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记者到底怎样才有可能成为专业人士？途径大概只有一个：及时提供真实信息。

　　有段时间我想围绕肿瘤治疗做个调查，在一次私人聚会上，在座的有几位医生，我和其中一位谈了谈想法。尽管他介绍了一些情况，但我能很清晰地感到那种不以为然的态度。

　　肿瘤的治疗是一个未解的难题，但疗效上国内外差别是非常大的。我印象中，当时国外在很多种肿瘤的预防和治疗上都有非常大的进步，很多患者实现了长期生存。但在国内，肿瘤还排在居民死因的前两三位。有时候，单个病种都在前列。这个差距存在的原因，除了药物和技术的水平不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医疗规范，比如个体化治疗和循证医疗，我们很多医院并没有起步。

　　我对肿瘤的关注是偶然的。最早是听医科院一位领导在多种场合说的三个“三分之一”：如果能够得到预防和正确治疗，治愈、长期生存和改善生活的肿瘤患者将各占三分之一。其实，对于家属来说，与治疗本身相比，更困难的是对治疗的支持，不仅体现在经济上的压力，还有精神上的困惑。陪床的家属是一个很特殊的群体，大部分人好像没有距离感，见面就直接谈病情。吸烟室或者病房外，家属们交流从病情、大夫到病人营养等方面的所有信息，很多看上去农民模样的人都说得头头是道，但是回到病房，很少有和患者交流病情的。这是个忌讳。

　　当然，医院周围有很多营养品店，还有很多发小广告的，保洁员半天就可以回收一大堆。

　　这样的现象很反常：患者和家属不能得到有效的指导，也没有可靠的信息渠道，他们能够得到的信息来自相互交流，而对医疗的支持都依靠这些似是而非的家属支持。所以，对因患肿瘤而去世的病人，还有一个“三分之一”的说法：治死的、吓死的和病情导致的。

　　我对那位医生朋友“不以为然”的表情印象很深刻，因为在很多公开场合，“专业人士”脸上就是那样，包括前述那个医科院领导。潜台词很明确：我说了你也不会懂的，就随便说两句吧。

　　记者有没有自己的专业？能不能在“专业人士”和普通读者间搭起通道？

　　早先的记者多是干部。后来，记者成了“四不像”：不是官员，不能像过去那样顺利进入党政机构；不是文人，没有哪个作家对记者的文字能力认同；不是知识分子，只要有一个发表点儿“观点”的知识分子，记者都会蜂拥而上；甚至不是合格的传播者——在科技影响如此重大、广泛的今天，有自然科学专业背景的记者极少，而记者队伍整体的科学素养就不需要多说了。

　　记者到底怎样才有可能成为专业人士？途径大概只有一个：及时提供真实信息。

　　有些记者是以出色的洞察力提供了独特的信息。比如，1954年《纽约时报》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关于苏联的报道、1964年法新社关于赫鲁晓夫辞职的报道就是这样。在冷战背景下，美苏两极任何一个国家的重大事件都是影响世界的。前者在没有权威信源的条件下，依靠自己的观察和分析，对斯大林去世后苏联领导人的变化特别是内务部头目贝利亚的行为做了详尽的报道。法新社报道的内容，是记者根据一些细微的反常现象做出结论，比苏联塔斯社发布消息早了接近30个小时。

　　好的新闻都必须是真实的。单独报道的真实性，是靠技术保证的。比如上面提到的两个报道，尽管都是依据记者个人观察和综合分析得出结论，但结果都被证实。而长期的真实性，往往是依靠规范保证的。比如据《纽约时报一百年》记述，这家报纸上百年的商业报道中，只有关于福特汽车的一个推测报道是失实的，主要是因为忽视了福特所做的技术创新的意义，得出了《一个工业乌托邦》的结论。除此之外，基本没有失实。这与他们对于现场报道力求真实的追求是分不开的。所以，他们的报道能够成为经济史的记叙。

　　《纽约时报》的创始人亨利·雷蒙德，《美国新闻史》对他的评价是报道社会大事时养成了一种“相当正经”的作风，“以准确代替了想当然”。那是西方政党报纸盛行的时代，舆论的斑驳局面与眼下自媒体行世的局面不遑多让。

　　这就是记者的专业。现实情况是：就个人而言，记者任何选择都是有合理性的；但对于这个行当来说，距“专业”还很远。

（作者为大众日报高级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