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作为科学家的丁文江，硕果累累，而其在议政论政方面的贡献，足以当得上“榜样”二字。

　　学者智效民曾把丁文江视为“知识分子关心政治的榜样”。（智效民《民国旧梦》）从言论史的角度看，这个评价并不为过，作为科学家的丁文江，硕果累累，而其在议政论政方面的贡献，足以当得上“榜样”二字。

　　“明天死又何妨，只拼命做工，就像你永远不会死一样。”这是丁文江的座右铭，胡适认为也适合作为丁的“墓志铭”。的确，虽然丁文江已经去世81年了，虽然一度被遗忘，但其影响就像“永远不会死一样”。

　　1935年年末，时任国立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的丁文江，赴湖南考察煤田地质，煤气中毒，次年年初在长沙逝世。英国《自然》杂志在《丁文江先生讣告》中评价丁文江“是一位有远见卓识的开拓者，他对促进科学和科学应用的发展产生过巨大影响”。温源宁曾这样评价：“丁文江的所知所见实在太丰富了，简直就是一所老古玩店，五花八门、零零碎碎的东西，从中国军队装备的统计以及唐诗朗诵法，一应俱全。换句话说，应该把丁博士看作一部百科全书。”这些评价，可简单归结出丁文江的两个特点，一是博学之学识，一是认真之态度。

　　对于从事科学研究而言，这些特点自然是重要条件。丁文江筹建并兼任地质研究所所长，协助北京大学恢复地质系，敦请中央大学开设地质系，开我国地质教育先河；担任地质调查所首任所长，成为中国野外踏勘第一人，对中国的地层、岩石、造山运动的考察和矿产调查做了大量奠基性、开拓性的工作；筹建并担任地质图书馆、博物馆馆长，参与创建中国地质学会、中国地理学会、中国古生物学会，被誉为“中国地质科学的开山大师”“地学之父”。

　　然而，丁文江对政治抱有极大的热情。原因何在？他在与李济的一次交谈中说：“你们老问我为什么恋着政治问题不舍，不集中全力做科学的工作。你看，政治不澄清，科学工作是没法推进的，我们必须先造出一种环境来，然后科学工作才能在中国生根。”

　　丁文江在言论界声名鹊起，源自著名的“科玄论战”，即“科学和人生观”的大讨论，而这也是百年言论史的核心议题之一。

　　1923年2月14日，著名宪政学者张君劢在清华学校作了题为《人生观》的演讲，对科学万能的说法提出尖锐的批评，提出“人生观不受科学支配”的观点，认为科学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并不能解决人生观问题。丁文江迅即在《努力周报》上发表《玄学与科学——评张君劢的“人生观”》一文，竭力为科学辩护，以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并不能证明科学破产。批评好友张君劢提倡“玄学”，与“科学”为敌，贻误青年。论战由此引发，持续一年多后，张君劢以“玄学鬼”被人唾骂，“科学派”获胜，丁文江是“科学派”的主将。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胡适曾先后创办政论刊物《努力》周报和《独立评论》，丁文江作为人文社会学者云集的作者中唯一的科学家，被胡适称为“谈论政治是文江先生推着去做的，他才是出力最多的。”

　　1922年7月，在丁文江的倡导下，胡适创办政治评论刊物《努力》周报。周报第二期刊发了著名的《我们的政治主张》，包括蔡元培、胡适、丁文江等16名社会名流联合签名，推崇“好人政治”，呼吁成立“好人政府”。在遭遇挫折后，丁文江继续相信“少数人的责任”，并在《努力》停刊前的1923年，发表了《少数人的责任》。这是丁文江在燕京大学发表的演讲的题目。《独立评论》时期，丁文江常说自己是“最出力的投稿人”，先后撰写64篇文章，其中论文24篇，漫游散文21篇，苏俄旅行记19篇。

　　他博学的优势，在政论写作上表现得比较突出。比如就日本国情，他先后撰写了《犬养被刺与日本政局》《日本的新内阁》《日本的财政》等。

　　丁文江还用地理知识来探讨军事问题，写了《假如我是张学良》《假如我是蒋介石》，对战事与时局进行分析。

　　81年了，正如傅斯年所说：“这样一个人格，应当在国人心中留个深刻的印象。”

　　(作者为凤凰网评论总监、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兼职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