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新闻采访不能只有一种信源，而至少要有两到三种信源相互印证。

　　新闻界和历史界的关系，似乎挺近，又似乎挺远。的确，不少历史界的名人，比如易中天，是新闻界捧红的；有不少考古现场，是新闻界捧热的，比如海昏侯墓——如果不是新闻界捧场，很多人可能连“海昏侯”是谁都不知道。

　　可有时候又的确挺远。很多考古发现，考古界的嘴巴密封得宛如纪委、检察院，只有秘密发掘一两年甚至几年之后，确信即便媒体报道也不会影响工作之后，才给媒体“通风报信”……

　　他们的谨慎是有理由的。1972年，临沂银雀山汉墓考古，发现了稀世珍宝——竹简，轰动了考古界。可专家们没法和当地居民解释这是什么呀，而且出土的也不仅仅是竹简；专家自然不会主动跟居民说，可激动到哆嗦的表情大家都看得见！汉墓里发现宝贝了，什么黄金、宝石、传国玉玺……各种谣言顿时满天飞，附近村民炸了锅一样往发掘现场蹿，连公安武警都拦不住，差点出事儿。

　　所以，专家的嘴巴密不透风，那是职业要求；不过，以后表情也要“格式化”一下，不能见了竹简这样的“宝贝”就激动——当然了，村民们若是知道所谓的宝贝不过是些“烂竹片”，谁还来围观啊！

　　这些“烂竹片”的史料价值，自然是无法估量的。大概在民国时期，专家们还在争论不休：孙子和孙膑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是一本书还是两本书？临沂银雀山汉墓考古发掘，《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的竹简同时出土，可谓石破天惊：一个纠缠了几百年的“历史之谜”终于亮出谜底。

　　这就是历史界值得新闻界学习的第一个地方：争论再多都白瞎，靠证据说话。

　　史料里有，有人提到过，都不算数，因为那是“间接证据”，是“第二”甚至“第三信源”，不一定靠谱。实物证据才是头号证据。考古证据出土前，争论总是免不了的，专家说话总是吞吞吐吐模棱两可的，结论总是很难下的。

　　新闻界在这方面就有点“冒进”。车祸现场，记者采访，“围观者”说如何如何，新闻稿立即下了结论“疲劳驾驶酿成惨祸”……拜托，“围观者”有时候连“目击者”都算不上，您怎么可以这么急吼吼地盖棺定论呢？

　　第二个值得新闻界学习的地方，就是“多方信源相互印证”。

　　考古发掘出来的资料，相对权威一些，但也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比如，如果在墓葬考古中找不到明确的文字内容（比如铭文等），墓主以及其他相关信息也会变得很模糊，需要根据已有线索来“破译”；这个时候，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相互印证，就显得极为重要。

　　新闻界的“理想目标”也是如此：实物证据和语言文字证据相互印证，才算是相对权威的证据，才能得出相对权威的结论。但目前的问题是，多数记者，重文字证据、语言证据，对实物证据往往忽视甚至漠视。一个客观事实是，实物证据既不好掌握，又不容易辨识真伪，坐实这方面的证据往往费力不讨好。

　　但也不能因此闹笑话啊，比如前些年闹出的“某地农民电死外星人”的视频，的确，记者看到藏在冰柜里的“外星人”了，可你是不是也该严谨地探究一下——它是不是用面团捏的呢？面对这么一个貌似有点神经质的采访对象，记者确实也挺犯难的，真要从“外星人”身上抠下一块“肉”来，那家伙还不得找你索赔！所以啊，遇到这样的事情，还是有点常识比较好，干脆别采访，省得费力不讨好。

　　有些采访，不容易掌握“实物证据”，只有“语言文字证据”，怎么办？其实也好办，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大家把证据都拿出来，各说各话，受众自己判断。其实历史界在这方面做得很好，有些争论，甚至能持续一两千年。比如，淄博是齐国故都，当年姜太公首封之地叫做“营丘”，但营丘在哪儿，有争论；有人认为营丘就是临淄，有人认为在昌乐，争论从西汉时期就开始了。然而2016年淄博市高青县“西周故城”的考古发掘表明营丘更有可能在高青县。权威证据出现之前，“让各方都有发言权”是最靠谱的办法。

　　“多方说话”，意味着不能偏听偏信，不能只有一种信源，而至少要有两到三种信源相互印证。这样的采访得出来的结论，才算相对客观。

　　（作者为鲁中晨报编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