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有“我不写”的底线，“绘事后素”也好，“绘素如素”也好，才是真实的。

　　有些文字产生的环境是无法再弄清楚了，只留下人言人殊的理解。比如下面这一段：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

　　《论语·八佾》的这段文字是儒家经典里很少见的文字，讨论的是描写一场婚礼的言词。按着“思无邪”的思路，这段文字在各种解读中成了对“仁”和“礼”“乐”关系的分析，喜欢猜谜的可以随便查一下。

　　但如果从字面意义看，这段文字没有那么复杂：子夏问：盛装之美，与“素以为绚”什么关系？孔老爷子回答：绘事后素，意思大约是天然不俗，“绚”才有依托；再问：“礼”(如“绘事”一样)是后继于“素”的？这样的问法，从具体的言词、场景上升到抽象的层次，孔夫子说：受到启发，可以和你讨论《诗》了。

　　“素”-“绘”-“绚”的关系，同样可以移用于新闻采写：如果以“素”为采访的事实、“绘”为写作，那如果想完成一篇好稿子、达到“绚”的水平，首先要有好的事实。

　　但新闻事实并不是妙手偶得的东西，而且什么是“好”的事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所以这样的类比并不确切，与通常采访、写作这样分类是不一样的，记者的采写实践，经常是混二为一的：采访之初，必须寻找报道方向，选择线索，这思考本身，就是写稿的起始。而采访过程，往往会自觉不自觉地认识和组织“事实”，这种认识与组织，与写作构思很接近。所以，如果想保持报道的客观性，就需要保持“绘素如素”，其中一个原则是：新闻语言的含义，就是字面含义，不应该引起歧义或者联想。严格的新闻报道语言，是单纯的名(代)词、动词、数量词和介词、叹助词等。这些采访时用心、平日练习一下，都可以做到。

　　难以做到的是，对“素”的把握和对“绚”的抑制。

　　1995年后，我有段时间一篇稿子都写不出了，采访过后，经常是一个开头写若干遍，都定不下来。不是觉得没有写出自己对于事实的判断与理解，而是觉得自己对事实的理解和判断是偏颇的，与实际发生的事情差别很大。

　　那是一个变化激烈的时代，现在我们看到的很多东西，在当时都能找到起因。比如，当时的经济突飞猛进，我采访过的地方，多数都热衷谈论增长速度。有个乡镇传说有个水泥厂，年产值几千万元，但都没看到，当时的镇委书记离任后，别人整理他的办公室，发现有一份建设水泥厂的可行性研究报告，每年都按报告里的数在上报产值。比如，棉花收购，我自1991年每年都到主产区的三四个县去看一圈，听到很多故事。有一次，我在一个声名很盛的县采访，在和县委书记座谈后，后续的采访都很顺利，采访是从棉农到乡镇棉站然后跑了二级站，这是当时唯一合法的流通渠道。具体数字记不准了，大致是乡镇棉站把库房维修都计入成本后，皮棉成本大约为每吨一万元；而纺织厂拿到的棉花为每吨两万元左右，有时候还要支付“价外款”。比如“农民负担”，鲁西北有个县所收取的“负担款”数额，比农民人均收入高，但农民人均收入不是现金收入，而“负担款”是现金，也就是说，一年的负担款比农民一年的收入还多。

　　这些事情都让人无法视而不见，也无法绕过去。类似事情是会丰富记者的认识的：新闻事实的“素”，不是傻白的“素白”，是复杂矛盾基础上的整合。那段时间，我在随便捡到的一块石头上刻了几个字：“化神奇为腐朽”。有人认为是刻错了，我自己知道，我怕“神奇”。记者应该绕开“神奇”，去看平凡的一面。

　　这样的选择是有代价的。比如，去一个企业采访，大约一个星期里，所见之处，企业的改革都很有成果，而且都有理可循，变化很清晰。后来，企业要求书面交流，我和同去的记者写了大约三千字的分析材料，准备结束采访。但是，企业太大，我没有办法确定我看到的到底是多大的范围。而且，对企业的改革，还有一个问题我拿不准，无法理解实际运行的情况。所以，在与企业负责人座谈时我最后提出了这个问题。他沉默一会儿说：“你真研究我的做法了。”但没有解释。

　　那组报道我就没发。我觉得，有“我不写”的底线，“绘事后素”也好，“绘素如素”也好，才是真实的。

　　(作者为大众日报高级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