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我们不能只看到西方媒体的咄咄逼人，而没有看到西方媒体的专业精神。

　　最近与一些朋友讨论中国媒体价值观问题。其中一位朋友认为，媒体的价值就是刨根问底，媒体的职责就是监督社会各个方面尤其是要监督政府，这样才能体现媒体的价值。

　　笔者认为，媒体当然要把监督社会作为己任，但媒体也应当反躬自问，在社会转型时期如何监督社会才能实现社会效益的最大化。如果媒体自娱自乐，发表一些情绪性的评论，而没有提出有价值的问题，这样只会激化社会矛盾，而无法引导社会前进。

　　前段时间，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决定修建高速铁路，并在香港九龙地区实行“一地两检”政策。可是，这项政策在香港社会引起巨大的非议，香港一些媒体连篇累牍发表市民反对意见，希望政府从维护基本法的角度，慎重考虑这项决策。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从善如流，不仅成立专门机构，向香港社会各界解释这项决策的重要意义，而且耐心地回答媒体提出的一系列刁钻古怪的问题，比如在高速铁路上生下孩子是否属于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居民等。当初在深圳福田区实行“一地两检”政策，并没有引起深圳乃至内地公众的广泛关注，内地媒体也没有提出类似的问题。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这些问题不存在。香港媒体记者之所以能提出这些问题，就是因为他们充分了解香港市民的意见，他们代表市民向政府提出问题，从而使政府不得不考虑这些问题并且提出妥善的解决方案。从这个案例可以看出，媒体应当监督政府，但媒体监督政府不是简单反映普通市民的情绪，而是要提出实实在在的问题，督促政府找到解决方案。

　　令人遗憾的是，内地一些媒体尤其是一些靠近香港的地方的媒体学会了对政府的监督，却没有学会正确监督政府的方法，他们习惯于通过发表评论的方式表达情绪性的意见。由于记者不知道普通市民的所思所想，也没有深入研究政府政策实施后可能出现的问题，因此在向政府提出意见的时候，往往无的放矢。一些媒体记者参加政府的新闻发布会，提出的问题往往大而无当，实际上是让政府官员自由发挥。如果媒体只是希望监督政府，而没有俯下身子去认真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提出实实在在的问题，那么监督政府只能是一句口号。

　　越来越多的记者意识到，监督政府是自己的神圣职责，但他们既缺乏问题意识，又缺乏监督的技巧，因此发表的文章越来越带有情绪化色彩。现在，一些媒体特别是一些都市化媒体主要依靠新闻评论吸引公众关注，他们丝毫没有意识到，新闻的价值就在于提出问题，并且要求权威部门给出解决问题的方案或者找到问题产生的原因。如果只是情绪的发泄，或在问题发生之后扮演“事后诸葛亮”的角色，那么媒体的价值观就是扭曲的。

　　媒体监督政府不是直接与政府对着干，也不是对政府制定的各项政策吹毛求疵。媒体监督政府必须怀着满腔的热忱，从人民群众中收集各种问题，然后要求政府官员给出权威性的答案。媒体应当成为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桥梁，及时把人民群众的意见反映出来，并且千方百计地寻求正确的答案，这样才能不断地化解矛盾，提高政府的决策和实施效率。少数部门和地方政府官员之所以盲目拍板，就是因为缺乏足够的监督，媒体对人民群众关注的事件缺乏敏感性，不能也不敢就一些重大敏感问题要求政府官员公开发表意见。这是一种极为不良的价值观，它反映出媒体工作者得过且过的心态。譬如，针对高速铁路规划设计问题，包括河南省濮阳市在内的一些地方群众动辄上万乃至几十万人签名要求通高铁，这是非常好的素材，它反映出群众对高铁的期盼，也充分反映出高铁规划设计中的科学性问题。如果媒体抓住有利时机，及时地要求中国铁路总公司或者铁路建设集团就高铁规划设计问题发表权威性的意见，那么不仅可以普及高铁的基本知识，而且可以说服地方群众，化解社会矛盾，提高高铁的建设效率。

　　总之，中国媒体不能东施效颦，只看到西方媒体的咄咄逼人，而没有看到西方媒体的专业精神；只看到西方媒体提出的问题，而没有意识到这些问题背后所反映出来的深层次东西。只有不断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提出有价值的问题，才能赢得公众的信赖，也才能提高媒体的公信力。

　　(作者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