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钱端升在主持《今日评论》笔政时认为：“我们对思想问题向来主张思想自由，向来主张容忍怀疑。”

　　学术史上，钱端升曾求学于哈佛大学，后先后执教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央大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并任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1948年，成为国民党政权的中央研究院第一批院士。与之同时，先后撰写了《法国的政府组织》《德国的政府》《法国的政府》《比较宪法》《民国政制史》《中国政府与政治》等。1949年10月1日，他被邀请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1973年，经周恩来协调，钱端升出任外交部顾问，就职外交部国际问题研究所。

　　不久前的5月16日，《钱端升全集》首发仪式在中国政法大学举办。作为政治家的钱端升，认为政治学有三种用途：一是可作为知识研究，二是当作一种研究方法，三是实用，即“谋政治之改良”。编者陈夏红认为，钱端升一生坚持以笔论政，对现实政治显示出极大的热情，体现出知识分子对世界的关怀与焦灼。

　　即便如此，学术史上他曾一度落寞。在言论史上的声名，更容易被忽视，但这丝毫不掩盖钱端升在言论史上的价值。

　　1927年，王世杰发起创刊《现代评论》后，钱端升是该刊物的重要编辑和作者，与其他同仁一起致力于打造一个公共论坛。他与王世杰合著的《比较宪法》，亦是百年学术名著。

　　除此之外，他在《当代评论》《民主评论》《观察》周刊等刊物撰写现实政治题材的评论。

　　担任天津《益世报》主笔期间，短短8个月内，他写出了170篇社论，针砭时弊，主张抗日反对投降。在《新闻纸与政府》(1934年7月2日社论)一文中，他明确表示新闻媒体的职责应是：“(一)为全国民福利着想，以事实为根据。(二)有深远明透的眼光。(三)有实行的可能性，而调勿过高。(四)要完全做到上述各点，主笔政者当然对于学问要有相当的造诣，对于实际政治要有相当的认识，但尤须有大公无私的居心。”

　　在《怎样可以促进我们国家的近代化》(1934年2月18日社论)的文章中，他指出促进国家近代化的条件是：“第一，我们需要一个中心势力”，“第二，我们要尊重新的知识，新的技术，新的人物”，“第三，我们希望全国人民有忧勤惕励，克苦耐劳的精神，而统治阶级尤其要有这种精神。”

　　在《关于宪法草案的根本问题》(1934年8月15日社论)一文中，他表示：“要知道中国此时何以不需要，不宜有，也不能有宪法，我们应先知道中国现在需要的是什么。中国现代需要的，第一步是安定的政局，第二步是统一的国民意志，第三步是有力的政府。”

　　此时在宪政问题上的思考，显然也是同时代很多学人的纠结与挣扎，战乱时期，民主与独裁，究竟该做何选择？

　　1939年1月1日，由钱端升发起并担任主编的周刊《今日评论》创刊。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谢慧在《钱端升与〈今日评论〉》一文中介绍，先后创办的《今日评论》《当代评论》（1941.7—1944.3）、《自由论坛》（1943.2—1945.3），被称作西南联大的三大政论刊物。到1941年4月13日，共两年零四个半月，其间出版了114期。杂志以政论为主，被研究者称为“抗战期间影响较大的综合性刊物”“各种观点的文章兼收并蓄，蔚为大观。”

　　创刊号上，作为主编的钱端升指出：“现在要中国人，尤其是读书人，做应声虫，不许其自由思想，不许其自由发表意见，在事实上是决难做到的……思想自由为自由中的最重要者。要各个人能取得自尊心，要各个人能得到人格上最高的发达，要民族的思想文化有久远的进步，各个人的思想自由决不可少的。这是西方民主各国由经验而得的真实……如果我们决计向民主的道上迈进，我们更不应忽略这些自由。”某种程度上，钱端升的观点亦是这本刊物的宗旨：“我们对思想问题向来主张思想自由，向来主张容忍怀疑。”

　　主编钱端升，同时也是刊物的主笔，累计在刊物上发表评论43篇，议题集中在自己的学术研究视野，宪政与外交。其政论志趣，从标题可见一斑：《国家今后的工作与责任》《一党与多党》《我们需要的政治制度》《我们需要的经济制度》《我们需要的教育政策》《党治与舆论》《联邦制可否行于中国论》《论自由》《青年的思想》等。

　　主持言论笔政的经历，让人想起钱端升在外交场所的一句口头禅：“何况国体攸关？”

　　(作者为凤凰网评论总监、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兼职硕士生导师)