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将后人意愿强加于前人，实在是一种不必要的迷思。

　　张季鸾早年是否加入过同盟会这样的革命组织？有人坚持认为加入过，也有研究者表示反对。其实他本人一再明确否认自己加入过任何派系组织，早年留日经历也足以表明所言不虚。

　　张季鸾留日时期，孙中山已于东京组织了革命团体同盟会。据好友康心孚回忆，他曾劝张加入同盟会。但张执意“不肯加入”，并表示“实学方能致用，对于政治不感兴趣”。这大体可信。实学致用尤符合张一贯的看法。惟所谓对政治“不感兴趣”，其实并非指他一心只读圣贤书而不关心时局、留意国事。景岩征就回忆，曾与张季鸾、李元鼎等陕籍留学生商定，将日本每月出版的有关国际形势包括日本对远东尤其对中国的动态等新书刊各购一册。坚持每晚各自认真阅读，次日盥洗时互相听取心得体会，借以研究世界局势和日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的动态，从中寻觅、探索救国良策。所以，对具体的国家危机及切实的解决方策这类政治，张季鸾是关心的和感兴趣的。他不满意和反感的，主要是当时一些不太好的现象，如误解和滥用“自由”，以及形式主义的党团政治和派系斗争等。

　　东渡留学前，张季鸾就读的三原宏道高等学堂考取超等第一名、泾阳县廪生范生兰为他写过一篇送行序。其中明确提出，望大家“必自矢志爱国之诚，存报国之念”“切勿拾平等自由之谬说以坏人心而祸天下”。这可以说较细微地反映了危难情境下国人对域外传入的自由平等观念的忧虑和担心。张季鸾抵日后也确实遇到过这样一些情况。不少留学生以谋“自由”为辞，进而反对一切规则。张季鸾非常钦佩的湖南人陈天华极不以为然，他批评当时的“青年误解自由，以不服从规则、违抗尊长为能，以爱国自饰”，望大家“以爱国为念，刻苦向学”，以期“养成尽义务、守秩序之国民”，甚至提出：“当今之弊在于废弛，不在于专制。欲救中国，惟有开明专制。”

　　对这种误解甚至滥用自由的现象，陕西留学监督徐炯也多有批评。在他看来，彼时祸害中国青年者，“非平等自由四字乎？”他主张“重秩序”，认为“一切野蛮自由，又皆以此裁抑之”。强调学生有秩序，则学界可以无风潮；而学问精进，利于强国。张季鸾明显受到这种重秩序、重群体，反对误解和滥用个人自由的观念的影响。这与他素日钦佩陈天华及平常较多接触徐炯，很难说没关系。当时好友井勿幕曾劝他加入同盟会。张表示钦敬孙中山，但也明确说明自己对同盟会缺乏了解，不想草率加入。对好友康心孚的鼓动，也直言“实学方能致用”。

　　为更好地理解参加同盟会和求学报国的关系，我们不妨看看比张季鸾稍前赴日的黄尊三的例子。1905年夏，黄到日本。首先接触到梁启超主持的《新民丛报》，后来又读到同盟会的《民报》，觉得其“鼓吹革命，提倡民族主义，文字颇佳，说理亦透，价值在《新民丛报》上”。1907年8月15日，黄尊三走访湖南同乡宋教仁并谈及国事。早已加入同盟会的宋教仁称“满清绝不知国家为何物，不革命无以救亡，而革命则端赖我辈”，并力劝黄加入同盟会。黄尊三表示：“革命余固赞成，而非空言所能成功，贵在实行。而奔走国事与求学，势难两立。余学业正在半途，今何可遽弃？至入会不过一种形式，目前既不能实行，何必岌岌取此形式？”

　　对于黄氏所言，宋教仁颇为首肯。其实在张季鸾看来，加入同盟会之类的团体或组织，又何尝不是一种形式？只要肯救国，又何必斤斤于形式的入会？而他所以不那么热衷于入会，从其先师刘古愚的不党做派中也可略窥端倪。刘平时言行举止倾向于维新变革，在清末曾被目为“康（有为）梁（启超）党”。而在他自己看来，“康党乃吾党耳”。多年以后张季鸾对刘古愚的这种气质还印象深刻，并时时以此警醒自己。同样，为了爱国、救国和报国，他当然也不会太拘泥于组织形式和派系党见，甚至也可以像其先师那样说一句：革命党实吾（爱国）党耳。某些后来者为论证说明其进步，非要说他加入过后来在历史上的确很重要、而当时则未必如何的同盟会。如此不尊重历史，将后人意愿强加于前人，实在是一种不必要的迷思。

　　（作者为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穆青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