几十年之后，“许多大作小评，还存在着七点九九九股。稍微逸出八股一步，便被批判为小资产阶级情调，资产阶级文风”。这是不行的。

　　李纯青的这些看法，也和做过《时代青年》副刊主编有关。抗战胜利之后的大公报，有许多周刊，每天轮流见报，编者多为社外名流，《时代青年》则由社内负责。那时他平均每天收稿十来篇。尽管只是一个学生或知识青年的园地，篇幅不大，却也呼风唤雨，隐有时代的雷声。比如他用“公孙何之”的笔名，讨论“死的秘密”，指出死不可怕，但不该以他人之死为乐。生有限，人该立志勤勉做事；死有限，死得其所则其人虽死犹生。又探讨“人是何种动物”，指出那被压迫被奴役的人已经发现自己是“人”，久已失踪了的“人”找到了。

　　《时代青年》周刊不断讨论一些青年问题，结果“必碰到不能碰的地方”。李纯青还举行过两次时事测验以窥民心向背。但在第二次测验的最后几天，“收到近三千封答案相同、信封相同、显然是有组织的函件”。发信地点为三处，其中一处有读者来信揭秘，“说答案是奉命填写的”。李纯青乃公开将此揭之于报端。

　　作为编辑，李纯青尽力保护作者。遇有言词激烈的文章，总是为之易以假名，甚至提醒作者注意。国民党当局每有追查作者真实姓名和地址之举，他也义正词严，拒绝交出。最终《时代青年》被勒令停刊。后来回顾这一年的编务，李纯青说：“一个青年刊物不能站在时代前面，何等痛苦!”而从这一块园地上，我们的确可以看到，他不只是文章家；或者说，不只是一介书生。

　　(作者为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穆青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