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无”之间
2017-05-10 15:35:00
来源:青年记者2017年4月下 作者:李鹏飞
摘要: 对于新闻人来说,就是拿得准、做得出,敢担当。当然,在报道与社会环境间的分寸拿得准,很难。
这是一则真正的旧闻。1930年春,蒋冯大战之后,冯玉祥下野,被阎锡山扣留在山西。大公报记者徐铸成第三次去太原采访,探访到冯阎联合、共同反蒋的信息。
这是一条重大新闻,涉及军事秘密,万一泄露,局势立变。如果不发,也是失职。当时,电讯实行审查,徐先生找到同乡帮忙发电报,向报社总经理胡政之通报信息。电文如下:
“天津四面钟对过胡霖表兄鉴:二舅真晚西逝,但请勿告外祖,以免过悲。寿。”
“天津”是大公报所在城市,“四面钟对过”是社址,“胡霖”是胡政之姓名,“真”是十一日的电报韵目代号,“二舅”可以解为第二大军事势力的头目。其他的,“西逝”明面是去世,实际是“西去”,回驻地陕西了;“勿告外祖”,即请求不要见报。
当时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对此信息的处理方式是,在一版头条前,不加标题发表一条短信息:
“北京电话,据太原来人谈,冯玉祥于11日晚起不见客。”
同时,报纸不发任何阎锡山为掩盖事实施放的各种烟幕弹新闻。随后中原大战爆发,有心人再翻检大公报,会感叹报社的先见之明。
这个故事在徐铸成本人著作《报海旧闻》中有记述,也载于《大公报史》。上学的时候,我还在讲座上听徐先生自己讲过。他认为,这种“立此存照”的手法,非常高明。
还有记载说,张季鸾在报纸出版之前,特别到南京军方代表处探听反应,询问过冯阎有无联合可能,对方直接否定。
新闻与历史的关系纠缠不清。这件事本身已经成为历史,有时候历史也会很生动,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处理方式确实高明,当事人的回味都难掩得意情态,令人思之悠然神往。
其一,在新闻报道之前,并无新闻事实。事实已经发生,但事实能够得到报道,依靠新闻人的发掘,从这一角度看,新闻报道都是“无中生有”。
就这件事而言,徐铸成先生采访时,没有任何人向他透露“内幕消息”,他到太原后,看到冯的留守秘书在打麻将。因为冯治军甚严,军中有三不准:不准讨小老婆、不准赌钱、不准喝酒。徐先生产生疑问,在访问冯的总参议刘洽州时问:“冯先生已经离开太原了吗?”刘大惊,反问:“你是怎么知道的?”因为冯玉祥离开太原是前一天晚上的事,只有几个人送行,刘认为不可能外泄。徐先生拿到消息后,没有立刻确认,而是找到另一位当事人核实、采访。
这样的报道可以说是巧合,但根本上是靠新闻敏感和专业精神。新闻没有妙手偶得的东西,总得经过发现、判断、调查的过程。发现与判断,就是新闻敏感,这是区分新闻人素质的边界,或许可以说,新闻敏感是一种专业特质,可以发掘、提升,但很难培养。
其二,有形的报道要产生效果,离不开和无形的“社会背景”、读者的关系,报道是个“有无相生”的过程。
报道的价值,既受新闻背景制约,也面临读者的检验,但读者一直是媒体迷惘的对象,强调“读者意识”时,经常是找不到“读者”的时候;背景,经常被个人经验所遮盖。成功的报道,都是需要综合考虑三者之间关系去判断、把握、撰写(组织)。
张季鸾先生肯定是深谙其间三昧的,尽管那个报道止于“立此存照”,但也体现了新闻媒体的责任感。另外,他主持大公报笔政期间,对东北沦陷区、陕北红军、河南旱灾、金圆券泄密等报道,都在当时产生巨大社会影响,甚至影响历史进程。
即以报道技巧而言,他总结有“以钝重之笔写锋利文章,以锋利文笔写钝重文章”的要诀,在当下简单、粗陋的氛围里,那样的境界已经很难企及了。
我自己喜欢的是“有一说一”。这方面例子不少。国外的报道,类似于1939年9月2日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对于二战的报道:《德军入侵波兰 欧战爆发》,导语很直接:“本报讯 欧洲大战于昨天拂晓爆发。”一句话对这一历史事实进行定论。
国内的,是1978年11月16日人民日报刊载的新华社稿件:《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这个故事很曲折,喜欢的可以看看当事人回忆。对于新闻人来说,就是拿得准、做得出,敢担当。当然,在报道与社会环境间的分寸拿得准,很难。
(作者为大众日报高级记者)
来源:青年记者2017年4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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