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只想说不想听——原本开放的互联网，导致了更为封闭的传播行为。

　　大约2014年，我跟随一个政府的调研组去莱州调查现代农业。当地市政府一位副秘书长牵头，所有农业口部门负责人都参加。因为对自己身份的自觉，所以，我一直没出声。结束时双方牵头的人要我也发个言，我推辞未果，就提了一个问题，初衷只是对方列举一下即可。结果当地农业局局长沉默了一会儿说：“和你们记者哪能说实话？”

　　记者在日常采写中有一个问题是不可回避的，即当事人的言论确切与否。目前的规范区分了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带引号的直接引语必须有记录为证，是原话；间接引语可以在不违背原意的情况下根据采访过程进行归纳与概括。但其实这也是非常困难的。即使采访对象不都像那名农业局局长一样，直接引语的内容也经常不可靠。

　　一是当事人的叙说，被直接引用的，经常是对事实所做的确定性结论、态度或者意见，即使不是故意，人们也很少会直接表述于己有害的内容，或者违背这样那样的规则直抒事实、表达态度。

　　二是许多涉及事实的内容，都来自回忆。通常而言，记忆也会改写的，人们更倾向于在回忆时“美化”自己，或者使之更具合理性，即使不是故意地虚构。比如，关于恢复高考的决策过程，尽管所去不远，但当事人回忆录中，只有第一位提出恢复高考建议查全性与后来公布的科教座谈会现场记录比较吻合。

　　一般认为，历史比新闻更严谨，新闻由于记述的是新近发生的或者是被认识的事实，往往成为“急就章”。同样记述事实的历史，往往因为记述者切近当时、又经历了时间淘洗，会被认为更真实。但其实疑问很多。中国历史著作的“左马”“班马”中的司马迁，所记叙的事件也经常被人质疑，特别是当事人开口说话的时候。对于这些质疑，钱锺书在《管锥编》中关于《史记》“项羽本纪”、《左传》“杜预注”等章节作了区分：“班书删削，或识记言之为增饰，不妨略马所详；谓之谨严，亦无伤耳。”但是对于详述场景、刻画人物的司马迁，钱锺书并无异议，“见象骨而想象生象”“设身处地、代作口舌”等论述，并征引西文论著中罗马修辞大师昆体灵（今译“昆体良”）称赞李威(今译“李维”)、黑格尔称赞苏锡狄德士（今译“修昔底德”）等说法佐证，也成为关于此类现象的经典论说。

　　其中“见象骨而想象生象”，出自《韩非子?解老》：“人希见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图以想其生也。”历史学研究对历史书写有“同时性感受”的概念，即对于历史文本人们是着眼于现代而理解的，可以解释这种说法。但真实历史与复杂多层的记忆、读者对事实的期望之间，并没有“客观的”联系。

　　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供新闻写作中写实、非虚构、虚构之间关系的思考基础。记者个人的写作，和新闻机构整体的传播行为不能等同。记者个人写作，可以自我约束到对语法的极端追求，比如，不用形容词，基本不用副词，所有句子是基本语句、即“主－谓－宾－状”的形式，还有采访规范等等。但这只是媒体很小的一部分，甚至称不上“部分”，媒体最根本的基础，是“公信力”。

　　这是过去的情况：从积极的一面说，媒体承担社会责任，并自觉或者主动对所报道的事实负责。

　　在互联网兴起以后，整体上舆论的社会环境发生根本变革，一地事件迅速影响全国，个人经常成为网红，10万＋这样的数量概念成为影响力的标准，对互联网的评价出现分化，而由此影响，社会传播经常是单向的——只想说不想听。这是一种反讽：原来是开放的互联网，导致了更为封闭的传播行为。因为互联网上言论的泛滥和一些地方简单粗陋的息事宁人处理方式，阻碍了人们对事实本身的追寻，产生了“浮石沉木”的社会舆论效果。如陆贾《新语·辨惑》中说:“夫众口之毁誉，浮石沉木，群邪所抑，以直为曲。”

　　如果不考虑其间的毁誉、正邪、曲直等价值判断，这一现象表明的是：言说改变人们的认识。舆论是升级版的“言说”，尽管从言说到舆论的过程与机理我们还不清楚。有段时间，我根据公开的数据，对2013年的网民数据，与人们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城乡分布做了个粗浅的对比，除城乡分布外，其它都基本吻合。而城乡分布并不重要，因为很多网民是进城务工青年。

　　这是真正的“大众传播”。

　　（作者为大众日报高级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