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从更为长远的视角打量王世杰，“再造文明”的价值，或许更为凸显。

　　每次去武汉，我都要抽空到武汉大学，到珞珈山的老图书馆看看，主要是拜谒“二王”。图书馆左边是王世杰的塑像，右边是王星拱的塑像。二人都曾做过国立武汉大学校长，也都是武大校长谱系中最为重要的校长。

　　王世杰（1891—1981），早年留学英法，1917年获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士，1920年获巴黎大学法学研究所法学博士。回国后在北京大学任教，讲授宪法、行政法等课程。后来，出任国民政府法制局局长、国立武汉大学首任校长、教育部长、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主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国民参政会秘书长、外交部长等职务，在抗战时期更是身兼数个机构的首长职务。还曾任中央研究院院士、院长，兼任“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常委。1970年受聘任台湾当局的“资政”。因其一生与其国民党员的身份密不可分，所以，1948年，在新华社公布的43名战犯中，王世杰名列第21。王世杰算得上是个“思想史上的失踪者”，从言论史视角看，更是容易被忽略。

　　言论史上的王世杰，其地位源于其创办的《现代评论》周刊及发表的相关政论。《现代评论》1924年12月13日创刊，1928年12月29日终刊，共出版209期，又增刊3期。前期由王世杰主编，1927年移至上海后，由丁西林主编。因批评政府，针砭时弊，曾多次被当局没收、查封。

　　《现代评论》的办刊宗旨是：“本刊的精神是独立的，不主附和；本刊的态度是研究的，不尚攻讦；本刊的言论趋重实际问题，不尚空谈。……本刊同人，不认本刊纯为本刊同人之论坛，而为同人及同人的朋友与读者的公共论坛。”“无论社内或社外，有名或无名，文坛的老将或新进的作家，甲派或乙派，都受同样的对待。”（《闲话》，《现代评论》第3卷第53期）《现代评论》虽存活的时间并不算久，但影响非凡，当时尚在柏林的罗家伦看到刊物后毫不掩饰地称赞道：“我想中国现在是很需要一种有精锐眼光、学术背景、而不做不痛不痒议论机关。《每周评论》及《努力》先后夭亡以后，这种言论机关，尤为国人所盼望。不意今天竟看到《现代评论》！我们不要看轻这种篇幅不多的小报，回想欧洲19世纪的几个大运动，都是小报起的。”“我们的言论，我们的主张，不过是一种不可少的社会教育。所以我们也万不可忘记了我们对于社会教育的责任，万不能离开了这种态度。”（《时局的反照与〈现代评论〉的回音》，《现代评论》第1卷第17期）

　　《现代评论》一度囊括了包括北京大学的陶希圣、周鲠生、石瑛、王星拱、皮宗石、丁西林等四十多名知名教授为骨干。该刊的常任撰稿人中，包括林语堂、吴稚晖、胡适、郁达夫、沈从文、李大钊、陈独秀等。由于这些教授大都住在吉祥胡同，所以他们在被称作“现代评论派”的同时，也被称为“吉祥派”。

　　如罗家伦所言，王世杰对“社会教育的责任”很看重。关于“学校与政治”的命题，王世杰提出了两种意见，第一种意见，欲使教育界的势力，成为一种政治势力，必须使教育界的势力，成为一种独立的势力；第二种意见，欲使学校与政治不相妨害，必须使学校和政治的关系，划分清楚。（《学校与政治》，《现代评论》第4卷第81 期，1926年6月26日）

　　任国民党中宣部部长期间，王世杰主张划分党管和政府管的界限范围，任期三年秉持言论自由的原则，未尝停一报或封一报，因此不获见谅于党部和军事方面的很多人。

　　尽管与王世杰本人的政治信仰截然不同，《现代评论》仍发表了许多介绍马克思主义、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文章。在李大钊遭军阀杀害后，这位法学家写下题为《党狱与领事裁判权》的评论，向当局提出强烈抗议。稿子送审后被毙，当期的《现代评论》便开出“天窗”，并在目录中保留了题目。

　　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助理研究员、法学博士刘猛认为，中国近百年的发展为一大事因缘，即“再造文明”；其具体表征，在学术方面是科学化，在政治方面是国家现代化，而“王世杰在治学、从政期间所做一切，其宏观的指导理念无不是推进学术科学化、政治现代化”。（《刘猛：两个良心|王世杰的政治人格》，《社会科学论坛》2017年第2期 ）

　　从更为长远的视角打量王世杰，“再造文明”的价值，或许更为凸显。

　　（作者为凤凰网评论总监、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兼职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